一代女皇之路~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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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光陰如風，三年時間，大唐後宮已然風雲變幻。曾是天子寵妃的蕭淑妃隨著武媚的二度入宮而完全失寵，對於一個嫔妃來說，這是最悲哀的一點，生死榮辱都不過係於天子的心念之間。在帝王掉頭而去棄而不顧的時候，所有的風光和榮寵都隨之遠去，無論過往曾經多麽恩愛又或爲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點的作用。不是沒有試過反擊。史籍上便記述了蕭淑妃怎樣和昔日情敵王皇後攜手合作共同誹謗武昭儀，但高宗不聽雲雲。妃嫔間爭寵互相诋毀原是稀松平常，但曆史永遠是勝利者書寫的，就像玄武門之變前兄弟互相攻擊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並非無能之輩一樣，曆史上的王皇後和蕭淑妃是否就是那麽愚蠢和善妒，而武昭儀是否只是笑而不顧皇帝便自動出馬裁決，那大可以打個問號。我們現在完全找不到蕭淑妃怎樣獲罪遭貶的紀錄，武昭儀是如何說服皇帝對這位昔日寵愛備至、爲他生兒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厭棄，打入冷宮最後處死的，也就成了永遠解不開的謎團。總之，蕭淑妃已經給打倒了，現在武昭儀只需要對付王皇後一個人了。
　　
　　這倒不是因爲王皇後分薄了皇帝的寵愛，事實上這個可憐的皇後雖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兒佳婦”之譽，卻似乎從未得到過丈夫的青睐。但憑著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儀看來，是並不匹配的。母儀天下？她連自己的孩子都沒有，如何母儀天下？在做王皇後的侍女期間，武媚曾經近距離地觀察過這位皇後，待人處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難道說僅僅憑著與生具來的血統，就可以成爲大唐最尊貴的女人麽?智慧、能力、對男人的細心體貼，這些需要後天學習靠自己努力掌握的東西，她樣樣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個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統和美貌，她還有什麽？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後之位？難道說人的命運可以由出生就決定了嗎？又不是種馬。對於這樣的想法，你可以認爲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設身處地的以她的角度看問題，她的確有理由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讀，吃盡無數苦頭最後一門門全優地畢業，卻發現由於血統這種自己完全無法控制的東西，就抹殺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競爭機會，你也會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氣。只是大多數人只會停留在口頭上抱怨幾句，於是他們的人生，也就在滿腹牢騷中原地踏步，這種不甘只能讓自己生活得更爲痛苦，而武媚卻不同，她會去行動，她會去挑戰。
　　
　　然而，李治雖然對她萬般寵愛，卻並沒有廢後的意思。在中古時代，人的一生的確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決定了（就算到了現在，也未必不是這樣，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後天的努力只能幫助你在一定範圍內升遷，卻永遠突破不了那一重極限。有人生來就是主人，有人生來就是奴才，人們理所當然地接受這一信念，如同太陽有太陽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該忠誠於君王，女人就該服從於丈夫。這些觀念，構築起了天地人世間的人倫秩序，也維護著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而在權力頂端的君王，皇後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後不僅意味著兩大家族兩股勢力的聯合，也意味著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間牽涉的非愛情因素太多太多。何況，娶一個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納喜歡的女人做寵妾，原是當時上流社會的慣常做法。
　　
　　王皇後就是當時人們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強大，社會上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門第觀念。翻翻宰相世係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譜可以上推幾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連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裏的。經過隋末的大亂，以往煊赫無比的貴姓高門雖然大多未能免於貧賤，然而他們的門第對於新進的貴族們來說依舊有著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貴姓女是時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唐傳奇中那些善有善報飛黃騰達的書生，最後都會以娶世家大族如範陽盧氏女爲妻作爲結束，仿佛不是這樣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發迹，被上流社會完全接納認同。這種心態，我們可以從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彟頗以娶了弘農揚氏女爲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來。然而，唐朝也是科舉制正式成型的時代。以士族高第爲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卻也爲寒門庶族提供了進身之階，對於特別優秀的人才，甚至還有意識地加以延攬和破格提用，從而給他們以參與感和歸宿感。從馬周白衣入仕的傳奇，從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語，我們可以看到那種大時代新舊兼容士庶合流的變遷。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漢兼容的風格，也讓他們對於傳統封建倫理不甚看重，對於婦女的束縛也沒有後世那麽嚴重。在施政方針上，唐代體現出對於前朝的繼承和發揚，但也明確提出應隨著社會形勢的不斷變化而調整，“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對於各項調整和革新，完全沒有後世那種“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誠惶誠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舊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傳統的同時不乏創新，唐代特殊的時代氛圍，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難重重但最終仍能成功的大背景。這個寬容而博大的時代，有著滄海一般的魄力，既擁有無數的秩序維護者，以及他們的堅貞和保守，又容納了無數的叛逆者，以及他們的破壞和革新。圍繞著皇後之位展開的驚心動魄的爭鬥，實際上就是一場新與舊、對現有秩序的維護與突破之間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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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唐仍爲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爲第一等，即“清河崔、範陽盧、趙郡李、荥陽鄭、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專門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門第的主要針對對象。王皇後即出身於太原王氏。[1] 其父母兩家都與李唐皇室有姻緣關係，她與李治的婚姻，就是從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長公主牽的紅線。據說太宗對這個兒媳婦很滿意，臨死前曾對褚遂良說過：“佳兒佳婦，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護身符。舅舅柳奭當時在朝內任中書令，按照唐代三省尚書執行，中書決策，門下封駁的制度，作爲中書省行政長官的中書令，已是宰相級別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長孫無忌交情很好，權勢頗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於志甯爲皇太子忠的老師，韓瑗爲長孫無忌姻親。因此當時朝中的宰輔重臣幾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後，並不是因爲王皇後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禮”正是當時社會主流價值觀所認可的對象。之後褚遂良反對廢後的說辭便是：“皇後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後，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來濟的谏詞：“臣聞王者之立後也……必擇禮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稱神祉之意。”這裏不約而同提到皇後的標準，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出身於名門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對於王皇後雖然沒有愛意，但也存在一絲敬意，這是對於傳統勢力和主流價值觀的尊敬，也是感性對於理性的屈服。換句話說，高宗對於王皇後的尊敬，實際上是對一手安排這場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對於他有大恩的舅父長孫無忌的尊重，那美好的舊時代的榮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贊揚，內心深處卻常常感覺窒息渴望擺脫的陰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個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輕君主，對挾顧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權對於相權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後，走上層路線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儀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層。
　　
　　和重門第的上層人物不同，下層的宮女和宦官對於王皇後和武昭儀的評價則剛好掉了個兒。倒不是王皇後專門對下人刻薄，但像她這樣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豔羨的名門閨秀，出閣則是太子妃，然後又升爲皇後，可謂一帆風順到極點，從未有過底層生活的經曆。在她的眼裏，那些宮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兩個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雲：“奴婢賤人，律比畜産”，低賤如牛馬，卑微如塵土，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後這樣做慣主子的人，雖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認爲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經地義的事，對身邊人有種熟視無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動關心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宮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後更實實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進宮之初，她謹慎小心，對人人都賠笑臉，因此下人對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這些人雖然沒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卻是重要的消息來源，因此對於王皇後身邊的人必然傾心接納，賞賜起來毫不吝啬，配以她謙虛誠懇的態度，的確非常打動人心。她本來便是天子寵妃，出於跟紅頂白的心態也是人人巴結的對象，如此很快便組建一個龐大的情報網，皇後的一舉一動都能在第一時間傳入她的耳中。而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後全然未曾察覺。這位高高在上的六宮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魚缸裏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儀的視野之中。那雙美麗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著自己的獵物，只待對方一個疏忽一個破綻便將發動雷霆一擊。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多年以後，嘗到了甜頭的武媚在感覺大臣不讓自己放心的時候，同樣想到了借助下層的力量，於是大開告密之風在全國範圍內組建自己的情報網，然而治國畢竟不同於宮廷政爭，後者只需要打倒對手即可，而她在嚴密監控大臣的同時又需要借助他們來治國，酷吏政治既爲她整肅政敵鞏固君權掃清了障礙，也造成人心疑懼無法達到君臣共治，從而導致了武周政權的最終敗亡，不能全歸因於她是女子所以知識分子不願意幫她，這是後話了。
　　
　　然而後宮情報網傳來的消息一直不能讓武昭儀滿意。王皇後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個性，既讓她顯得缺乏吸引力，卻也讓她沒有什麽把柄可抓。即使從修改過多次之後的史書看來，她的最大罪過，也不過就是出於嫉妒而說了武昭儀幾句壞話，並沒有什麽實質上的迫害舉動。對於武昭儀等寵妃，以及她們所生的子女，也常來看望，維持著基本的禮儀和皇後應盡的義務。單一的人生，單一的性格，沒有特殊的長處，卻也沒有致命的短處，正是那種典型的舊式女子，讓長輩感覺柔順放心，讓丈夫感覺無話可說，也讓情敵找不準要害。李治對她說不上喜歡，但也說不上厭憎，以他優柔寡斷的性格，要讓他爲了抛棄這麽一個雞肋而跟所有當朝重臣鬧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機會。
　　
　　如果是一般人，面對這樣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現在過得還不錯，何苦費那麽大勁折騰？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慮。皇後的位置，帶來的不僅僅是尊榮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兒子就會成爲嫡長子，有資格被立爲太子，日後繼承大統，成爲大唐帝國的主人，而不會像那些可憐的皇子淪爲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不久前高陽公主謀反案中軍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愛子吳王恪的無辜慘死，不是不讓人驚心的。何況，君王的寵愛又有多可靠呢？感業寺的經曆是她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蕭淑妃的前車之鑒也讓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愛不再可以有多冷漠決絕。她今日可以這樣對付蕭淑妃，明日未必不會有新寵這樣對付她，如果只滿足於眼下的一時風光，蕭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實證明，李治專情但不專一，他最依戀的是武媚，但身邊女人從來就沒有斷過，不管後來是二聖並尊還是天後臨朝，這一點都不曾改變。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時還很收斂，從未找過情人，當然這未必是出於愛情了。她和李治因緣際會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顧過往經曆，並不能讓武媚感覺放心。貞觀後期當時還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時候（浪漫點說叫共墜愛河^_^）， 也正是蕭淑妃最受寵幸三年之中連生三胎的時候。登基之後，雖然不忘舊情一直都有去感業寺，但後宮美女也源源不斷地進獻。即使是她再度入宮之後，短時間內直升昭儀，風頭似乎一時無兩，李治也並沒有停止東張西望的眼睛。這位新寵便是武昭儀自己的親姐姐韓國夫人，皇帝對她的親密關注，已經到了人們紛紛傳說武昭儀的次子李賢其實是韓國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時孤立無援，與王、蕭的爭鬥還不知鹿死誰手，因此對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這也許正是史書所稱‘初，武後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的實際含義吧！風光無限下的危機，花團錦簇背後的悲涼，李治的恩寵既讓她滋生了奪後的欲望，而他遊移的情感又讓她深深地感覺君王恩愛之脆弱易斷。既然進取和保守都有風險，還不如放手一搏，殺出一片新天地，爲自己爭取正室的名分，爲兒子爭取嫡子的地位。強烈進取的進攻性人格，和內心無時或已的不安全感，終於讓她下定了決心。目標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價去完成，沒有機會，那就爭取機會。神阻殺神，佛阻殺佛。蟄伏三年之後，她終於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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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後舅舅柳奭迫於壓力自請罷相，強大的外朝勢力由此出現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後以厭勝事發，母親柳氏被禁止入宮，柳奭被貶外放，此時的王皇後已經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進谏反對廢後的顧命老臣褚遂良被貶出京。十月，下诏廢王皇後蕭淑妃爲庶人，立武氏爲後。這年年底，王、蕭二人被處死，親戚並流嶺外。次年正月，武皇後之子李弘被立爲太子。短短一兩年間，一連串的舉措疾如閃電驚雷，不僅整個後宮徹底改觀，也震動了大唐朝廷。出手穩、準、狠，對手未及反應便已人頭落地，大唐未來五十年的走向，也在這一連串宮廷政爭中初現端倪。而這一切的導火索，便是千載以來仍衆說紛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據說武昭儀的長女安定公主剛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後探望之後離奇暴斃，武昭儀的盈盈淚水，讓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認定王皇後便是殺嬰的凶手，事情雖無由證明，王皇後卻也無法自解，最後不了了之。但高宗對王皇後的印象從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淩厲的目光下窘迫難安地自請罷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爲一國之母的王皇後有什麽理由去殺一個寵妃的女兒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對象也應該是皇子弘。因此，長期流傳的一個說法，就是真正凶手實際上正是小公主的親身母親武昭儀，因爲沒有這樣嫁禍於人的舉動，她很難向皇後的位置再邁進一步。但《舊唐書》並未記載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頗有不相信者，認爲當時嬰兒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儀所利用而已。不過，最爲勁爆的說法還是近來才有的——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馬光編出來的！論者認爲，武氏長子弘出生於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賢生於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間出生的，那麽一年之中怎麽生得出三個孩子來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沒有多少疑問，《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冊文》中起筆便已述明：“維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绮雲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號谥爲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轉遷葬於恭陵。”據此算來當生於永徽三年，新舊唐書均與之相符。通鑒則有顯慶元年（656年）“立皇後子代王弘爲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爲永徽四年，然通鑒這裏只是籠統而言，比之官方訃文準確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爲皇太子，李弘生於這之後，這一點確定無疑，因而後人即使有所爭議，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間。而近有學者甯志新獨持異議，認爲小公主純屬子虛烏有，他引用《全唐文》裏高宗爲李弘所做悼詞有“年才一歲，立爲代王”之句，認爲這是高宗親筆所寫，必定最爲可靠。這倒也罷了，李弘封爲代王的時間，《舊唐書*孝敬皇帝傳》和《唐會要》均作永徽四年，與李弘生於永徽三年說相符。而甯志新先生獨取兩唐書《高宗本紀》中的說法，爲永徽六年正月，認爲本紀來自於實錄，比列傳更爲可靠。於是，李弘生於永徽五年論堂皇出場，唐代官方爲李弘去世專門發布的正式訃告可以無視，而武則天的長女安定公主也就變成了司馬光頭腦中的幻想産物了。
　　
　　其實，本紀出錯之事並不少見，史官日後整理記事，怎麽也不可能有當時的官方诏令來得準確。何況各類史籍無論官方的還是民間的，都有關於小公主的大量記載，單是直言武後殺女的便還有歐陽修所著的《新唐書》，難道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有同樣的幻覺？不要說宋人，唐人蘇冕所著《唐會要》裏也記載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甯先生作何解釋？[3]最爲可笑的是，就連他認爲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紀，下文也白紙黑字地記述了怎麽爲小公主追封，怎麽遷葬，甯先生怎麽就選擇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這個地步，也算登峰造極了。依據一己所好隨意剪裁史料，官方專門發布的訃告不如他東拉西扯的推論可靠，大筆一揮，整個人便憑空從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豈是治史者應有的行爲？
　　
　　大量史實證明，武昭儀確有一女暴卒，並導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傾斜。綜合各種史籍來看，弘當生於永徽三年末，賢的出生日期則明確記載爲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儀隨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産，因其未足月而生，對這個兒子又特別冷酷，因此有人認爲李賢爲韓國夫人所生的傳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於二者之間，具體年月不詳，約爲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後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爲王皇後所殺，時間應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爲年紀尚小，還沒有來得及封號。十年之後，當時已被尊爲“二聖”的武後想起了早夭的長女，追封她爲安定公主，谥曰思，於德業寺隆重遷葬於崇敬寺，所用禮儀尊貴如親王之制。（《舊唐書*高宗本紀》）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這一年裏，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視如掌上明珠，成爲她最疼愛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舊唐書並未專門紀錄，僅在《則天本紀》之後的史臣評論中略提了一筆，“武後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引爲她的罪狀之一。
　　
　　《唐會要》的記錄簡略平實：“昭儀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後殺之。上遂有廢立之意。”
　　
　　較爲詳細的是《新唐書》，記述如下：
　　昭儀生女，後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後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後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後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後意。
　　
　　而通鑒的記載最爲詳細，但也因細節過於栩栩如生，難免啓人疑窦，不知這等隱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覺？
　　後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後憐而弄之，後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後適來此。”上大怒曰：“後殺吾女！”昭儀因泣訴其罪。後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
　　
　　那麽武昭儀是否有殺女奪嫡呢？我們來看看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吧！
　　
　　認爲武氏並未殺女的多是近現代學者，按他們的看法，舊唐書並未記載此事經過，因此指爲一大疑點。 且按照舊史的記載，武昭儀便必須比任何人都更早發現皇後來訪一事，並且立即做好相應安排，神不知鬼不覺地在皇後走後殺害小公主，然後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剛從外面回來的樣子，這一係列行動很難保證不被宮女發覺，而武媚一向行事謹慎，如此冒險與她向來的作風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測，當時嬰兒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媽把木炭燒得太足，導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氣中毒），或者王皇後沒有帶過孩子，不小心把棉被蓋在小公主的臉上離開，無意中把小公主給悶死了。
　　
　　這些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以次來反駁舊史上的記載個人以爲仍嫌不足。舊唐書因成書倉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實錄和國史，幾可視爲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這一點已爲曆代治史者所公認。而高宗實錄，曾有被武後親自出面監修的紀錄，後雖經反複，但爲尊者諱的現象仍不少見，如不載太宗納弟婦事，不載楊玉環原爲玄宗兒媳等，而這些新唐書和通鑒均秉筆直書，因作者爲宋人不必再爲前朝避諱之緣故，故不能以舊唐書未詳載經過而否認其事。且舊唐書雖然不曾在正文中專門記錄，但史臣評傳中仍有“武後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菹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婦之恆態也。”表明了五代人對此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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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武昭儀有沒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後來訪並做出安排呢？皇後來訪並非鄰居串門，以當時武昭儀在後宮遍布的眼線提前偵知並非難事，而整件事發生在武昭儀自己的寢宮，她要安排宮女們守在哪裏不可走動那是輕而易舉的事。甚至可以說，如果她在自己地盤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爲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日後的上官儀事件。高宗密召上官儀起草廢後诏書，如此機要隱秘之事，也逃不過武媚編織嚴密的情報網，立刻在第一時間內得知，並且立即做出了最爲明智的決定，沒有浪費一絲一毫的時間去聯絡外朝官員如何在事發後進谏阻止诏書生效，而是馬上趕到現場，說服高宗改變心意，從而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武昭儀的信息掌控程度和應變能力無可懷疑是極其高效的，這還完全是突發事件的緊急應變，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處心積慮已久的策劃（皇後顯然不是第一次來探望小公主），要做到這些那就更不成問題了。
　　
　　武昭儀作風穩健是不錯，但並不等於說她不敢冒險。早在太宗病重之際敢於與太子私通，足可證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頸之際,爲尋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決心和勇氣。而彼時她面臨的風險甚至更大，能掌握的東西更少，任何一點不慎都足以讓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爲了多年之後她可能會有一個渺茫的機會。這種性格，我們還可以從她父親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來是以敦厚謙恭的長者著稱，曾經因爲顧忌自己名望不夠而堅辭工部尚書的職位，可見其爲人的謹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風雲之際，他同樣可以冒著毀家滅族的風險，將萬貫家財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場凶險莫測的政治投機中。作爲武士彟的女兒，武媚無疑繼承了他這一特點，並且走得更遠。
　　
　　因此，無論是從動機、性格、還是作案條件和能力，認定武昭儀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並不過分。誠如胡戟先生所言：“許多人懷疑武則天手殺女兒的可信程度，一個母親如何下得去手殺死自己的親生女兒？如果對武則天可以象常人一樣論理，那麽她就不成其爲武則天了。 當時的情勢之下，武則天除非施展宮廷陰謀，腳踩自己女兒幼小的屍體，否則是很難朝皇後位置進一步的。……既然沒有退路，她決不安分守己聽天由命。於是下毒手嫁禍於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學者勾利軍更從她對太平公主的溺愛和對蕭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兒死了，你的女兒也別想有好日子過），認爲這是出自愛與恨之雙向移情，走了兩個極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病態的心理宣泄。從小公主的追封與遷葬來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鹵簿鼓吹及供葬所須，並如親王之制”，谥曰思，從字面上看，當指她一直對早夭的長女念念不忘，而根據谥法，“追悔前過曰思”（《唐會要*谥法》），也讓人聯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誰。安定公主的遷葬明顯逾制，以平陽公主的赫赫戰功，葬禮動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爭辯，這個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讓人看到生爲母親的武昭儀內心的哀傷和悲涼。後來武後臨朝稱制，大殺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爲武後“獻藥”薛懷義得到賞識，被武後收爲義女，改封安定公主，證明她對長女的思念，從來就沒有一刻停止過。
　　
　　這麽一對比，感覺正方的論據的確比反方更有說服力。然而勾先生後面的分析，個人以爲畫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遷怒於人的習慣，如她不喜歡常樂公主，便將其女周王李顯之妃（也就是她的兒媳）活活餓死，難道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關麽？因長女早逝而特別珍愛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密室殺人，如無旁證，何以證實？
　　
　　新唐書和通鑒的相關描寫應該是出自唐人筆記，以彌補正史中缺少的這一環了。以野史入史作爲正史的補充原也是常見的做法，但放在這裏就顯得太戲劇化，應是史官根據民間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斷而作，而不會真有人親眼見到那一幕。也就是說，雖然種種矛頭都指向武昭儀殺女奪嫡，但並沒有目擊證人親眼看見。那麽，有沒有可能小公主的確是自然死亡呢？應該說，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說，當時嬰兒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會否被奶媽或者王皇後不小心悶死？當然，既然沒人親眼見到，那就發生什麽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說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問。誠然當時嬰兒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於醫療衛生條件不好，隨便一個傷風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個健康的嬰兒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說的碳氣中毒）或者不小心悶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單就此事而言，個人以爲說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嗆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兩種死法的幾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時間都是個謎，不知原氏據何而言認爲此事必然發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發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儀苦尋機會不得的時候，王皇後就遇到這樣說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讓人懷疑。如果你相信世間有奇迹，或者就是這類事了吧！而我個人是認爲，武昭儀確有殺女奪嫡，有機會能充分利用到盡，那不過是漢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檔次，沒有機會自己能創造機會，這才是武則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爲空前絕後的一代女皇的原因。
　　
　　事情以高宗李治對於王皇後的印象徹底破裂而終結，從此之後，冷淡變成了厭憎，李治的心底，這個發妻再也沒有絲毫的位置。他雖然不能處罰她，但冷漠而淩厲的目光，卻令得王皇後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請罷相。[4]喪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徹底遺棄的王皇後，此時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徹骨。武昭儀的苦肉計終於達到了目的，親生女兒的死亡爲她帶來了一個上位的機會。僅僅是機會。
　　
　　一個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貴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兒，先帝的侍妾，隨便哪一樣，都是她無從彌補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她這一生似乎都在創造奇迹，最後她自己也成爲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權之上的中古社會中登基稱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價，世間有幾個人付得起？“殺敵一萬，自損三千。”血肉相搏的戰場，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鏟除敵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這一刀，也刺破了世間一切規則和定理。士庶的界限，倫理的約束，都在這樣不惜傷亡不計代價慘烈到近乎偏執的決心面前，灰飛煙滅。她終於突破了宿命的限定。
　　
　　一直覺得，武則天一生中的真正轉折點，不是由感業寺二度入宮，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爲開端的皇後爭奪戰。如果沒有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後位無緣，甚至入不了兩唐書的《後妃傳》。那麽她在曆史上的記載，很可能就是《高宗諸子傳》中短短的一句話：“武昭儀生弘、賢、顯、旦”。由於官方史書爲尊者諱的傳統，我們可能根本不會知道她原來還做過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業寺那段往事，那麽她傳奇的前半生也就永遠湮滅在蒼茫的時空中了。她其實並不是沒有選擇。長期受母儀天下需要賢惠不妒洗腦教育的王皇後，本身又沒有什麽手段和能力，並不見得會拿她怎麽樣。李治去世後，因爲育有子嗣，依據大唐律令她大概也會隨著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兒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樣，以太妃的身份，度過平靜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依靠丈夫的寵愛，兒子的孝順，多少女人這樣度過了一生。而舍棄這樣的安甯，斷然出擊，將自己的奪嫡之謀暴露於人前，無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將已經擁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場只能勝不能敗的豪賭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後們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別的女人占據，卻沒有人能容忍一個妄圖侵占奪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來。人彘的慘案不是因爲戚妃的專寵，而是因爲她的奪嫡了。同時，對後位的挑戰也就等於對擁護王皇後的元老集團的挑戰，生活將會變成一場接著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從此之後，她將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穩。
　　
　　勝則正位中宮，敗則粉身碎骨。作爲凡夫俗子的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這樣的選擇。要有怎樣強烈的自信，怎樣旺盛的企圖心，怎樣冷靜到冷酷的決絕，才有膽量擁抱這樣的人生！這是……瘋狂。“所以我們成不了偉人，因爲我們都不夠瘋狂。”平凡如我輩，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著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懷著複雜的心情，議論著、豔羨著、鄙夷著、唾罵著，看著那個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轉身，棄絕一切塵世間平凡的溫暖和快樂，頭也不回地走向高處不勝寒的榮耀與淒清。屬於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條，屬於鷹的道路卻只有一條，於是，注定了我們只能是看客，而她卻是主角。
　　
　　在這樣的情況下，再來談論她是否事後有過後悔有否痛哭過長夜，似乎顯得有點多余而矯情。人心肉造，她當然會痛苦，但不會因此而改變決定，不會因此而停下腳步，她的意志強大到足以戰勝她的情感，這也是超人與凡人的分界吧。我們只能從日後史書上的零星記載中，約略窺知這位女皇的內心世界：——深宮裏那抹淡淡的血痕，原來從未隨時光而消逝。金庸認爲，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第一個條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是極強的權力欲。隨著安定公主之死，成爲政治家的武則天，終於修練到功德圓滿。
　　
　　精密的計算，準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壇高手也難於抵擋，何況未經風浪的王皇後？永徽五年六月，隨著王皇後舅父柳奭迫於壓力自請罷相，武昭儀感到時機已至，遂在爭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後，向皇後寶座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勢，終於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宮，而有唐一代的曆史，也隨之而改變。
　　
注：[1] 當時有以“娶四姓女”爲時尚，即“崔範鄭王”，一說爲“崔範鄭李”。
　　
　　[2]通鑒：“後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後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後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
　　
　　[3] 唐德宗時，蘇冕撰成《會要》40卷，記唐初至代宗時故事。宣宗時，崔铉等人撰《續會要》40卷，記德宗至武宗時故事。宋人王溥合並二書，並采擇唐宣宗以後故事加以續補，撰成《唐會要》。
　　
　　[4] 通鑒永徽三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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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的皇後廢立事件，影響深遠，因此曆代史家多有論述，大致有以下幾個觀點：
　　1）美色所惑說
　　2）關隴集團與山東豪傑之爭
　　3）士族與庶族之爭
　　4）君權與相權之爭
　　
　　千百年來流傳的多是第一種說法，即“女禍論”，指高宗昏庸無能，爲武昭儀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擺布的旗子，在其操縱下殺了對大唐忠心耿耿的顧命大臣長孫無忌等人，從而種下亡國禍根。世易時移，如今當然沒人再用這樣帶有明顯歧視性的詞語，代之以頗具浪漫色彩的“愛情說”，講一個膽小沒用的男人，爲了給愛人一個正室的名分，如何在愛情力量的激勵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戰大風車似的勇氣，把於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們一口氣宰了個精光，從而成全了他和愛人的一段傾國姻緣。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說成是老鼠愛大米，大約也是國人善良心態的一種體現吧^_^ 然而對於一個君王來說，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慮的問題，李治若真對顧命大臣們信任有加，倚之爲國之棟梁，大可采用折衷的辦法，如後來唐明皇便是讓武惠妃享有皇後的待遇卻無皇後的名分，豈會爲了一個寵妃而自毀長城？考慮到長孫家與李唐皇室姻緣交錯，淵源極深，高宗兩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長樂公主與新城公主均聯姻長孫家族，而竟采取貶嫡、殺戮乃至禍連九族這樣的極端手法，著實令人深思。所謂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縱，不過皮相之論，不足深究。
　　
　　而“關隴集團與山東豪傑之爭”一說，則是由陳寅恪先生提出來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開創之關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爲支柱，人事上以關隴集團爲軸心，其間不容別一統治階級存在。故太宗晚年爲國本計，大力扶持長孫無忌爲代表的關隴貴胄，打壓山東寒族，殺劉洎、推倒魏征碑、貶逐李勣等，均爲其執行關中本位制確保傳位順利的一係列具體手段。故此以李勣、許敬宗、李義府（李義府爲劉洎引薦）爲代表的山東庶族地主，便擁護同爲山東庶族出身的武氏爲後，而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爲代表的關隴貴族，則擁護同樣出生士族的王皇後，雙方遂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爭鬥，最終以關隴集團的全面敗北而告終。而武後掌權之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西魏迄武曌曆時既經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至分崩墮落不可救止。其後皇位雖富歸李氏，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先生認爲，李唐國本之所固，正在於由西魏以來的關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時天下府兵六百余所，關內道獨占二百六十多所，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嶺南諸道多不過十余所，乃至兩三所，故此形成了舉天下之力而不敵關中的強幹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層開始方能成功，這也是武後何能以一婦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亂均可輕易撲滅的緣故。然武後自垂統以來，爲滅唐興周而有意破壞關中本位政策，大殺李唐舊臣，開科舉提拔寒門，聽任甚或破壞均田制和府兵制，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洛陽，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時，各項舊制已然大壞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聽信李林甫讒言而走入歧途，以關中爲本位的強幹弱枝局面不複存在，地方大員始可爲患，遂釀成安史之亂，爲中國曆史別開一新世局。陳先生據此認爲，“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爲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而這一切的起點，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而武氏之立後，實爲“吾國中古史上一轉折點”（《記唐代李武韋楊之婚姻集團》）。
　　
　　被列入關隴集團的反對派主要有長孫無忌、褚遂良、於志甯、韓瑗、來濟等人，被列入山東豪傑的主要有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其領袖人物分別是長孫無忌和李勣了，太宗當日以他們同爲輔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東集團領袖李勣之助，遂不顧關隴貴胄的反對而悍然行事。陳先生爲隋唐史一代宗師，立論高遠，氣魄宏大，其關中本位制影響很大，原非小輩所能妄斷。然陳先生的研究多是從大處著手，並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個細節，許多學者因此跟他有過商榷，認爲陳先生有關“關隴集團”“山東豪傑”的論述雖然精妙，但無論何事都往這上面一套未免有亂貼標簽之嫌。陳先生自己也承認褚遂良和許敬宗論出身及非關隴集團也非山東豪傑，不過黨附他人。於志甯雖出身關隴集團，但在立後之爭中態度中立，不敢表態。而上表勸谏反對立武氏爲後的來濟，本爲舊隋大將來護兒之子，江都之難中爲關隴軍事貴族宇文化及所殺的來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麽也算不上關隴集團中人。其勸谏當是出於太宗朝之忠谏遺風，並非爲關隴集團利益著想。而長孫無忌打壓的政敵之中，同樣也有李道宗這樣的關隴集團中人。因此，僅以地域出身來解釋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個人以爲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鑒於這一點吧，在此基礎上又推出了士族與庶族之說，長孫無忌自然是士族高門的代表，而武氏則是庶族寒門的保護神，被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時期，這一說法被賦予了一定的政治內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後的、阻礙曆史發展的，庶族是新興勢力，進步的，順應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謂儒法鬥爭的概念，長孫無忌是反動儒家的代表，武則天就是進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誰，當然不言而喻了，聯想到當時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這一標簽真是太惡心了，以至於文革之後，很多備受迫害的學者專家氣憤不過，紛紛撰文論證“武則天及其宮廷奸黨才是腐朽的士族勢力的代表”，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了。客觀的來說，武後臨朝稱制之後，大開科舉破格用人，的確有打壓支持李唐的士族勢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楊篡周之後急於擺脫舊日關隴同僚而開科舉，然而，這僅僅局限於支持李唐的士族勢力。她本人對士族並不反感，甚至還相當看重，她爲愛女太平公主擇婿薛紹，聽說薛紹的嫂嫂蕭氏出身寒微，竟說“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爲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紹的哥哥休妻，直到別人提醒蕭氏其實出身蘭陵蕭氏，國之舊姻，才告罷休。具體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後廢立，更不可以武斷地說成是士族與庶族之爭了。
　　
　　因此，這場立後廢後之爭，實爲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君權與相權之爭，大權旁落的年輕皇帝與威名震主的顧命重臣的權力之戰。鬥爭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於上位的武昭儀與忠於先帝遺诏誓保王皇後的輔弼重臣的忠奸之爭，也非山東庶族軍方代表李勣對陣關隴貴胄文官領袖長孫無忌，而是當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對待權傾朝野的三朝老臣長孫無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說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淵的問題在於有個讓他“痛並快樂著”的兒子（網友可卿語），李治的問題是不僅有個儒家聖王的老爸，還有個空前絕後的太太，任何人給這麽兩位一前一後一擠兌，也都會變得什麽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門觀百戲，之後對侍臣說：“我聽聞吐蕃人喜歡打球，這也是好的習俗，曾經一度觀之。昨日登樓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見到。這些吐蕃人以爲朕喜愛打球，所以就馳騁表現。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舉一動影響深遠，豈能太隨意輕率，所以朕已經焚毀此球以此作爲自誡。”[1]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文文裏這位不願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變成了他父親唐太宗^_^ 這類事例還有很多。雖說高宗的確對武則天的崛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成王敗寇到這個地步，也難怪他郁悶。說來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頗爲顯赫，而且大部分是顯慶之後長孫失勢而武後尚未獨掌握朝政之際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國能力較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讓。太宗晚年，曾讓當時還是太子的李治監國，對他處理政務的能力也表示滿意，只是擔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縱，知子莫若父，太宗對於李治的評估的確是很準的。不過，永徽年間他被長孫無忌逐步架空應該說並不完全是他性格的問題，權力交接過程中羽翼未豐的年輕君主被顧命大臣壓制之事曆代均不少見，而李治的情況，尤爲特殊，因太宗一開始並沒有把他視爲太子人選，很長時間內他沒有屬於自己的強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當年承乾與李泰爭位兩敗俱傷之後才得來的。而長孫無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極其關鍵，可以說沒有無忌的力挺，便不會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從貞觀後期的太子廢立之事講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當立嫡立長，長孫皇後爲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晉王李治。承乾爲人聰穎，多次監國期間也挺受太宗贊許，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難。太宗是個完美主義者，他自己本非嫡長子出身，對立嫡以長的制度並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漸漸向被譽爲“聰敏絕倫”、“文辭美麗”的魏王李泰傾斜，承乾因此憂懼不安，頗有些自暴自棄的舉動，加之李泰不住挑撥，約在貞觀十年長孫皇後去世前後，太宗便産生了更換太子的念頭。[2]與此同時，太宗對李泰的恩賞越來越重，屢有逾制之舉，許開文學館，每月賞賜超過皇太子等。隨著太宗的心思越來越不加掩飾的流露，李泰身邊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馬房遺愛、柴令武等，細心的朋友會發覺，這些人正是日後高陽公主謀反一案中的主角^_^ 對於泰的奪嫡之謀，反對最厲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勸谏太宗不可對泰有逾制的封賞，一般理解爲這是兩位大臣的忠直，然內裏卻另有乾坤——堅持嫡長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則日後和長孫無忌一起合力將晉王治推上了太子寶座。當時大臣分爲兩派，擁護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於志甯、杜正倫等，擁護李泰的有劉洎、岑文本、馬周、崔仁師等。貞觀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險舉事失敗，太子黨全軍覆沒，侯君集被殺，杜正倫被貶，此二人均爲魏征所薦，太宗於是懷疑魏征“阿黨”。褚遂良因敢於向太宗進谏，且許多問題上見解與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將“前後诤谏言辭”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後，太子案發，政治形勢已然大變，已投靠長孫無忌的褚遂良便將此事告發了。此時諸事並發，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與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約，並推倒了魏征的碑，爲封建時代一段十分罕見的君臣之情畫上了一個並不完滿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標志著擁護太子的大臣集體失勢，其後太子之師於志甯雖因爲人正直、才學出衆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渦中，一般都是隨大流唯唯諾諾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後之爭中，他持中立的態度，但因爲是太子忠的老師，所以還是受牽連被貶官。說來於志甯也夠倒黴的，誰讓他品行和才學名聞天下，要給太子找老師第一個都會想到他，於是連當了兩位倒黴蛋太子的老師，再怎麽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麽多文武重臣都卷入這場謀反案，也大大動搖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體的良好關係籠罩上了一層陰影，他開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們，信任越來越集中到長孫無忌這樣多年知己兼姻親的身上。正是在這種心態之下，長孫無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廢之後，太宗本有意立愛子泰爲太子，公開爲愛子在朝堂上吹噓，轉述李泰欲百年後殺子傳位晉王治的承諾，不想褚遂良當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經據有天下之後，竟會殺子傳弟的？這樣說只能證明魏王的心底險惡和虛僞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經驗，原本不難看破這一點，只因惑於一點愛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謀反案發後說的一番話，一直在太宗頭腦中盤旋：“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想想此話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確查出李泰確有不少不軌舉動。而此時李泰奪嫡心切，難免破綻百出，想到唯一威脅自己爭儲位的只有幼弟李治，於是跑去威脅李治，此事爲太宗獲之。冷靜下來的太宗終於意識到立泰的不妥，認爲李泰心性險惡不能兼容兄弟，也難以得到朝中關攏重臣的支持，別無選擇之下唯有立治爲太子。然而才華橫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爲鍾愛的兒子，陷入理智與情感中的太宗矛盾萬分，通鑒有載：
　　承乾既廢，上禦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床，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诏；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 上乃禦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歡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
　　
　　立儲之事，至此塵埃落定。單獨留下來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選，房玄齡先於太宗去世，褚遂良黨附長孫無忌，最值得注意的兩個人，便是長孫無忌與李勣。
　　

[ 本文最後由 boy69731 於 07-5-10 11:15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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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孫無忌
　　
　　在兩儀殿中，太宗的一個舉動十分不同尋常——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可見長孫無忌在立晉王治爲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無忌曰：“謹奉诏；有異議者，臣請斬之！”“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從這些言詞裏，我們可以察覺到無忌的一言九鼎，隱隱然已有領袖群倫的架勢。之後太宗不滿李治的仁弱，擔心他控制不了局勢，忍不住在長孫無忌面前抱怨，認爲不如吳王恪，當即被長孫頂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權，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 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雖說太宗只是說說而已，不大可能廢嫡立庶，將奪嫡的爭權之戰的對象範圍從局限於嫡子之中，擴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帶來政治局面的大動蕩，否則也不會只和長孫無忌密語，長孫無忌卻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過欲殺侍臣，長孫無忌教導李治犯顔直谏，言辭激烈，太宗轉怒爲喜，收回成命，對李治刮目相看，從此再也不提更換太子一事了。凡此種種，說沒有長孫無忌，李治絕不可能當上皇帝，決不爲過。當然，長孫無忌也是有私心的，雖說泰和治都是他的親外甥，但泰的身邊已有一群支持者，多與無忌政見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寵愛，對這個舅舅並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這點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覺，在抱怨李治不如吳王英武而長孫表示反對的時候，太宗便說了一句重話：“你這麽反對，是因爲李恪不是你的親外甥嗎？”（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無忌作爲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終是貞觀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李勣
　　
　　這幾位在場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現，最爲突然，這是這位長期駐守並州長達十六年的大將首次進入政治中樞。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時代在軍中的威望便可與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繼位後，他卻一直留守在並州，從未做過京官參與過朝中大事。貞觀十五年征拜兵部尚書，但也未曾赴京。並州爲李唐龍興之地，緊靠突厥及薛彥陀，確實非常重要，但貞觀十七年前，李勣明顯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這時征調入京，一般認爲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誅殺，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點，李治在爲晉王時遙領並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頂頭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並州大都督府的長史。故此，太宗在貞觀十七年後對李勣大加恩寵，不僅在於李勣文武雙全，在軍中頗具影響力，也是考慮到他與李治的這一重淵源，期望他日後能爲兒子保駕護航。舊唐書載：“（貞觀）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將這一重關係說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書門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規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雖然進入了中央，但地位遠遠不能和長孫無忌相比。他長期遊離在決策圈之外，和長孫無忌又素無交情，頗覺勢單力孤，因此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他是最積極的響應者，也有借此立功擴大影響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雖然失勢，但畢竟是太宗自己處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員受牽連不是很多。像馬周、劉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輔佐李治，李治的東宮班底，便是由這樣一支矛盾重重的隊伍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後事中大顯身手的許敬宗，也在此時進入東宮，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黨，也非魏王黨，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麗時命太子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可見頗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剛剛繼位，許敬宗便被人彈劾貶官，排擠出政治中樞。人人都知許敬宗因擁護武昭儀爲後而東山再起，卻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舊臣這一點，此處特加以闡明。了解了這些之後，再看永徽六年這場立後之爭，或許會有新的看法吧！
　　
　　貞觀末年諸子爭儲，承乾和魏王各結要臣，文武官員也“各有附托，自爲朋黨”，嚴重影響了政局的穩定，迫使太宗最後不得不另選李治以折衷調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於是貞觀十七年正式冊立李治爲皇太子之後，太宗采取了一係列行動，拔除國內國外的不穩定因素，以確保唐王朝的長治久安。概括起來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掃除敵國，讓李治能夠面對一個相對單純的國際環境。
　　2） 整肅清理國內不服李治的勢力和可能對李治不利的大臣，確保政局的穩定。
　　3） 選好輔政大臣，保障政權的順利交接。
　　
　　國際方面，貞觀後期的對外戰事明顯比初期頻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決，顯得越來越缺乏耐心，頗有欲在生前盡量解決所有爭端之意。親征高句麗也是在這種“不遺子孫後患”的心態下發動的。此役雖未達到一戰滅國的效果，唐軍並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僅僅在高句麗戰事結束後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掃平漠北強國薛彥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麗開戰時該國頗有些不老實。一戰滅國之後，太宗更乘勢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將鐵勒回纥諸部落安撫+恐嚇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親吐蕃之後，雙方關係尚屬融洽，貞觀末年，吐蕃贊普松贊幹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爾開西域，針對西突厥汗國發動以吞並整個西域爲目標的昆丘道行軍，唐軍殺焉耆王，俘虜龜茲王，“綁架”於阗王入侍，招撫西突厥各部，在碎葉以東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王朝從此確立了對西域的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鎮，以安定西域，守護隴右，捍衛關中。
　　
　　經過一輪胡蘿蔔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對境外勢力的優化組合了一番，唐帝國的國際環境大大改善。而國內政局的穩定，也是太宗十分關心的問題。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晉王派團結一致，精誠合作的，立晉王爲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結黨相互傾軋之意，繼馬周、劉洎被派去輔佐東宮之後，原魏王黨的岑文本又被升爲中書令，可見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終更爲信任長孫無忌爲首的關隴舊部，且對於曾經卷入承乾與李泰之爭的大臣心有成見，這就爲長孫一派打壓異己提供了機會。晉王治被立爲太子之後，原來擁護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決非偶然。先是崔仁師“忤旨”被貶，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留太子監國，崔仁師與韋挺（也是魏王黨）共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水運，這是個苦差事，結果兩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師之後將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頗忌嫉之”，終又以“罔上”之罪被貶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爲中書令之後不喜反憂，歎自己非勳非舊而得高官，責重位高，惶恐不安，應是感受到了這種山雨欲來的莫名壓力。或者是因爲心理負擔太重，岑文本越發兢兢業業，疲累過度，不幸英年早逝。馬周爲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謙沖，很會做人。唯有一向任俠使氣的劉洎依然故我，鋒芒畢露，終被卷入黨爭之中而遭橫死，成爲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
　　
　　劉洎“性疏峻敢言”，爲貞觀後期最出名的谏臣，不僅對太宗多有規勸，同僚之中若有過失也同樣率直敢言。曾上書猛烈抨擊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勳引薦官員多存私心，處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久妨賢路，殊爲不可。”這種性格是否受人待見，問問你自己是否喜歡BBS上老拍你磚頭的就知道了^_^ 納谏是帝王的職業道德，普通人沒有這個思想覺悟的還真有點吃不消。不過，劉洎的確也有不知輕重，政治敏感度不夠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時被提拔爲侍中和中書令，分掌門下和中書省，但卻沒有岑文本那份懼月滿則虧的智慧。太宗征遼，命劉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監國，臨行前對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劉洎貿然答道：“陛下不必擔心，大臣如果有過錯的，臣立刻就殺了他！”太宗震驚於他的狂放，當即對他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這幾乎是警告了，而劉洎反誤解這是太宗對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語，進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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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九年，太宗自遼東回師，途中病倒，劉洎與馬周入谒，出來在門口遇到褚遂良。劉洎哭著說：“聖體患癰，極可憂懼。”褚遂良歪曲原話，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狀，說劉洎認爲太宗病倒沒關係，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權臣自命，輔佐少主而鏟除異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惱怒，疾愈後親自審問劉洎，劉洎據實以答，當時在場的馬周也爲他作證。然而褚遂良執證不已，太宗於兩派之間，始終更爲相信褚遂良，於是賜洎自盡。太宗一般不輕易殺大臣，犯罪該殺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聽偏信，置馬周的旁證於不顧，當是承乾事件的後遺症，以及征遼臨行前劉洎給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劉洎自盡之前，向獄吏要紙筆欲上奏遭到拒絕，劉洎死後太宗才知道這件事情，可能察覺到了什麽，卻又無法挽回，只能把獄吏下獄懲辦一通。劉洎之死，雖與長孫無忌及諸遂良對於非我族類的排擠不無關係，但主要還是太宗對原魏王派官員不信任的心態作祟，是太宗執政生涯中的一個汙點。
　　
　　經過一輪有意無意的清洗和排擠，原魏王派官員已所剩無幾。後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齡、李靖等重臣也相繼去世，原本熠熠生輝號稱明星陣容的貞觀政壇逐漸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心境更是進入了沈沈暮年。在繼承人差強人意的情況之下，輔政大臣的人選也就變得越發重要。故舊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堅辭宰相之位的長孫無忌越來越受重用，地位穩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機中，他除了表態支持皇帝的決定，幾乎都隱身幕後，沈默以對。在波詭雲谲、暗潮湧動的貞觀後期宮廷裏，他的沈靜和穩健，使得太宗對他越發看重，視之爲甯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爲李治挑選輔政班子的時候，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心人選。這是太宗對於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親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綜合各種資料看來，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單一早已經確定，即以長孫無忌爲主，以諸遂良爲臂助，以李勣爲制衡。能被列入顧命大臣的人選，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爲精擅權謀的封建帝王，太宗對於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無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顧忌和防範。作爲下一代領導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長孫無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風穩健，也不缺乏決斷，玄武門事變力勸太宗奪嫡，貞觀年間輔政多年經驗豐富政績斐然，顯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雖有私心，但對外甥李治的關愛仍是有目共睹的，決非作僞。其關隴貴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聲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適的托孤人選。太宗對於他的擔心主要有兩重，其一是對他軍事能力的懷疑。貞觀末年，太宗品鑒群臣，對於無忌的評價是：“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 長孫無忌長於內政，卻不善軍事，加之個性“倨傲”，和武將關係疏遠，多有不合。（題外話一句，這種疏遠，不排除有無忌刻意爲之的成分，“善避嫌疑”這四字評語也不是白來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終爭取到顧命大臣的權力。）隨太宗親征高句麗，大約使這一缺點暴露得更爲明顯，因此必須有一位軍事強人來協助他處理國際事務。其二是對外戚專權的擔心。貞觀末年，無忌的專權之勢已然隱隱流露，太宗對其私心也有所察覺（詳見上文君臣二人論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曆史，很清楚中國曆史上主幼國疑之際循環出現的外戚權勢過大的現象，隋文帝楊堅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國輔政最後篡奪了北周的江山。特別是在繼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況下，太宗不能不沒有這層顧慮，於是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方法。貞觀二十三年，繼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之後，再以嫡親女兒新城公主下嫁長孫诠，鞏固兩家聯姻，動之以情。此外，以與長孫無忌關係疏遠的李勣執掌軍事，分之以權。如此既有協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執政人選，也就顯得至關重要。
　　
　　至於李勣其人，向來不願卷入政治漩渦中，這可以說是曆經瓦崗時代、李唐開國之後飽經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說是恪守爲臣本分，“軍人不參與內鬥”的職業道德。李勣在當時的名聲很好，爲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虜之後，不顧其禮遇想方設法回歸李唐的麾下，這些都爲他贏得了忠義的美譽，被高祖贊爲“純臣”。玄武門事變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協助的請求，當時太宗雖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後倒又覺得軍人不參與政治的可貴，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雙全，在軍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舊屬，是太宗心目中比較理想的軍事大總管。不過，太宗對於武將的防範，又比文臣更爲嚴厲。畢竟，國家的權力基礎說穿了就是暴力機關，文臣盡管再大權在握，要達到造反的程度卻難。而貞觀諸將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當時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權兵力之資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處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險的。因此，太宗並未將他作爲臨終托孤的對象，而是將他置於長孫無忌之下，以文臣主導，以武將輔佐，一方面不至於直接挑戰威脅到長孫的地位，也就不會引起長孫無忌的敵意而引發內耗，造成類似劉洎之死那樣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軍權的人物權勢過甚，那便無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輔政大臣諸遂良，無論能力、聲望、還是背景，都不足與長孫無忌與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長孫無忌太聰明，李勣太圓滑，都不喜歡進谏，規勸李治接受群臣監督、不要行差踏錯的任務便落到了諸遂良的頭上。此外，長孫無忌身爲首輔大臣位高權重，難免遭人嫉妒和政敵攻擊，王皇後個性柔弱，諸遂良也負起了保護外朝內宮的這兩位當家人的責任。太宗所揀選的三位輔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輔、良將及谏臣了。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宮時病情急劇惡化，自感已不能回京，於是突貶李勣爲疊州都督。李勣接旨，連家都不回便動身前往。數日之後，太宗病危，急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內，托以身後之事，並對太子說，“只要長孫無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爲國家擔憂！”隨後又單獨對褚遂良說：“太宗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輔政之後，不可讓挑撥離間之徒陷害無忌。若出現此事，非複我臣。”命褚遂良草擬遺诏之後，太宗病逝，時爲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長孫無忌拭去眼淚，請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撫內外，李治竟不能答。無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發喪，急招禁軍飛騎護送太子由翠微宮回京，將諸事安排停當之後方公布太宗駕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繼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進二品，旋即拜相。
　　
　　有說太宗生前貶嫡李勣的一個原因，是李治於他無恩，這麽來一下，必能“致其死力”。兩唐書中均有類似記載：
　　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
　　
　　唯《資治通鑒》記載爲太宗密囑李治，若李勣徘徊顧望當殺之：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仆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當時的情況而論，太宗擔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這樣囑托是極有可能的，但說話時應只有他父子倆。事後高宗可能會將這番話告訴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說出後面那半截“如不願則殺之”的話，所以新舊唐書都只記載了前面的說辭。而通鑒的說法，可能是高宗說出了這話之後，旁人或者後人根據當時的情況而有了這樣的傳言，司馬光覺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過，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就會知道將李勣調離京城的確事出有因。當時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長孫無忌等均隨侍在側，不在京城。既已確定無忌輔政，而李勣與他關係平平，又手握重兵，那麽將李勣暫時調離政治中樞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確保政權交接的順利完成。這和太宗發喪獨不準李泰前來奔喪是同一個原因。李治繼位後對李泰不薄，這麽做主要還是因爲非常時期減少不穩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繼位，加封長孫無忌爲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這是集三省權力於一身了。而以李勣爲尚書左仆射、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兩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長孫無忌堅辭知尚書事，李勣則堅辭尚書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師於志甯爲侍中掌管門下省，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兼禮部尚書。新一代的領導班子，大致就是這樣。
　　
　　李治繼位之後，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是權力交接時的正常現象。東突厥車鼻可汗，及負責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賀魯接連反叛，名將高侃（我偶像高適的爺爺啦，一定要提一筆^_^）生擒車鼻可汗，押送至京師，於是東突厥汗國所有部衆，皆爲大唐封內之臣，以其地分置單於、瀚海二都護府，阿史那賀魯的叛軍也被唐軍擊敗，邊陲安定。國內則表現爲對第三代領導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長孫無忌謀反，李治問也不問當即初斬。接著褚遂良和許敬宗雙雙被人彈劾，褚遂良被告以低價強行購買他人土地,就是仗勢欺人搞土地兼並了，許敬宗的罪名是將女兒嫁給南蠻首領馮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禮，被告貪財害禮，“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這理由現在看起來多少有點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爺是少數民族，其實對方好歹也是個小王子的說，要現在不知道多少人甯願倒貼也要嫁出國去，咳咳，時代不一樣^_^ 調查結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雙雙被貶外放。不過褚遂良很快就官複原職（顧命大臣到底不一樣），許敬宗雖然後來也被召回京師，卻只能去弘文館繼續寫他編不完的曆史書，被排擠出決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樞已無異己存在，自然同心協力，年輕天子初登大寶，自信心嚴重不足，也表現得相當合作，對於兩位輔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無有不準，“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就是說克制自己，聽從二人的教導，史家用詞真是精妙無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過，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確實執政經驗豐富，很有治國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間，邊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號爲永徽之治。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議的頒行，其二是五經正義的統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羅馬法，東有唐律”，作爲中華法係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後世各朝修訂法律的楷模和藍本，之後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都未超出唐律的範圍，另一方面也對東亞諸國，諸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古代法制産生過巨大影響。而我們所稱的唐律，正是於永徽年間制定並頒行的唐律疏議。永徽初年，長孫無忌在《武德律》、《貞觀律》的基礎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爲一體，稱爲《永徽律疏》，經皇帝批準，頒行天下。此後，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過較大的修訂。因此，《永徽律疏》就成爲唐律的代表，後世稱爲《唐律疏議》，代表著中國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體例完善，結構嚴謹，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對變相貪汙受賄罪的認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鑒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給今人的一份極爲珍貴的瑰寶。
　　
　　而五經正義的修訂則是延續太宗朝未完的事業，兩漢經學大盛，然派別衆多，各存門戶之見。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學，對經學亦極留意，認爲經籍文字多有訛誤，爲害後學非輕，遂於貞觀四年，命顔師古考定五經，定爲五經定本。其後，太宗又以經書章句繁雜,複诏孔穎達撰定五經義疏，名爲五經正義，至貞觀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學士複以考正，於是長孫無忌諸人便就原書加以增補，作爲定本，於永徽四年诏頒全國，定爲國學，規定科舉取士皆以正義爲標準，就是相當於現在公務員考試有了統一標準教材^_^ 要想當官出人頭地，就必須熟悉五經正義了，這是繼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把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聯係起來，對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進一步加強。而另一方面，自《五經正義》修定後，諸經文字由此劃一，學術思想的定於一尊，也有助於政治上的統一及穩定。
　　
　　由此可見，永徽之治的出現長孫無忌當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貢獻都是無以倫比的。而李治的表現也可圈可點，他繼承了父親善於納谏、賞罰分明的作風，對於吏治，特別是地方吏治，尤爲看重，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貞觀末期重中央而輕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絕各州縣貢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稱：“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讓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說無妨，如果時間不夠，可以回去寫奏折呈上。”之後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閣，詢問當地民生狀況及政令執行情況。另外還值得一贊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間日日上朝，想想年複一年天天四五點鍾就起床，還真要點毅力和幹勁。可是，漸漸地，李治發現，盡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決定卻似乎越來越少——權力已經不知不覺地轉移到了長孫無忌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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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或有這樣的疑惑，封建專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絕對集權嗎？怎麽還會發生大權旁落這種事？這話也對也不對，誠然名義上所有決定都由皇帝下達，然而擬定各項政策的主要還是大臣，宰相爲百僚之首，“總百官，治萬事”，其職權範圍涵蓋甚廣。唐代的中央集權，比秦漢又有加強，由獨相制變成了群相制，軍國政事要全體宰相商議通過後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準與否，倒是和現代西方的議會制頗有相似之處。而首席宰相，唐代稱爲“秉筆宰相”，輔弼天子，實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單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權升遷黜免三品以下官員（當然要報經皇帝批準），考慮到宰相自己也不過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榮而無實權，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權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爲何王皇後舅父柳奭罷相之後，接下來提拔的仍然是反對廢後的韓瑗和來濟，因爲名單本來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畫圈和不畫圈的份兒。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兩個估計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選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選官的，稱爲“诏選”，但並不常見。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爲太過稀少的緣故。具體國策基本也是由中書省擬定，集體討論通過後轉交門下省審議複核，再上呈皇帝批準，轉交尚書省執行，即所謂中書出令，門下封駁，尚書執行。不太強勢的君主會感覺十分被動，因經中書門下呈上來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體大臣的意見，如要反對會感到很大壓力，猶如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動用最後否決權，使自己在衆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個官僚機器的對立面。
　　
　　不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樣需要政事堂宰相商決附署，中書省草擬诏書，門下審議通過後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較爲開明，屢屢有皇帝诏令被駁回之事，門下省官員甚至直接在诏令上塗改而奏還，稱爲“塗歸”。敢於封駁的官員被視爲“勁節”而廣泛受到時人的稱贊，唐代頗有些幹這種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這也是政績之一，而不敢封駁的則被視爲碌碌無爲迎奉阿旨的庸人。後來武後廢中宗，軟禁睿宗，正一門心思想當皇帝，知道诏旨在中書門下會遇到麻煩，索性繞過去直接下旨，引發大臣不滿，宰相劉祎之即道：“不經鳳閣鸾台（中書門下），何名爲敕？”你這聖旨都沒有經過中書門下審閱，算什麽聖旨？可見當日之規矩流程，不經中書門下的诏旨極爲少見。李治初登大位，經驗和信心都不足，還在繼續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學生=好皇帝^_^
　　
　　永徽年間，長孫無忌既爲檢校中書令，執掌中書省，同時又知門下省事，集兩省大權於一身，而他還是天子舅父，顧命大臣，權勢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熱勢絕倫”來形容，絕不過分。從上文他做了那麽多貢獻就可以看出，他攬的事兒著實不少。在貞觀時期一直謹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頗知收斂的長孫無忌，在天子言聽計從，政敵束手斂聲的情況下，也漸漸抛開了居安思危的顧忌，行事慢慢張揚起來。某日宴會朝貴酒酣耳熱之際環顧同僚：“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隋越公楊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說超過越公。“自揣誠不羨越公，”無忌聽後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2] 其志滿意得、富貴傲人的驕態，躍然紙上，隱隱已有侵淩主上之威。
　　
　　“身後有余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長孫無忌出身高門貴族，政治嗅覺很高，貞觀年間一直以立身謹慎出名，多次辭去高位，從不敢以外戚驕人，對於敏感話題多是側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終信任，稱他爲“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然而對於年少的新任天子，卻難免有輕視之心，仍是難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態，就算開始還有些警覺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風順所磨滅，卻沒有想到光亮越強，陰影越濃。長幼雖關人倫，君臣自有名分，李治雖是他的晚輩，雖虧欠了他許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爭位鬥爭中失敗的李泰在郁郁寡歡中死於均州，行事越來越沒有顧忌的長孫無忌乘機借高陽公主唆使房遺愛與房遺直爭奪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將魏王舊黨，不滿當權者及自己政敵一網打盡，最後處死兩名王爺，兩名公主，三位驸馬，大批皇親國戚牽連被貶，結案之慘烈，舉世皆驚。這就是初唐轟動一時的高陽公主謀反案。
　　
　　說起高陽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爲不檢，但象她這麽五毒俱全的還真不多見，驕橫跋扈，淫惡縱欲，欺淩家人，幹預朝政，外加其蠢無比，前面四條都不算新鮮，第五條都占到才叫“人間極品”，惹得身邊倒黴男子個個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鶴頂紅。高陽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兒，下嫁房玄齡次子房遺愛，婚後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機。完全可以理解，一個物質生活豐富，精神生活空虛的貴婦，遇上一個精神需求圓滿，生理需求饑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動地火，損有余以補不足。高陽公主前後賞賜給辨機的財物，據說數以億計（這數字看起來很嚇人，折合一下也就幾十萬貫，夠銷金客騎鶴下揚州的幹活）。然而這樣的露水姻緣，不管有多麽熱烈，最終也是難有任何結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後還被人揭發，太宗大怒，腰斬辨機，也斬斷了與高陽的父女之情。這段孽緣經過通俗小說和宮廷肥皂劇的重新改造，變成一段《天龍八部》裏葉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戀，這倒也罷了，見識過了小綿羊版武則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們已經對任何極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過居然把高陽塑造成傾國傾城人見人愛的萬人迷，連被她迫害攻擊的房遺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腦袋的吳王恪都成爲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點讓人受不了。正應了一條規律：“惡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現女豬腳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爲她安排面首若幹。”可憐的吳王恪，一早遠離長安去了他的封地遙遠的安州，最後死得不明不白不說，居然還被編排成甘冒亂倫之名愛上高陽這種女人，實在忍不住讓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陽這樣的女兒丟了他的臉，高陽也惱恨太宗殺了她的和尚情郎，不過太宗在世的時候，她是拿這個老爹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高宗登基之後，她才重新活躍起來，大概是看著高宗好欺負，一心想借著打倒高宗來報複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遺愛因與魏王李泰交往過密，高宗上台之後也是屬於失勢的一派，這下兩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語言，常和同樣不滿現狀的皇親國戚如魏王舊黨巴陵公主驸馬柴令武，坐事被貶的丹陽公主驸馬薛萬徹，自認爲比李治更有資格做皇位的荊王元景等等開小會，說些大逆不道毀謗朝政的話，玩些“假如大變忽起，我輩當XXXX”之類的架空小說接龍。這樣口沒遮攔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裏幾個人議論一下倒也罷了，偏高陽公主還在不斷惹事，對象是她一直看不順眼的大伯房遺直。房遺直以房玄齡長子的身份繼承了爵位，什麽都要最好的高陽公主於是對他百般刁難攻擊，從太宗時代起就開始告惡狀，希望把他整倒讓自己老公承襲爵位，次次告狀，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誣告大不了挨頓罵，久而久之，幾乎成爲這個無聊少婦樂此不疲的遊戲。房遺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陽公主再一次誣告他“無禮”的時候（按後果的嚴重程度，這個“無禮”大致可以翻譯成強奸未遂罪），房遺直終於忍無可忍，你可以質疑他的道德觀，但不可以質疑他的審美觀，高陽還是比較適合沒見過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說笑了。其實是擔心這對無法無天的小夫妻總有一天會捅出什麽簍子連累整個房家了，索性把房遺愛和高陽公主聚衆謀反一事揭發了出來。高陽告房遺直謀反不過空口白話，房遺直告高陽卻是有憑有據，——公主不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蔔筮窺視宮省。既是謀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葉，事情立刻呈報給了長孫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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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魏王李泰已幽死於均州，房遺愛本來便是李泰的心腹，爲助他奪嫡上下奔走頗爲賣力，如今勝負已分，竟然還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奪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長孫無忌的新仇舊恨，除坐實這對夫妻的謀反之罪以外，更將此事嚴重化和擴大化，將所有潛在的危險分子陸續羅織進來，一網打盡。頭一波打擊對象主要針對魏王舊黨和不滿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當世名將丹陽公主驸馬薛萬徹，巴陵公主及驸馬柴令武夫婦爲李泰心腹，荊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爭位失敗的太宗庶子吳王恪也被牽涉進來。此案審理結果，房遺愛、柴令武、薛萬徹三位驸馬均被處斬，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陽、巴陵二公主賜自盡。縱然是金枝玉葉，一旦得罪長孫，下場竟會如此淒慘！就算不相幹的旁人，也感覺不寒而栗。
　　
　　其中吳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後人同情，他也確實沒有參與房遺愛夫婦愚蠢的密謀，但長孫無忌這樣處置，也是事出有因。吳王恪並非沒有野心的人，並不見得心甘情願地奉異母兄弟李治爲主。當日承乾謀反、李泰被黜之後，頗受太宗寵愛的他也曾下過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爲太子，終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長孫無忌的反對而未果。太宗決定立李治爲太子之後封他爲安州都督，讓他遠離政治中心的長安，臨行之際特地告誡他：“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爲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誅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後果，這是非常嚴重的警告了，如果吳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會說出如此重話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繼承皇位，大把人自負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資格主宰天下，吳王因太宗曾親口表示過立儲意向，更居司空高位，無形中成爲反對力量的代表，所謂“地親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這樣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身爲當權者的長孫無忌自然要將其除掉，以“絕衆望”，安天下。吳王既因長孫無忌的反對而奪嫡夢破，複遭陷害橫死，怨憤之情可想而知，臨死大罵：“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據說李治曾以荊王吳王爲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爲臣下勸阻，不得不殺（“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實此二人均爲他皇位的實際威脅者，犯事處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間，而他希望寬宥的理由也十分牽強，既以親戚身份爲二王求情，那麽置高陽、巴陵二公主於何地？以我心裏陰暗的揣測，倒像是爲求仁君之名而诿過於臣下，頗有作態之嫌。
　　
　　如果說長孫無忌對這些人的處置還有維護政局穩定的考慮，那之後的進一步株連就純屬爲報私怨了：現任宰相侍中宇文節，李唐宗室名將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馬執失思力，皆坐與房遺愛交通，流放嶺南，其家屬也沒爲官奴。之後更廢恪母弟蜀王愔爲庶人，軟禁於巴州；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與河間王李孝恭軍功最甚，李道宗爲人也很謙和，只因與長孫無忌不和，貞觀末期自請改任散官，一意隱退，但還是逃不過被羅織立案的命運，病死於流放途中。無論用什麽理由，也不能爲長孫無忌的這種做法開拖，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排除異己的範疇，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專權朋黨、濫用刑法之甚，實爲大唐開國以來之僅見，被人視爲伊尹、霍光一類的權臣，不能爲無因。舊史之中對長孫無忌頗多維護，但對其“猜忌大臣，擬皆夷戮”的作爲，也有尖銳的指責：“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群從之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於水，玩火者多自焚。長孫無忌一生精擅權謀，辣手執政，他日後的悲涼結局，又何嘗不是今日種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結束的這次大案，讓天下人都見識到了長孫的煊赫權勢和鐵血手段。若幹名王貴人生命的消逝鑄就了他名字的霸氣與威嚴。在鮮血和白骨的映襯下，長孫無忌的聲勢，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高陽公主一案，標志著長孫的權勢達到了極盛，卻也讓一直對他言聽計從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來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時過境遷之後，他或許會後悔今日的張揚，政敵們在惶懼之下越發的抱攏成團，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躊躇滿志的長孫無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溫順聽話的小外甥，心頭的陰雲正在越聚越濃，只待一個女子的纖纖素手挑動，便將化爲驚雷密雨，潑天富貴，頃刻被雨打風吹盡。盈虧之間，禍福一發，又豈是凡夫俗子能夠勘破的呢？
　　
注：[1]通鑒永徽三年事
　　
　　[2] 舊唐書載承乾“好聲色”“漫遊無度”，甚至把他學父親納谏也說成是做樣子，黃永年先生認爲這是李治繼位後史官給他潑的汙水，借此說明李治繼位的合理性。貞觀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學館，聽自招引學士，胡三省以爲這是太宗有意爲李泰圖東宮張本，已有易儲之心。
　　
　　[3]《隋唐嘉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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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政壇人才濟濟，群星璀璨，素來爲人所稱道，然而長孫無忌作爲淩煙閣第一功臣，所得評價一向不高。對他的指責主要有他身爲人臣，兩度幹預君王立儲，且都主張廢長立幼；貞觀時期建樹不多，排擠大臣，又不敢向太宗進谏；永徽時專權用事，誅殺異己等等。有人甚至說他毫無才華，只是靠裙帶關係才位居淩煙閣首位，一旦掌權又視君上爲傀儡，如果不是出了個武則天，他很可能篡權奪位。加之現代影視文學作品的推波助瀾，這位淩煙閣第一功臣，幾乎給妖魔化成了白臉奸臣。
　　
　　平心而論，長孫無忌確有好弄權有私心的一面，但怎麽也不至於如此不堪。無論是玄武門事變還是太宗立儲，主要還是太宗自己在決定，說來立儲事之所以會鬧出如此大的風波，也是太宗偏愛李泰而引起。各種明裏暗裏的支持，滋長了泰的野心，也讓他對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過多次沖突。魏征就對李泰很不感冒，雖說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長的政見有關，但泰和不少極受太宗看重的貞觀重臣的關係不睦是不爭的事實，太宗不能不考慮這些。李治雖不理想，但已是當時條件下最爲合適的繼承人了。長孫無忌擁戴李治自然是因爲李治性格柔順，跟他更爲親近，不似李泰那麽傲慢疏遠，但李泰的這種做法本來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體現。
　　
　　至於長孫無忌在貞觀時的作爲，更有必要一辨。長孫無忌的確很少向太宗進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參與過玄武門事變的核心人物，幾乎沒有向太宗犯顔直谏的，比如房玄齡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東宮人馬，如魏征王珪等。長孫無忌是太宗心腹，參知機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麽直言無隱，犯主逆鱗。但不勸谏並不等於就沒有建樹，不過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現在有些人把貞觀之治的光環聚焦於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爲人君是否失德的標準，以是否向君王進谏判斷大臣是否有建樹，著實有點奇怪。宰相的三個職權：議政，執行政事，監督執行情況，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個人以爲長孫無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實際作用，恐怕比魏征還要大一些。就長孫無忌而言，僅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爍今了。他並不是那種名譽編撰者，而是從頭至尾都參與了法律的修訂，以及各種庭議和辯駁，如《貞觀律》、《永徽留司格》、《散頒格》的修訂。此外，貞觀之治的成功不僅在於法律的完備，也在於禮儀的修明，即所謂“禮”“刑”兼備。長孫無忌在這方面也很有優勢，《大唐禮儀》就是他編纂的，其實中國法律（指古代）禮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謂“以禮率律”。唐律在禮法結合方面是曆代最爲完美的，這和長孫無忌的努力和學識分不開，所以他對貞觀之治的貢獻絕對是不容抹殺的。長孫無忌的才華，還可以從永徽之治的繁榮局面中體現出來，絕非只靠攀龍附鳳即能獲享高位之輩。
　　
　　長孫無忌的確有弄權專斷，誅殺異己的一面，不過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決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爲了李治的統治穩定著想。說他會成爲王莽第二，奪取李唐江山，那是太過了。他從來沒有試圖掌控軍隊威脅幼主的舉動，提拔的人物雖然有偏私之嫌，大多與自己政見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備口碑頗好，說他是權臣不錯，但權臣卻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漢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張居正，均屬這類並非十全十美卻力能回天的能臣+權臣。不過，高陽公主一案中他對於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確有心胸狹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後他即將爲此付出極爲慘痛的代價。只因狠辣太過，勢必萬衆矚目。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長孫無忌的光芒，已經刺疼了年輕君主的眼睛。一個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結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評點過當世三大名將，稱李勣、李道宗作戰，不會大勝也不會大敗，而薛萬徹作戰，不是大勝就是大敗。然而道宗和萬徹，無論是謹慎小心還是輕率魯莽，都死於這場大獄。當世三大名將，已僅僅剩下李勣一人。他會否有物傷其類之心？會否因與長孫關係疏遠而擔心過己身的安危？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了，值得注意的不僅是皇帝的授職，更有李勣的接受，這與永徽初年他爲了避免和長孫無忌沖突而堅決推遲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君上的恩寵猶不只此，之後又特命再度爲他畫像，並親自作序，先追憶一番李勣爲東宮舊屬時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記得自己的責任，“朕以绮纨之歲，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後又對他大加褒獎，“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飾丹青！”昔日淩煙閣畫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長孫無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稱李勣爲“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置長孫無忌這位國舅兼托孤大臣於何地？如果無忌還能保持他在貞觀時期的洞察力，應該會留意到這個危險的訊號，然而他沒有。仍然沈浸在政敵人頭落地勝利喜悅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換。
　　
　　李治對於政事的不滿越來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會議上他抱怨官員們不給他意見，“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長安城外郭修葺，一個小官雍州參軍薛景宣進言道：“漢惠帝修長安城，沒過幾天就死了，現在又修城牆，一定大不吉利。”這人真是很會說話，不是紅口白牙地咒皇帝死麽？幾個大臣都上書要求懲辦他大不敬之罪，按律當誅。李治認爲：“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於是赦免了他。其實薛景宣的話本無道理可言，李治執意饒恕這只大嘴烏鴉也不願意斷絕言路的心態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體制，臣下提意見建議往往有兩條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後或者直接處理掉或者作爲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種則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權相對較重而君權相對較輕時，臣下跟宰相接觸多而和皇帝接觸少，國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時處理，而多由宰相獨對時向皇帝提出提議，此時缺乏參考意見的皇帝是很難對這些提案提出反駁意見的，所以以照準爲絕大多數，一些試圖壟斷朝政的權臣，甚至是很不願意臣下接觸皇帝向皇帝提意見的，比如玄宗時代的李林甫。而相權輕而君權重時，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漢武帝時九卿“受事宮中”就是比較顯著的例子（這裏的“事”是文書之意，南朝有中書通事舍人，就是負責傳遞诏書的，“受事宮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從宮中下達的诏書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狀態诏書擬就後下給宰相，由宰相指揮相關部門，這種情況也稱“事從中下”），至於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決，這就是相權極輕的表現了，實際上這時也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對政治設施實際負責的唐高宗，卻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來找自己，或者面陳或者上“封事”議論朝政，這其中的意味是很豐富的，可以理解爲對君權過輕的一種不滿，也可理解爲對長孫無忌的施政有不滿，因爲臣下議論事情，雖然往往是采取對皇帝進行勸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針對宮闱私事的批評，否則實際受到傷害的總會是長孫無忌，因爲作決定的實際是長孫。就以景宣議論修長安城來說，雖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諱，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又何嘗沒有觸怒長孫爲首的政府呢，因爲作出修長安城決定的只會是長孫和他手下的官員。景宣批評政府修長安城的舉措忽視了皇帝的健康，雖然話說得比較難聽，其動機我想高宗還是很領情的，這也是政府要求懲處他而高宗給予庇護的原因吧。他甯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說辭，也不願意所有的聲音都歸於寂寞無垠的空間裏，沈默而浩瀚，最後無聲無息地消逝於虛空。
　　
　　群臣意見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幾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揮灑空間日益局限，後宮生活也同樣不如意，永徽五年，發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後母舅柳奭惶懼自請辭相，李治於是想把心愛的女人武昭儀立爲皇後。這並不容易，王皇後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親自選擇的兒媳，而武昭儀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廣大的國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問題。於是，在和武昭儀商議之後，他們精心準備了一番，雙雙來到長孫無忌的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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