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城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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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來源台北123

從水田中矗立而起的台北城

        台北府城位於艋舺以東，大稻埕東南，在圍繞的府城城牆之內，通稱為「城內」是繼艋舺和大稻埕之後發展的市區。當牡丹社事件後﹝1874年﹞，滿清朝廷覺得有必要在台灣應付來自北方的國防威脅，於是經沈葆楨兩度奏議，終准設置台北府和築城。過程可謂迂迴曲折。

        1875年﹝光緒1年﹞沈葆楨為加強處理台灣防務以及開山撫「番」是宜，並奏上「台北擬建一府三縣摺」說：「伏查艋舺當雞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觀‥‥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台北府。」然而，在上諭尚未核下時，沈葆楨已昇任兩江總督。台北設府「奉旨允准」的時間是1876年﹝光緒1年12月﹞，公文到台灣當在春天之後了。

       台北府第一任知府，是來自江蘇的林達泉。林達泉於1878年﹝光緒4年﹞抵台北，不幸於七個月後在台去世。繼林達泉成為台北知府的是原任中路撫番同知的陳星聚。不過當時知府尚駐在竹塹﹝新竹﹞，直到1879年﹝光緒5年﹞實行淡水、新竹分治，陳星聚才正式在台北就任。

        陳星聚到台北開府後，立即出了一張告示：

        署理台北府正堂卓異侯陞陳為出示招建事：照得台北艋舺地方，奉設府治，現在城基街道均已分別勘定，街路既定，民房為先‥‥為此示仰紳董、郊舖、農佃、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新設府城街道，現辦招建民房，務宜即日來城遵照公議定章，就地起蓋‥‥光緒五年三月  日給

            由這個告示我們知道在1879年﹝光緒5年﹞初，陳星聚已經大抵決定了新府城城基和街道的位置。不過，台北府城位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間的一片水田上，築城和招建的工作都很難進行。

        台北城原是沖積平原構成的水田，土地鬆軟，縱使興築民居，也要將土地夯實，至於城牆或城門樓重結構的壓力，也不是浮土所能承受得了的。因此，陳星聚首先在他預定的城牆線上植竹培土，希望經三、四年後，能夠承受城牆的重壓。

        地基的堅實固然重要，但要籌捐大量城工的經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建城的工匠和材料都不能在本地取得，必須到遠處採取，都是艱難的工作。因此陳星聚先規劃衙署和公共建築的工事，再慢慢進行築城的工程。

                1881年﹝光緒7年﹞，岑毓英擔任福建巡撫，他為了督辦台灣防務，曾遍歷台灣南北，發現只有台北附近沒有城垣的設置，於是督促陳星聚積極進行築城工作。岑毓英也為了築城的經費向新竹縣行文資助，未能獲得回應。至於材料和工匠問題，則派人前往廣東地區尋覓工匠，以便趕工建築。但岑毓英回中國大陸後也隨即被任命為雲貴總督而離開了福建。台灣的一切政事，遂由台灣道劉璈主持。劉璈一到台北，就更改了岑毓英的規劃藍圖。這對於岑毓英來說，頗感難過。據申報紀事說：「台北府城，前經岑宮保親臨履勘，劃定基址；周徑一千八百餘丈，環城以濠，均已興工從事於畚挶。劉道憲昨復到勘，又為更改規模，全城舊定基址均棄不用，故前功頓棄，估其經費，應多需銀二萬餘圓‥‥」這可能是岑毓英和劉璈的風水觀不同所致。

                最早為台北建城做規劃的是岑毓英，他的風水觀是以恆常不動的北極星作為建城工程的基準點，使南北軸線有所依據，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開四門、十字形街道，重要軸向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間，完成部分公共建築及主要街道，但城牆尚未動工。

        後來接手主事的是台灣道劉璈。他是屬於「巒頭學派」的風水觀擁護者，以山勢的走向作為建城的參考。他認為岑毓英的規劃，台北城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凶」，因此更改城牆的方向，使北城牆後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內已有建設則保留，如此，便決定了台北城後來的變貌，周徑改成一千五百餘丈。
                台北府城的建築經費依靠轄區內三個縣紳民的捐助，籌款並不順利。直到1883年﹝光緒9年﹞底還不足13萬。從「劉璈勸林維源捐助防務」文中，除發現勸捐不易外，尚可發現台北地區原來漳泉人士的歧見也阻礙了公共事業的發展，後來由於中法戰爭的威脅，以及林維源與陳霞林等士紳的加捐才迅速完成建築。據推測，台北府城的正式竣工是在陳星聚引退前完成，時間約在1884年底﹝光緒10年11月﹞。
                                台北城自1881年﹝光緒7年﹞籌劃，1882年﹝光緒8年1月﹞興工，1884年﹝光緒10年11月﹞竣工，至今﹝2003年﹞算來已將近1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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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西洋建設下的台北

　　在台北府建築前，艋舺和大稻埕大致上均已開發到飽和階段。而城內地多水田，只有田寮、竹圍等點綴其間。最早前來開發的，是1876年﹝光緒4年﹞艋舺人洪祥雲、李清琳等人。他們向該地豪商業戶吳源昌處租得地皮，建造了店舖在府後街﹝今館前路﹞，這是城內建築店肆的開始。稍後，大稻埕人張夢星、王慶壽等人，也於府直街建屋。後來與府直街連接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也有店舖增建，街形才逐漸形成。到了1880年﹝光緒6年﹞，更有北門街和西門街的成立。然而當時居住者多屬官府人員，從中國大陸進入的商旅和顯貴，商賈居住在那兒的不多。1884年﹝光緒10年﹞，台北府城完工，官衙、廟宇依次興建，人口才逐漸增加，城內也益形繁榮。

     台北府城的發展，到了劉銘傳向清廷請求台灣建省後，又進入一個新的時代。1885年﹝光緒11年﹞，台灣奉命建省，劉銘傳駐節台北，政治中心移至台北， 1891年﹝光緒17年﹞，台北府城改為省城，從此台北成為台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直到現在。

     當1885年﹝光緒11年﹞，劉銘傳授命為台灣巡撫，計劃將台北建為商業都市，於是一面建造鐵路，以通基隆和省城﹝原在彰化縣﹞，一面則整頓大稻埕，擴充城內建設，設計新市街，在大稻埕方面展開幾項 重要的措施。

     劉銘傳大事擴張生產組織與規模，銳意改善和管制茶葉，並在大稻埕促設茶郊永和興﹝1887年，但此項措施是否列為劉銘傳推動有些爭議﹞，藉以擴大茶葉市場，爭取國際地位。

     在大稻埕大興土木，修建市街，藉以招徠外國商人，該區南部市街，如建昌街﹝今貴德街﹞、六舘街﹝今南京西路末段﹞和千秋街﹝今西寧北路南段﹞等陸續建立，市容為之一新，市況也頗有進展。根據過去慣例，指定這幾條街為外僑居住區。劉銘傳又勸導林維源等成立建昌公司，投資興建洋行，租給外商。

     此外荷蘭、德國和美國等國領事舘相繼在大稻埕設立，這是台北最早有西式建築的地方。於是，福建和台灣各地的富商紛紛移集大稻埕，商業因此蒸蒸日上，其繁榮的情況超過艋舺，使國際人士為之側目，是當時台灣茶葉和樟腦等主要出口貨物的最大交易中心。

     鐵路的建造是劉銘傳推行洋務最重要的成就。它不僅拓展台灣交通發展的領域，也促使台北成為南北交通的控制中心。
    1887年﹝光緒13年﹞，劉銘傳上奏「擬興修台灣鐵路摺」，力倡鐵路設立的利益。同年獲准建造，設立「全台鐵路商務總局」，於稍後開工。石材及枕木多取自台灣本地，部份自福建及香港購買，鐵軌則向英國及德國購買。

     從1887年起，鐵路以大稻埕為起點，開築通往基隆、新竹的鐵道，分別在1891年﹝光緒17年﹞、1893年﹝光緒19年﹞完成。此後貨物逐漸改由基隆進口，以鐵路運銷各地。在鐵路的建築中，位於基隆獅球嶺的隧道最為艱鉅。隧道洞口以紅磚砌成牆的形式，上方匾額題有「曠宇天開」四字，這座鐵路隧道至今猶存。

     鐵路的中心─台北大稻埕車站，在大稻埕南端，即今的中興醫院處。自大稻埕車站可經台北橋方向前往新竹。但因日治時期鐵路改由萬華南下，大稻埕車站也被迫廢棄，僅能提供歷史的追憶。

      在城內，建設的情形比大稻埕更有成果。劉銘傳為突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從江浙地區的富商巨賈募集資金五萬兩，創設「興市公司」大量建築店舖。為謀取地方的繁榮，並從事築路、建街，於是石坊街、西門街、新起街等新興市街便陸續出現。並且使大稻城、艋舺和城內逐漸聯成一氣，成為往後台北市舊市區的中心。後來，劉銘傳又於1887年﹝光緒13年﹞，自上海購入人力車150輛，行駛於三市街之間，以便利交通。從1888年﹝光緒14年﹞起，城內初設電燈，除重要衙門外，西門街、新起街、北門街和祖師廟等處，也有路燈的設置。但民間使用電燈的情形並不普遍。

     另外，也督導商家廣建溝渠，保持環境衛生，改善飲用水，減少傳染病，並自國外輸入壓路機，以便道路修築，一時交通便捷，市容整齊，曾有「小上海」之美譽。

     繼劉銘傳任台灣巡撫的是邵友濂﹝1891年﹞，他所採取的建設方式大都是消極政策。除了建撫台衙門和布政使司衙門﹝今中山堂原址﹞外，並沒有什麼令人讚賞的建設。大約在1892年﹝光緒18年﹞止，對當時台北城的印象，據兩位耆老回憶說：「當時城內地廣人稀，除建有官署、書院、考棚、文武廟、天后宮、城隍廟及少許商店民房外，水田面積約占百分之七十，城外西連艋舺，北連大稻埕，商店櫛比，東連大安，南連古亭，農家疏散，當時三市街的人口，以艋舺最多，大稻埕次之，城內最少。」

    「城內具有市街形態者，只有從西門進城之舊城「石坊街」﹝現在的衡陽路﹞一帶，以及從北門進入的北門街﹝現稱博愛路﹞。此外，略有店舖，尚足稱為市街者，還有現在重慶南路、館前路，以及啣接兩街的礦業研究會至博愛路間的漢中街與重慶南路接續博愛路的沅陵街。當然，這並不能算是『行號櫛比』的市街，不過散柨著大小衙門門及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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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蕃薯市」變成的大港─艋舺

        約自1825年﹝道光5年﹞，艋舺成為台灣北路與軍事的中心，由於漢人移民日漸增多，逐步侵佔原住民的土地，迫使「番」社急速讓出台北平原遷入山區。1853年﹝咸豐3年﹞，台北附近水上商船往來，陸地人煙稠密，堪稱艋舺的全盛時期。

         今日的台北市環河南路一側被高大堤防阻隔，堤防外的河岸，原是影響艋舺興起的重要因素的老碼頭區。從狹窄的二號水門進入，眼前寬廣的河濱地，是以往稱為「王公宮口」的老碼頭，現已闢成「龍山河濱公園」。

         進入貴陽街和華西街的交會處，往淡水河方向看，高大的堤防和高架道路矗立在前面，這是艋舺的「起點」，也即是三百年前，漢人與移民互相交易的場所，稱為「蕃薯市」。

        到了1738年﹝乾隆3年﹞，艋舺「三邑人」﹝惠安、晉江、南安三地﹞發動募款建龍山寺後，艋舺街市形態有了急遽的改變。在桂林路口的西園路一段，稱為「舊街」，在路口左側的萬華分局附近，是以前「義倉」的位置﹝由官方設立的穀倉，在荒年時供救濟饑民之用﹞。「舊街」是隨著龍山寺落成而興起的商街，昔日是「郊商」及商舖集中的地方。早期以販賣染料植物「大菁」及金紙、中藥店為多。另外，較罕見的傳統行業─專做「靈厝」的糊紙店﹝民俗為死者超渡的用品﹞，「合興」就是此地著名的「老店」。

                在今西園路一段，原稱「新店頭街」，也是隨著龍山寺建成後所吸引來的商家聚集場所。由於販賣的多為自中國廣東進口的玻璃燈，華美的軟紡綢布等物資，新奇華貴，被稱為「新店頭」。

        約與龍山寺興建同時，又有「水仙宮」的建立，它的位置在今桂林路和西昌街的交會處。水仙宮興建後，從宮口發展出縱向的廈新街、頂新街和橫向的水仙宮口街，即是今日西昌街和桂林路的一部分，都是郊商聚集的市街。今貴陽街與西園路交叉口，以前稱為「媽祖宮口」，因為在1746年﹝乾隆11年﹞，有座媽祖廟「新興宮」在此落成，不久，西昌街口的福德祠﹝土地廟﹞蓋好後，兩座廟宇間便興起了一條街，稱為興直街。

        由於艋舺地區街市的不斷發展，為了保障商民的安全，於是有了隘門的設置。從廣州街223巷進去，迎面便是一棟小樓房架在窄小的門洞上，這座奇特的建築，正是艋舺僅存的防禦設施─隘門遺蹟。在十九世紀初年﹝嘉慶年間﹞落成的隘門，原先是由磚、石砌成，可以關閉起來，防止盜賊侵入街區。

      而促成艋舺發達的另一項商業，木材貿易也興起了。從華西街26巷進入，巷道彎曲細長，一直走到接近環河南路時，在左邊榕樹掩映下，便是俗稱「料舘媽祖廟」的啟天宮。在百年前，廟前的碼頭堆積巨大木料，並有淡水河上帆檣雲集的優美景緻。

        艋舺是個靠河港起家的街市，風月場所的形成也是自然的事。現在以觀光夜市聞名的華西街，原本是狹窄的弄巷，就像是人的肚臍一樣的凹入，因此北段便取名為「凹月斗仔」，而南段則因有很多宏偉的巨宅府邸，稱為「大厝口」。每天河港來往的船隻不計其數，而沿岸一帶便成了眾多船伕、碼頭工人的落腳之處。這些在社會較下層階層的勞動者與艋舺市街南邊的單身首備，為了生理與心理的需求，常會來到碼頭、大街和衙署之間的「凹月斗仔」銷魂。在艋舺全盛的十九世紀前半期﹝道光、咸豐年間﹞，凹月斗仔娼妓的豔名不僅名聞全台，甚至遠震中國大陸的福州和泉州。                自1740年﹝乾隆5年﹞艋舺龍山寺落成，已成為三邑移民信仰中心和同鄉會公舘的所在地。隨著香火、人群和商街的鼎盛，到了1860年代﹝同治年間﹞，龍山寺又成為郊商集會的總部。不過曾執北台最大街市牛耳的艋舺，卻因藍靛輸出的減少，米糧的輸出不力，步上了衰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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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邊的貿易市─大稻埕

　　大稻埕最早有商店出現，是在1851年﹝咸豐1年﹞。林藍田因躲避海盜洗劫，從基隆逃到大稻埕來，在今迪化街154號建起三間低矮的閩南式店面，店號稱「林益順」，並繼續從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兩年後，艋舺地區的同安人在移民械鬥中失敗，由郊商林右藻帶領，輾轉遷到大稻埕，在林藍田店舖對面建起商店，林右藻和兄弟共同蓋了「復振」、「復源」和「復興」三間店舖，同時組成了廈郊「金同順」。

林右藻不但親自到香港、廈門一帶招商來大稻埕起卸貨物，還請求官府掃除海上盜匪，因此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事業蒸蒸日上。在林右藻的倡導和郊商投入開發之下，附近紛紛建立起商店，即形成今日迪化街的「中街」。1859年﹝咸豐9年﹞，他們重建的城隍廟在中街以南落成﹝即61號現址﹞，街肆延長至城隍廟前，出現「南街」。由於南邊多沼澤濕地，不易開發，便繼續朝北發展出「中北街」、「普願街」和「杜厝街」﹝涼州街以北﹞，越來越興盛。

大稻埕的繁榮固然與艋舺商業衰微有關，但外國洋行的設立也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今日民生西路向淡水河方向前進，進入堤防可看到淡江大稻埕碼頭﹝11號水門 ﹞。這是大稻埕早期發展時老碼頭的起卸地區。由於外商資本雄厚，大力搜括北部丘陵地帶的茶葉和樟腦等經濟作物，促使台北盆地拓展速度加快，擴大了大稻埕商圈的範圍，最後連桃園、新竹一帶的物資也以大稻埕為集散地。

當時各國的洋行富商，都沿著河岸分怖，停泊帆船的碼頭區設立店面，從今鄭州路的6號水門外，一直往北延伸到歸綏街附近，主要的口岸是一箱箱芬芳的精製茶，從這裡銷往澳門、紐約各地。而輸入品則是以害人的鴉片為大宗。約於十九世紀末年﹝清末到日治初﹞期間，貿易額都占全台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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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這個名稱，是1875年﹝光緒9年﹞設「台北府」以後才有的。以前稱為「大加蚋」設府後即著手興建城牆。其後，因岑毓英與劉璈兩人對築城的規劃觀點不同，因此在城牆的形式上有部分變更，使城的中央線正對七星山的山頂。台北府城約於1884年﹝光緒10年﹞前後築成。不過，由於日本人的統治，在新式交通的要求下，城牆改建成三線道路，中間由二條安全島分隔，其上種樹。台北府城內的各項設施也都遭受拆除或改建。今日如要勘察原有的台北城，可自植物園南海路西側門出發，然後經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忠孝西路，以至北門終止。

　　1、布政使衙門─原座落於中山堂靠博愛路這邊，具閩南特色。1928年﹝昭和
　　　  3年﹞日本人蓋了中山堂，於是將部分布政使衙門搬到植物園。

　　2、台北府城牆與北門─台北城的城牆位置分別在今天的忠孝西路、中山南
　　　  路，愛國西路、中華路上，周圍4公里，現留有北門原物，與改建後的東
　　　  門、南門與小南門。北門是清代台北城唯一保留原貌的建築，不但建築別
　　　  具特色，也是台北歷史的重要見證者。從建築外表看，自上而下可分為屋
　　　  頂、城樓牆壁、窗洞、城座、城牆門孔、門額和門洞七部分。

　　3、二二八公園內的古蹟群─
　　　  ﹝1﹞黃氏節孝坊─因修建捷運，一度被分解保存在孔子廟裡。
　　　  ﹝2﹞急功好義坊─是光緒年間所立的牌坊，頂上的聖旨已被偷走。原物
　　　　　　曾豎立在石坊街﹝中山堂南邊附近﹞，日本人說它妨礙交通，乃移至　　
　　　　　　二二八公園內。牌坊底的石獅原為天后宮之物。

　　　  ﹝3﹞火車頭─在今日博物館前有兩輛火車頭，一輛稱騰雲號，是劉銘傳修
　　　　　　建鐵路時向德國購買的﹝1887年出廠﹞；另一輛火車頭稱台鐵9號，
　　　　　　是日本人於1895年﹝光緒21年﹞自日本運台最早使用的火車頭。

　　　  ﹝4﹞古砲─有七尊，其中有中國砲，也有洋砲﹝德國製、俄國製﹞。

　　　  ﹝5﹞台北碑林─搜集了滿清時代各種用途的石碑。其中有一個「巌疆鎖
　　　　　　鑰」匾，原本鑲在台北北門外牆，外牆拆毀後，輾轉移至二二八公園
　　　　　　內。石碑上有「奉憲」兩個字的，都是政府的布告，如「奉憲示禁私
　　　　　　挖煤炭者立斃碑」、「奉憲分府曾批析東南勢田園歸番管業界碑」，
　　　　　　其他如「興建鳳山昭忠祠碑」、「添建艋舺大渡碑記」、「有夷之行
　　　　　　碑」、「客路須知碑」、「經謝理打馬眾番界址碑」、「劉許氏立存
　　　　　　田屋記」。

HOLMESLEE

附上台北捷運公司以前發行的台北城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