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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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事件的領導人蔡清琳，1881年生，是北埔支廳月眉社（今新竹縣峨眉鄉）人。聽說他從小放浪不羈，並不受鄉人器重，但因機智能言，當過基層警員的巡查補。後來因為常與日本婦人私通，被革職，並被判兩次徒刑。出獄後，常受日警監視，又為了一名日本酒女而與人發生糾紛，遭日警刁難，因此對日本人心懷忿恨，乃想藉機報復。由於他當過巡查補（一說蔡清琳當過腦丁），與山地的腦丁（樟腦工人）、隘勇（守隘口的兵丁）很熟（日據時代隘勇多由原住民擔任）。當時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正積極進行對原住民的武力鎮壓，想調北埔管區內的隘勇到大嵙崁（今大溪）一帶協助日軍鎮壓原住民，引起隘勇不滿。蔡清琳於是乘機向隘勇大事宣傳日人的暴政，並告訴他們：「我與清國兵已取得聯絡，被任命為『聯合復中興總裁』，協力要將日本人從台灣擊出。不久，清國兵將在舊港登陸，攻擊新竹。我們要和他們相接應，應先佔領北埔，把北埔的日本人全部殺死，隨後再去新竹和清國的軍隊會師，取得軍資武器，然後逐漸攻下全台。」蔡清琳並許諾事成後每人可得200圓及月薪20圓。隘勇、腦丁們紛紛表示願意參加蔡清琳的行動。蔡清琳又勸誘當地的泰雅族馬里哥灣群原住民，「熟番」頭目趙明政及黃得明果然率領族人加入。

1907年11月14日夜晚，蔡清琳的異父兄弟何麥榮率眾攻擊鵝公館、常坪、大窩分遣所，殺死日本巡查數名。翌日上午，蔡清琳打著「安民」「復中興總裁」兩支大旗，率眾一路殺進北埔支廳，首先殺死北埔支廳長，隨後殺死全體支廳的日籍人員。緊接著，凡居住在北埔的日本居民，不分男女，幾乎全部處斬，總計處死日人57人。

總督府聞報，立即派守備隊一中隊及警察120名，從新竹趕來北埔鎮壓。蔡清琳率腦丁、隘勇、土著約200多人，攻到距新竹10里的水仙崙，沒有見到任何清兵，卻遇上了日軍和日警。蔡清琳等人一見日軍湧到，立刻倉皇潰散，退入山區。原住民知道受蔡清琳的騙，心有不甘，在逃回山區後，乘蔡清琳睡覺時將其腦袋砍下。

日軍攻入隘勇線，當場被日軍槍殺的有81人。日軍搜捕餘黨，命令原住民主動交出暴動份子。頭目趙明政殺死逃回來的隘勇11人，將他們的頭交給日軍交差了事，但日軍仍繼續搜捕餘黨，總共逮捕一百多人。同年12月13日在北埔臨時法院開庭審訊，除領導人蔡清琳已經被殺外，有9名幹部被處死刑，其餘97人被判行政處分，結束這場虛幻的暴動。

中國流亡來台的歷史學者，每談起台灣抗日行動，總跳不出「偉大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框架，動輒就將台灣的抗日行動與中國本土銜接在一起，甚至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也要跟「偉大的國民革命」扯上邊。北埔事件也曾經被這類學者加以美化或神話化，試看以下這段敘述：「光緒廿六年（1900年），孫先生[按指孫文]為了策劃和接濟惠州的革命起義而來台，……孫先生來台，和台灣革命抗日運動的發展，台灣革命和大陸革命的聯繫，發生更大的影響。……1907年的蔡清琳革命，正好在惠州起義之後，他自稱『聯合復中興總裁』，聲言已得中國的策應，這中間的蛛絲馬跡，可以看到兩者之間的關係。」（見蔣君章《台灣歷史概要》）把一個因個人的放浪行為被處罰而引起仇日心理的人物，幾乎說成孫文革命運動在台的響應者，這種大膽的假設，不難看出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其實，自北埔事件起的第三期抗日行動中，除了發生於1913年1月羅福星等人的苗栗事件係受同盟會及孫文的影響外，其餘大多沒有什麼關連，甚至充滿著封建帝王思想，例如，1908年丁鵬廿八宿事件，丁鵬稱將當新皇帝；1912年3月林圮埔的劉乾事件，稱將征服在台日人而為王；1912年6月黃朝在土庫起事，稱將為台灣國王；1914年5月羅臭頭在六甲起事，自稱台灣皇帝；1915年2月台中的林老才起事，也自稱台灣皇帝；1915年4月西來庵余清芳起事，揭櫫要建立「大明慈悲國」（詳見本書次節〈竒吧哖事件〉）。這些武裝抗日行動，雖然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但是尚未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擺脫不掉舊時代的「易世革命」的觀念。許多事件，甚至只是一些草莽英雄的暴虎憑河之舉，雖然激昂慷慨，但其見識實在不值一哂。

倒是從經濟與社會的角度來看，有值得吾人注意之處。在上述第二、第三期的抗日行動中，確有經濟因素存在。按日本領台後，先後頒布許多與產業有關的經濟法令與規則，例如「礦業規則」、「糖業規則」、「樟腦及樟腦油專賣及製造規則」、「土地調查規則」等等，發生許多權利問題，造成礦工失業、台人樟腦被侵佔、土地被兼併等等問題，因此抗日行動中，不乏礦工、樟腦工、茶工、農民等份子。北埔事件中，參與份子多的是腦丁，就是一例。如果沒有這麼多生計發生困難的「社會山賊」（Social Bandits），則任憑像蔡清琳這樣放浪不羈的人如何煽動仇日情緒，也不見得能掀起抗日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才能擺脫「中華民族主義」與「響應辛亥革命」之類的神話。

【基本參考資料】

◆馮作民，《台灣歷史百講》，1966，台北，青文出版社。
◆翁佳音，《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986，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74。
◆王育德，《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1970，日本東京，弘文堂。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灣》，1972，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
◆台灣史蹟研究會，《台灣史話》，1975，台中，張炳楠發行。
◆蔣君章，《台灣歷史概要》，1970，台北，褚俊一發行。

以上資料來源:http://www.tipi.com.tw/taiwanhis ... e=1&twhis_i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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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琳與北埔事件：

  1907發生在內大坪，接著蔓延到北埔，是早於余清芳、莫那魯道 等之武裝抗日行動。
  蔡清琳個性強悍，向來敢與日人一爭長短，以致和日本警察交惡。在事件前不久，其日籍女友不告而別。他又在日警干涉下失業，十多年的新仇舊恨齊湧心頭，再加上失業、失戀的苦痛不時錐心，決心和日人周旋到底。
  蔡清琳以民族革命為號召，邀集隘勇和原住民一起發難。但日軍警旋即出動掃蕩和圍捕，並諭令三日內須將起事者緝捕歸案，否則剿滅北埔。在沉重的威脅下，數百人總動員上山誘降，事件迅速肅清。當時共同起事的夥伴責怪蔡清琳誘騙他們起義，因而鎗殺蔡清琳，而事件至此正式落幕。

  北埔事件的起事者清一色是「廣東族」（日官方對客家人的稱呼）和少數原住民。因此日本當局從此開始深入研究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民族性和人文習俗。而此次事件發生時，也是大嵙崁征伐方興未艾的時候，日人自認不夠了解原住民的人文習俗，往後也就特別注重原住民的人文、歷史、生活、習俗的學術性研究，以便有效安撫、統治，也因此日本總督府特地邀請原住民通伊能嘉矩等學者來台，提供學術性意見，以做為日後統治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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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百年前的北埔抗日事件，抗日義士後裔們連續3天在北埔五子碑下整地，挖出10幾具骨骸，也挖出更多曾遭受刀劈過的骨頭及與骨骸連在一起的鐵釘、鉤釘與鐵絲，印證老一輩留傳的說法，當年抗日義士曾遭受鐵絲穿掌與鋼釘穿腦的不人道待遇。  
  
　　義士飽受酷刑 慘不忍睹  
  
　　起事主導北埔事件的蔡清琳後裔呂芳源與呂芳榮兄弟表示，北埔事件發生至今100年，他們家族忍受很多由日本統治時期所留傳下來的當年蔡清琳抗日的負面報導，這也是他們家族這20年來，想找出先祖骨骸還原整個真貌的原因。  
  
　　另一位抗日義士劉石添的玄孫劉兆桄與劉訓銘兩兄弟，在父親劉新松帶著下，參與尋找曾祖父劉石添骨骸的傷心工作。兩兄弟說，他的曾祖父劉石添，當年設籍北埔內大坪44蕃地，從事隘勇工作，隨著蔡清琳抗日，最後與何麥榮等人一齊被日人逮捕。  
  
　　兩兄弟說，他們家族同樣背負著很多誤解，搬離北埔這個傷心的家鄉到新竹市定居，20年前兩兄弟只有7、8歲的時候，還曾跟著祖父到深壢刑場，尋找曾祖父可能被處決的地方。  

　　林金祥的後裔林文生則說，北埔事件發生後，林金祥逃到深山潛藏，但日本軍警天天到他們家逼人，不時拳腳交加對待家屬，逼得林金祥最後只得出面認罪，換得整個家族不再遭受日人凌虐。  
  
　　挖掘先祖骨骸 家屬痛心  
  
　　這些家屬連續3天參與挖掘先祖骨骸的工作，在目睹先人骨骸連帶挾著鐵絲與鋼釘出土，竟連一口薄棺而不可得是痛心不已。  
  
　　北埔事件發生之後，當年出面投案的何麥榮等9人，曾獲得日方公開審判，一律處以絞刑，但撰寫「內豐浩劫」一書的楊鏡汀校長說，還有更多起事者，是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處決，單單在內坪村就有4 6人。  
  
  　　日本軍警處決人犯手段非常殘忍，執行死刑時先叫犯人挖一個大洞，再蒙上黑布、命令站在洞邊，行刑者一刀砍下，不管有死沒死一律踹到洞裡，放入薪柴、淋上汽油、放火滅屍，再覆蓋深度約40至50公分石頭及泥土，這樣殘忍的處決人犯手法，印證過去3天現場挖掘出來的情況一致。  
  
　　近90人喪生 埋屍地成謎  
  
　　楊鏡汀校長還說，根據日據時代北埔戶政事務所戶籍除籍簿，發現有將近90人涉及北埔事件喪命，這些人到底如何被處決，乃至於埋屍何處都沒有紀錄。  
  
　　他認為，抗日義士們尋找先祖骨骸的作為，值得同情，政府單位也應該出面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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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北埔事件義士殉難百年紀念，許多義士後裔思親心切，訪查先祖埋屍處並前往整地，卻意外挖出先祖遺骸！

　　許多北埔老一輩有交代，忌談北埔事件，歷史的恩怨情仇，在這個山邊小鄉已逐漸為人淡忘，但歷史的過往都隨著老人家的過世，沒有留下記錄，這是家屬後代心急的地方。

　　北埔事件發生，許多義士殉難外，包括許多活著的人，日子同樣不好過，許多北埔人聊起，總有深深地感慨，歷史恩怨情仇，對所有住在北埔的人，都是沈重的傷心往事，兩次抗日(1895年姜紹祖抗日、 1907年蔡清琳抗日)，都曾在這個山城造成整個政經情勢的逆轉。

　　日方軍警1次整肅報復，就是1次人頭落地的大苦難，再1次的整肅，就當時小小山城而言，豈只是腥風血雨，而是家破人亡了。

　　撰寫內豐浩劫這本書的前內豐國小校長楊鏡汀說，「北埔事件」是一段悲慘的台灣歷史，後代很多人說，蔡清琳當年的主導抗日，害了很多北埔人跟著受難，但楊鏡汀卻不作如是觀。

　　他說，在殖民時代，蔡清琳以17歲年齡，是大隘3鄉第1位進入日本講習所訓練者，在日本強權主導之下，蔡清琳還是日本政府清剿全台 6萬支清領時代所擁民間槍枝之後，起義抗日的第1人，這種膽識無人能及，這也是北埔事件能在抗日史上佔一席之地的原因。

　　蔡清琳的後裔呂芳榮說，蔡清琳留有一子蔡鏡波，生有兩女，他母親袁桂妹就是蔡鏡波的大女兒，連父親的蔡姓都不敢姓，就怕日本人報復。

　　楊鏡汀校長昨天表示，北埔人應該以包容之心，看待北埔事件後裔們的作為，唯有以「愛」還待自己家鄉，歷史的恩怨情仇才能淡忘！  


出土骨骸挾帶著鐵絲與鐵釘等可疑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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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巒山頂 北埔紀念碑重豎 原味盡失！
內　　容：
        
　1907 年北埔事件發生，2年後日本政府在北埔秀巒山頂豎立紀念碑，上刻被殺日人名單，1919年再增一碑，把罹難的日人名單全部補齊，正面刻上「北埔事件遭難之碑」。但台灣光復後，一名被派到北埔分駐所的福建籍徐姓警員，把「北埔事件遭難之碑」等字劃掉，在另外一碑上用紅字書寫「毋忘在莒」4字。

　　不久之後，北埔鄉人把整個基座鏟除，把日人所整建基座石塊搬回去建豬舍，石碑散置秀巒山頂，任由風吹日曬數十年，直到年前北埔鄉公所和參山國家風景區獅山管理站，才將「北埔事件遭難之碑」重豎於秀巒山頂，卻已原味盡失。
　　省文建會研究員宋建和是北埔人，對發生在自己家鄉的蔡清琳抗日事件有過鑽研，他認為北埔事件的主事者蔡清琳是悲劇主角，事件發生後北埔庄民間對此事是毀譽參半，譽者認蔡清琳敢以匹夫之力反抗日人，敢替台灣人出一口氣，但也有人認為連毫無抵抗力的婦人、小孩一起殺戮則過於殘忍。

　　宋建和認為在台灣的反日事件中，起因於日人巡查的專橫跋扈者佔大多數，許多派來台灣日本人只要身體健康就有官做，這些派到台灣新殖民地的日本下級警察，任意毆辱台灣住民、強佔土地，且壟斷製腦、開墾等利益，剝削腦丁、隘勇，如此處境，也難怪蔡清琳登高一呼，就群起反抗了。

　　宋建和說，「歷史是勝者的功勳紀錄，是敗者的墓誌銘」北埔事件所見諸文史記載有其偏頗之處，勝者為掩飾其在殖民地的失政，往往以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於對方，以正當化己身的殘暴。

　　台灣的歷史過往，沒有什麼對錯問題，還原事實真象是要大家記取教訓。他還說，台灣要前進，大家都要往前看。




毋忘在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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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埔事件 直擊第一現場 ！

        
　1907年，北埔事件爆發，北埔隘勇與原住民在蔡清琳帶領下，在北埔殺了50幾位日本人。當年在北埔大街經營「接興商店」的庄民宋貴旺，親眼目睹提著日本小孩血淋淋人頭的原住民，進入店中喝酒，宋貴旺的妻子當場嚇昏了。

　　事件過後第2天，日本軍警大肆捕捉人犯，綁在木板上的隘勇巫新炳被人扛著經過宋貴旺的商店，巫新炳還大聲對宋貴旺喊說「阿昂哥 (宋貴旺的小名)，欠你的酒債，來世做牛做馬也都要還清。」

　　當年目睹這一切的宋貴旺，是省文建會研究員宋建和的祖父，宋建和把這段祖父告訴他的過程寫了出來，附錄在他翻譯的北埔鄉土誌中。

宋建和指出，當年他祖父在北埔209番地(今北埔街12號)開設接興商店，專營日本及本土商品，顧客除庄民外 還包含庄內的日本人，大坪方面的隘勇、原住民及居民都是老主顧。

　　隔條街就是郵局，局長姬野淳一郎的千金春子，每日早晨都會來店裡報到，雙方語言雖不通，但比手畫腳也能溝通。

　　但是巨變的時刻終於來臨，明治40年(1907)年11月15日早晨，春子照常來店中玩，還快快樂樂的捧著糖果回家，上午9時許，隘勇與原住民等攜槍結隊經過店門口前，不久槍聲大作，摻和著男、女的哀嚎聲。

　　宋建和在文章中指出，他祖父聽到槍聲，嚇得雙腳發軟不敢出去，不知經過多久，5、6名原住民進來要喝酒，手執刀械，滿身是血，殺氣騰騰，與平時判若兩人。

　　原住民等進店後逕自將刀槍放在錢櫃上開始喝酒，他祖父瞄了一眼他們放在錢櫃上刀槍，竟然還掛著春子血淋淋的人頭。

　　等他們一夥走了後，宋貴旺搖醒嚇昏的妻子，一起將在錢櫃上的血跡清洗乾淨，兩人邊清洗還邊流淚後悔早上沒有將春子留在店中，導致慘死。

　　第2天日本軍警扺達北埔，開始捉拿參加暴動的嫌疑人犯，不管是年輕、中年還是老人，無一倖免，大家被綁成一串，辮子上繫著寫有名字的布條，全部蹲在支廳前空地等待處置，大家是心驚膽跳，冷汗直流。

　　宋建和提到他祖父說明這些被捉的北埔人，是被一位叫田中日本巡察向上級長官保證他們沒參加暴動而獲開釋，但田中的太太卻在北埔事件中被殺了。

北埔秀巒山頂上的日人遭難紀念碑原貌

以上資料來源 新竹新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