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國研究】希特勒的崛起～長刀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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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突然清理門戶，秘密逮捕並處決了以羅姆爲首的納粹沖鋒隊頭目以及其他政敵400余人。7月13日，希特勒將此次行動公布於衆，並取名爲“長刀之夜”。長刀之夜和國會縱火案是德國納粹黨執政以後兩個重大舉措，爲納粹極權統治鋪平了道路。如果說希特勒策劃國會縱火案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長刀之夜捕殺羅姆等人則完全是不得已而爲之，是自我保護的本能使然。長刀之夜的大贏家並不是希特勒，而首先是德國軍方，其次是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等人。事實上長刀之夜是希特勒改造德國軍隊計劃的一大挫折，此後希特勒一直未能將德國國防軍置於他的絕對掌控之下，而國防軍一些實力派人物對希特勒也一直存有抵觸情緒，這些人後來發展成爲“密謀集團”，在1944年夏天策劃了刺殺希特勒的行動。


1. 希特勒的崛起

1919年9月希特勒加入納粹黨前身“德國勞動黨”時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短短三年以後他就成爲納粹黨黨魁和公認的德國極端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希特勒奇迹般的飛速崛起主要歸功於羅姆的努力成全，可以說是羅姆造就了希特勒這個曠世惡魔。

羅姆(Ernst Röhm)1887年生於慕尼黑，19歲加入帝國軍隊，一戰中三次負傷，最後官至少校。德國投降以後，羅姆加入準軍事組織“自由軍團”(Freikorps)。一戰結束以後，大批德軍官兵回到家鄉，很多人已經無法適應平民生活，於是自發地聚攏到一起，在一些軍官的領導下組成自由軍團。自由軍團由德國軍方秘密資助，提供裝備，最初負責駐守漫長的東部邊境，以解國防軍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在魏瑪共和國的體制裏，軍隊屬於國家，不允許參與國內黨派政治。德國一戰以後政局動蕩，共産黨領導的工人革命風起雲湧，自由軍團於是爲政府和軍方代表的保守勢力所倚重，披挂上陣大打出手，血腥鎮壓了各地的革命運動。

羅姆加入巴伐利亞地區的自由軍團，出任司令官埃普(Ritter von Epp)的副官。1919年5月，埃普指揮部隊殘酷鎮壓慕尼黑的左翼革命政權，贏得軍方的信任，被任命爲巴伐利亞地區國防軍的司令官。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羅姆也因此謀得一份重要軍職，成爲慕尼黑屈指可數的實力派軍人。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其實是相互利用的關係。以羅姆爲代表的自由軍團實力派非常鄙夷國防軍的貴族老爺們，認爲他們輸掉了戰爭，出賣了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在政治立場上，羅姆和大多數自由軍團官兵一樣，信奉極端民族主義，幻想通過軍人革命推翻現行政權，建立軍國主義極權統治，伺機向協約國複仇。他宣揚自己的政治目標是“爲德國軍人爭取管理國家的權利，並保證他們的理想和意志在國內政治中取得主導地位。”

1919年10月，無名小卒希特勒在德國勞動黨的一個集會上首次發表演講，展露蠱惑煽動之才能。當時台下爲之神魂顛倒的聽衆裏就有羅姆。羅姆在目眩神離之余，認定此人前途無量，具有領導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的潛質。以後羅姆主動和希特勒結交，不但極力鼓勵他施展其政治抱負，而且親自加入德國勞動黨爲希特勒搖旗呐喊。1920年春天，羅姆正式將希特勒介紹進自己的實力派軍人集團。羅姆和希特勒互補的地方很多，可謂一拍即合。希特勒非常欣賞羅姆的組織策劃能力，以及在他在自由軍團裏無與倫比的影響力；羅姆則看重希特勒的政治天份，尤其是通過充滿激情的演講蠱惑人心的才能。

1920年，德國勞動黨更名爲“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簡稱納粹黨。在羅姆的鼓動之下，巴伐利亞軍政長官埃普大力扶植弱小的納粹黨，不僅提供資金援助，還邀請希特勒到軍營裏爲納粹黨招兵買馬。希特勒喜出望外，用他的話來說，自由軍團充滿了“精力旺盛的年輕人，他們有組織、有紀律，在軍旅中被灌輸了世上無難事的進取精神。” 如果沒有羅姆的鼎力支持，一副文弱書生相的希特勒是很難贏得這幫丘八的敬仰和信賴的。納粹沖鋒隊的創始人羅斯巴赫(Gerhard Rossbach)評論道：“是羅姆幫助這個聰明、文弱、狂熱的人白手起家，飛黃騰達。” 希特勒自己後來也承認，如果沒有羅姆的影響力，他光靠言語的勸說是無法讓這些“忠誠的同志們”心甘情願加入納粹黨的。

1921年，希特勒衆望所歸，成爲納粹黨元首。在羅姆等人的輔佐下，希特勒仿照軍隊係統重組納粹黨，並開始吸收其他極右翼黨派，到1923年納粹黨黨員劇增到5萬5千人。希特勒的另一重大舉措，是組建納粹黨準軍事組織“沖鋒隊”(Sturm Abteilung)。由於自由軍團於1920年被魏瑪政府取締，羅姆趁機爲沖鋒隊招募大批前自由軍團官兵，並成爲首任總指揮。德國政府一戰期間爲非洲駐軍訂做了大批棕色卡其襯衣，戰後德國丟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這些襯衣也就派不上用場了。納粹黨利用羅姆的關係將這些襯衣低價買斷，作爲沖鋒隊的制服。從此以後，“棕衫軍”的綽號和臭名昭著的沖鋒隊一起載入史冊。

受到羅姆等人政治觀的影響，希特勒爲納粹黨制定了暴力革命武裝奪權的方針。1923年11月，希特勒聯合其他幾個極右翼黨派，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館政變”，企圖推翻巴伐利亞政府。政變失敗以後，希特勒被捕，在巴伐利亞政府內部親納粹勢力的操縱下只被判刑5年，而希特勒就在獄中撰寫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以闡述納粹理念。

羅姆和希特勒從政變的失敗總結出不同的教訓。羅姆痛定思痛，認爲參加政變的各黨派是一群烏合之衆，缺乏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1924年4月羅姆出獄以後，立刻組建更加激進的“前線聯盟”(Frontbann)，準備繼續武裝鬥爭。希特勒則認識到魏瑪共和國羽翼豐滿，如果不能得到政權內部和社會上的實力集團支持，暴力革命根本無法達到奪權的目的。他出獄以後，立刻確立“合法奪權”的新方針，準備利用議會民主體制奪取政權。沖鋒隊必須接受納粹黨組織的絕對領導，爲納粹黨的政治目標服務。這個方針和羅姆的想法大相徑庭，因爲他還在要求納粹黨承認“軍人主導政客”的組織原則。1925年春天，羅姆和希特勒分道揚镳。羅姆此行只是小別，6年以後，希特勒對尾大不掉的沖鋒隊非常傷腦筋，於是力邀遠在玻利維亞的羅姆回來出任沖鋒隊參謀長。羅姆對沖鋒隊大刀闊斧地整頓，很快就使其面貌一新。戈培爾表示：“羅姆將沖鋒隊這個散漫的烏合之衆塑造成爲井然有序的戰鬥組織，創造了奇迹。”


2. 合法奪權

1925年，根據希特勒制定的新方針，納粹黨再次改組，撅棄了初期的軍隊構架，而仿照魏瑪政府建立了一套官僚係統，包括一個內閣和幾個部委，作上台執政的準備。其次，納粹黨開始在德國各地建立基層組織，依靠強大的宣傳機構爭取選民支持。沖鋒隊隸屬納粹黨中央，主要任務是在公共場所炫耀武力，聚衆鬥毆打擊政敵；此外還爲納粹黨員提供軍事訓練，以及主持希特勒青年團的工作。無獨有偶，1923年莫斯科也命令德國共産黨放棄武裝暴動的方針，利用議會機制和平奪權。德國共産黨參與議會政治以後，得票率通常保持在10%到14%的水平，是左翼黨派裏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1925年至1928年是納粹黨的低潮階段。雖然納粹基層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德國各地出現，納粹黨的選民支持率卻相當可憐。究其原因，納粹黨的激進和暴力色彩濃厚，而此時德國社會逐步趨於穩定，經濟有所好轉，於是民衆對憤青氣十足的納粹黨敬而遠之。1928年5月進行的德國大選中，納粹黨贏得區區12個議會席位，得票率只有可憐的2.6%。這一年的德國選情，以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産黨爲代表的左翼聯盟贏得40.4%的選票，天主教中央黨贏得15%，而其他幾個右翼黨派如德國國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則瓜分了余下42%的選票。

納粹黨的轉機出現在1929年。由於一戰以後德國的經濟一直不太景氣，沒有能力按照凡爾塞條約償還戰爭賠款，1929年戰勝國召開第二次賠款會議，會上美國代表揚(Owen D. Young)提出一個新的償還計劃，將德國的戰敗賠款定爲263億美元，分58年還清。每年償還本息4億3千萬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必須賠付，其余可以推延到次年。“揚計劃”在德國激起衆怒，德國國民黨領袖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聯合包括納粹黨在內的幾個右翼黨派組成“全國反對聯盟”，號召舉行全民公決抵制揚計劃。長久以來納粹黨一直處在德國政治舞台的邊緣，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希特勒立刻抓住這個舉國關注的機會,頻頻在反對聯盟的集會上亮相，極盡蠱惑煽動之能事，在抨擊揚計劃的同時也大力鼓吹納粹理念。希特勒的表演讓德國民衆印象深刻，納粹黨的支持率開始上升，而幾個德國財團也開始向納粹黨提供資助，在他們身上壓賭注。

納粹黨一向惟恐天下不亂，而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終於讓希特勒如願以償。1930年，德國失業人口達到2百萬，1931年飙升到6百萬。這年德國國家銀行宣布破産。納粹黨立刻四處煽風點火，指責凡爾塞條約和戰爭賠款導致了德國的經濟危機，抨擊魏瑪政府颟顸無能，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使德國民衆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開始轉而支持右翼黨派的極權主義理念。1930年9月的大選中，納粹黨獲得18.3%的選票，首次超過德國共産黨，成爲僅次於社會民主黨的議會第二大黨。1932年7月的大選中，納粹黨獲得37.4%的選票，超過社會民主黨的36.2%而躍居爲議會第一大黨。

納粹黨的選民體現了幾個出人意料的特點。納粹黨的宣傳攻勢主要集中在各大城市，目標是工人階級(畢竟納粹黨號稱是“工人黨”)，然而最終到手的選票大多數來自農村的地主和雇農，這些人原先支持德國國民黨和其他的右翼政黨，因爲對他們的代表大失所望而轉投納粹一票。納粹黨吸引的工人選票也主要來自中小城市。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産黨在各大城市苦心經營多年，擁有相當堅實的群衆基礎，納粹黨在這裏沒能取得太大的進展，甚至無法吸引很多失業工人的選票，而納粹黨咄咄逼人的造勢運動，對爭取民意也起了負面作用。從宗教信仰方面看，支持納粹黨的新教選民高出天主教選民兩倍，而在天主教主導的德國南部萊茵和巴伐利亞地區，納粹黨的得票率最低。總結這一年的選情，左翼聯盟的損失微不足道，天主教中央黨穩中有升，而納粹黨其實是把其他右翼黨派的選民挖了過來。

這次大選以後不久，屬於少數黨天主教中央黨的德國政府總理帕彭(Franz von Papen)爲了建立黨派聯盟，謀求納粹黨的支持，向希特勒提供副總理的職位，遭到拒絕。希特勒堅信納粹黨能夠最終成爲議會多數黨，名正言順地獨掌大權。不過此時經濟危機的高峰已經過去，納粹黨的支持率開始下滑。1932年11月舉行的大選中，納粹黨只獲得33%的選票，丟失了34個議會席位。曆史有時著實令人慨歎，納粹黨上台執政並沒有獲得德國多數民衆的支持，而是德國民主體制本身的漏洞給了希特勒這樣一個機會。

這次大選以後，帕彭因爲無法建立黨派聯盟而被迫辭職，軍方背景的施萊切將軍(Kurt von Schleicher)被總統興登堡提名出任總理。施萊切爲了建立黨派聯盟，向社會民主黨和左翼工會聯盟發出邀請，此舉得罪了代表保守勢力的總統興登堡。不久施萊切組閣失敗下台。在帕彭的說服下，走投無路的興登堡最終同意讓希特勒出任總理，聯合德國國民黨和天主教中央黨一同組閣。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在總統府召見希特勒，授予其執政大權，也給歐洲以後十幾年懸而未決的命運劃上一個沈重的句號。


3. 粉紅色的沖鋒隊

納粹執政以後大規模迫害同性戀者，將他們投入集中營，強迫他們佩戴粉紅色三角形袖章以表明身份，從此以後，粉紅色三角形就成爲西方同性戀政治團體的標志。不過納粹黨敵視同性戀只是表面現象。納粹黨從一開始就有很深的同性戀背景，而羅姆掌控的沖鋒隊，則是納粹黨內同性戀者的世外桃源。

納粹黨的前身是德國秘密社團“遒力會”(Thule Society)。遒力會原名“日爾曼古典研究會”(Studiengruppe für germanisches Altertum)，由塞波騰道夫(Rudolf von Sebottendorf)創建。塞波騰道夫醉心於蘇非教神秘主義學說，他對古代雅利安人傳說的研究是納粹思想中神秘主義成分的來源。納粹黨早期的一批重要人物，如赫斯(Rudolf Hess)、埃卡特(Dietrich Eckart)、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等人都出自遒力會。遒力會的另一個特征，就是類似中世紀兄弟會的組織性質，而其中同性戀者不在少數。

納粹黨最有名的同性戀者大概非羅姆莫屬。史學家雷克特(Frank Rector)有過這樣一段對羅姆的描述：“最引人注目和臭名昭著的同性戀者難道不是納粹黨領袖、沖鋒隊孔武雄健的總指揮、希特勒最早的親密戰友羅姆嗎？衆所周知，希特勒的崛起全靠羅姆。羅姆的同性戀情趣不是什麽秘密，他明目張膽地光顧同性戀酒吧和土耳其浴池等色情場所。羅姆這種肆意妄爲、招搖過市的同性戀事實完全蓋過了納粹黨內部反對同性戀的呼聲。雖然時常有人抱怨那些‘沖鋒隊的性變態’太過分，同性戀者在納粹黨這個圈子裏還是很有安全感的，畢竟羅姆在黨內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羅姆顯然和人們心中對同性戀的成見大相徑庭。希特勒的法律顧問弗蘭克(Hans Frank)說：“認識羅姆以前，我一直以爲同性戀者都是柔弱無力、女裏女氣、自我陶醉、寄生蟲一般的懦夫，而羅姆絕對是勇敢無畏的軍人楷模。” 羅姆認爲，同性戀不僅是一種性取向，而是未來德國新社會裏精英階層的特征。他認爲德國最需要的是傲慢冷酷的一幫人，能夠毫無顧忌地打砸搶燒殺，心慈手軟的異性戀者是無法勝任的。史學家勞斯(Alfred Rowse)觀察道：“羅姆沖鋒隊表現的是一種非常具有男子氣概的同性戀形式。他們的世界沒有女性，他們住在軍營裏，每日的活動就是操練、遊行和競技運動。他們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慕尼黑沖鋒隊的娛樂活動尤其臭名昭著。” 這裏所謂的“放鬆方式”，就是同性性行爲。羅姆的副官兼性伴侶哥拉甯格(Peter Granninger)專門到慕尼黑的一所高中爲羅姆獵取英俊少年，他前後挑選了12人，親自體驗以後再送給羅姆。

希特勒本人的性取向至今尚無定論。無庸質疑，希特勒在早年曾經試驗過同性戀。他在維也納時和一幫同性戀者住在一起，不少史學家認爲希特勒在這段時間做過男妓。維也納警察局檔案裏也有過希特勒是同性戀者的記錄。但希特勒肯定不是單純的同性戀者，他至少和四個女子有過性行爲，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希特勒對羅姆的荒唐行徑相當寬容，對納粹黨內許多人要求處理羅姆的呼聲置若罔聞。他多次強調：“我必須指出沖鋒隊是爲完成特殊政治任務而組成的，他們是一個強悍的戰鬥團體，而不是循規蹈矩的教育機構. . . 除非有違納粹理念最關鍵的原則，他們的私生活不應受到旁人指手劃腳。”

如果同性戀僅僅是羅姆的個人嗜好倒也罷了，要命的是他提拔的人幾乎都是同性戀者，這些人身居高位以後黨同伐異，很快使沖鋒隊成爲衆所周知的同性戀兄弟會。到1933年，沖鋒隊已經發展到250萬人，超過德國軍隊十幾倍，而沖鋒隊軍官團(Vikingkorps)幾乎全部是同性戀者。羅姆的用人原則很成問題，比如他二十年代的性伴侶海因斯(Edmund Heines)被提拔爲二級總隊長(SA Obergruppenführer，相當於中將)，主管整個西裏西亞(Silesia)的沖鋒隊。另一個例子是厄恩斯特(Karl Ernst)，加入沖鋒隊以前是一家酒店的侍者，由於深受羅姆的喜愛而官封二級總隊長，主持沖鋒隊東部預備總隊，掌管25萬人。希特勒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沖鋒隊高級幹部能力差強人意，是參謀長令人遺憾的個人嗜好所造成的。”

在二、三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同性戀不是什麽罕見的事情。那個時期的歐洲將同性戀稱爲“德國惡習”(The German Vice)，就是因爲同性戀在德國相當泛濫。雖然如此，德國當權的保守勢力和基督教會對同性戀深惡痛絕，著名的德國刑法典第175條規定，同性戀行爲觸犯刑法。納粹黨內部對這個家醜也怨聲載道，戈培爾和希姆萊都痛恨同性戀。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沖鋒隊前景暗淡，因爲第175條象達莫克裏斯之劍一樣懸在他們頭上. . . 納粹黨成了同性戀的世外桃源，真是豈有此理，我一定要全力抗爭。”

希姆萊對自己的反同性戀立場有過一段冠冕堂皇的闡釋：“我們國家的女性數量是固定的，大戰中我們喪失了兩百萬青壯年男子，再加上兩百萬同性戀男子，我們就有四百萬有能力交媾繁衍的男子無法履行社會義務，這種性別失衡將導致災難。那些同性戀者認爲這純粹是他們的私事，殊不知性行爲關係到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一個人丁興旺的民族才有可能稱霸世界，無論再優秀的民族，如果沒有強勁的繁衍能力，就如同持有一張前往墓地的單程車票，幾百年後定要消亡。因此我們必須明白，如果我們不勉力消除德國社會的這個負擔，那麽德國乃至日爾曼世界的滅亡將指日可待。”

羅姆沖鋒隊的同性戀色彩已經成爲納粹黨最顯而易見的政治把柄，非常容易被敵對黨派和黨內政敵所利用。希特勒對羅姆的寬容，是因爲沖鋒隊對於納粹黨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而他這樣做也承擔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但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強大壓力，最終迫使希特勒抛棄自己的親密戰友，向替自己賣命十幾年的沖鋒隊大開殺戒。


4. 二次革命

1930年，納粹黨成爲德國政壇舉足輕重的力量。此時希特勒認識到，納粹黨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贏得傳統精英階層的支持，這意味著向保守勢力的政治價值觀靠攏，發揚納粹理念民族主義的內容而淡化革命性的社會主義成份。希特勒因此改頭換面，竭力和德國上流社會周旋，拉攏他們入夥，以改變納粹黨“造反派”的形像。希特勒的努力頗見成效，1931年一批顯要貴族加入了納粹黨，其中包括德皇威廉二世的兒子奧古斯特(August Wilhelm of Prussia)，以及黑森親王(Prince Philipp von Hessen)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邀請奧古斯特和黑森親王加入沖鋒隊，而不是新成立的黨衛隊，表明希特勒對沖鋒隊的器重。

和納粹黨的政客不同，匪氣十足的沖鋒隊長久以來一直幻想著“砸爛舊社會，建立新秩序”，思想上很難接受希特勒的新觀念。這種抵觸情緒最終導致了“斯坦恩斯危機”。1930年8月的大選期間，柏林沖鋒隊指揮官斯坦恩斯(Walter Stennes)公然違抗納粹黨中央的指令，以要求提薪爲借口占領了納粹黨柏林支部。雖然希特勒立刻趕到柏林控制了局勢，但此事造成很惡劣的影響。以後各地的沖鋒隊頭目有樣學樣，都和當地納粹黨組織對著幹。無奈之下希特勒只好把羅姆請回來整頓沖鋒隊。羅姆在沖鋒隊裏的威信無人能及，他很快就清除了那些刺頭，理順了沖鋒隊的組織結構。到1932年，沖鋒隊和納粹黨組織的關係大爲改善。

羅姆成功整頓沖鋒隊的負作用，就是他在沖鋒隊的權威根深蒂固，打倒羅姆勢必需要打倒整個沖鋒隊。納粹黨上台執政以後，沖鋒隊發展到兩百多萬人，而希特勒也不遺余力地擡高羅姆黨內的地位，使羅姆成爲納粹黨的二號人物。1933年9月納粹黨的代表大會上，羅姆和希特勒並肩站在主席台前列，讓人感覺納粹黨有兩個元首。1934年元旦，希特勒專門寫信給羅姆，感謝他對納粹運動作出的貢獻，德國各大報紙全文刊登了這封信。該信以華麗的辭藻頌揚羅姆，稱他是第三帝國的締造者之一。言下之意，誰跟羅姆過不去，就是跟希特勒過不去。希特勒如此重用羅姆，實在是對他的沖鋒隊寄予厚望，因爲沖鋒隊是希特勒改造德國軍隊這盤棋裏最重要的棋子。如果羅姆的政治頭腦和他的組織能力一樣出色，就不會發生長刀之夜這種事情。羅姆的政治幼稚病和膽大妄爲的性格最終斷送了他的前程和性命，也斷送了希特勒控制德國軍隊的謀劃。

納粹黨執政的第一年，希特勒的權力尚未穩固，不得不和方方面面達成妥協。納粹黨在野時爲了吸引選民而大力鼓吹的工業國有化、土地改革等等社會主義施政方針，上台以後都不再提起。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經濟事務委員會”，開始規劃德國經濟的振興。這個委員會的17名成員全部是大資本家和銀行家，包括克虜伯、西門子、博世、泰森、施羅德等人。經濟部部長由資本家集團推舉的施密特出任。

希特勒的“修正主義路線”根本無法得到以羅姆沖鋒隊爲代表的納粹黨激進份子的認同。對羅姆來說，上台執政只是納粹革命的第一步，深刻徹底的社會改造還在後面。沖鋒隊提出的口號是“不要松你的腰帶！” 意思就是革命尚未成功。沖鋒隊的這種激進思想很讓希特勒擔憂，他在1933年7月1日在慕尼黑召集所有沖鋒隊幹部，向他們鄭重宣告納粹革命已經成功，不會有第二次革命。“我決心無情地鎮壓一切推翻現行秩序的企圖，我強烈反對所謂的二次革命，因爲這只能導致混亂。任何人膽敢危及現有國家政權就等於把他的頭伸進絞索裏去。” 7月6日希特勒和巴伐利亞州長埃普的談話中闡述了他的觀點：“革命不能永遠進行下去。革命的狂潮必須加以引導而發展爲和平的漸變. . . 無論如何，在經濟體係裏秩序是必需的，因爲經濟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其根本法則植根於人類的本能之中，任何轉變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希特勒這一係列講話其實就是在間接警告羅姆。羅姆置若罔聞，繼續口無遮攔到處散布革命言論。1933年底，羅姆正式向希特勒提出擔任國防部長的要求，準備實施他醞釀已久的改革軍隊方案。這一直是羅姆的夢想，也是他千裏迢迢從玻利維亞趕回來接手沖鋒隊的原因。國防軍已經成爲反革命勢力的大本營，必須進行大清洗，由獻身納粹運動的革命軍人組成的軍隊取而代之，而他們將成爲國家的主人。雖然希特勒對國防軍有大致相同的改造計劃，但他執政伊始根基尚淺，現在遠不是向軍頭挑戰的時候。羅姆不依不饒，和希特勒發生激烈爭吵。副總理帕彭的幕僚切爾希奇(Fritz Gunther von Tschirschky)正好到總理官邸辦事，記錄了下面的一幕：

“很明顯希特勒的辦公室裏正在進行激烈的爭吵。過了一會兒我問希特勒的副官布魯克納：‘我的天哪，裏面是誰？他們想殺了對方嗎？’ 布魯克納回答說：‘是羅姆，他在竭力說服老頭子到總統那裏提他的要求。’ 我只好等在外面。辦公室的門不是很厚，外面的人可以依稀聽見裏面的動靜。我聽見希特勒一遍又一遍地說：‘我辦不到，你在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 過了幾天，我聽說希特勒還是去見了興登堡提出羅姆的要求，被興登堡相當粗暴地拒絕了。”

羅姆並沒有善罷甘休，於1934年2月向內閣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在沖鋒隊的基礎上組建新的德國軍隊，成立武裝部總管全國的正規軍和民兵武裝，部長職位自然將由羅姆擔任。以羅姆在納粹黨內的地位，這一份文件可以視作納粹政府向軍隊開刀的宣言。該備忘錄引起軍方強烈反彈。魯莽的羅姆過早將納粹沖鋒隊和國防軍的矛盾公開化、明朗化，逼迫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表態，是和他的老戰友一起冒著失敗和下台的風險將納粹革命進行到底，還是抛棄一同出生入死的戰友投入資本家和軍頭的懷抱。希特勒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而他足足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痛下決心。


5. 軍頭與政客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議會民主具有相當的虛僞性，因爲議會並不是最終的權力機構，幾個獨立於議會之外的實力集團和總統興登堡關係密切，能夠借助興登堡否決議會通過的任何法案。這些實力集團的代表當屬國防軍和其背後的容克貴族。

容克(Junker)是德國東部的大地主貴族階級。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農村的土地占有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特征。西南部的巴伐利亞、萊茵、烏騰堡等地農村以小自耕農爲主，類似法國；西北部西法利亞、下薩克森、漢諾威等地開始出現中、小地主，但自耕農比例依然很大；勃蘭登堡以東地區 - 尤其是普魯士 - 土地兼並異常嚴重，這裏是容克貴族的根據地，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沒有土地的雇農。容克的特征是姓氏前面加“馮”字(von)，以表明自己的貴族身份。十六世紀普魯士建國以後，容克們積極從軍，累積戰功，逐漸成爲普魯士的軍事貴族階級。到了霍亨佐倫帝國(The Hohenzollern Empire)時代，容克把持軍隊和政府要職，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德皇時代政壇顯要人物，包括首相卑斯麥，軍政首腦魯登道夫、興登堡，陸軍元帥龍德施泰德等人都是容克貴族。這時流行的一句諺語是：普魯士統治德國，容克統治普魯士，因此容克才是德國的主人。

一戰以後，德國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要求縮編國防軍，並撤銷參謀部。1920年，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出任國防軍總長，主持軍隊的重組。德國一戰之前有常備陸軍78萬人，一戰結束時有3百萬人，此時必須大幅度縮減到10萬人。馮-塞克特的工作卓有成效，德軍的精華完整保留下來。魏瑪時代國防軍不介入國內政治動蕩，深刻檢討一戰教訓，加強對新式戰法的研究和發展。二戰期間德軍一批風雲人物，如古德裏安、曼施坦因等人，都是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新編國防軍也全盤繼承了容克貴族對軍隊的控制。只要浏覽一眼國防軍軍官團的名冊，你會發現絕大多數的名字都帶一個“馮”字。

馮-塞克特苦心孤詣將國防軍塑造成爲一支國家軍隊，超脫於國內政治之外，成爲一個“國中之國”。二十年代初期德國政局動蕩，發生了三次政變。1920年極右翼勢力在柏林發動“卡普政變”(Kapp Putsch)，糾集當地自由軍團占領政府部門，企圖推翻魏瑪共和國建立極權統治。魏瑪政府要求馮-塞克特派兵鎮壓，遭到拒絕，理由是“德國軍人不應自相殘殺”。魏瑪政府手裏沒有槍杆子，只好通過工會發動全國總罷工，才迫使政變者知難而退。1926年，馮-塞克特未經政府許可而同意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個兒子參加國防軍，被迫辭職。馮-塞克特後來作爲德國人民黨(Deutsche Volkspartei)議員出席國會，1934年到中國擔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策劃了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魏瑪共和國總統興登堡是軍人出身的政客，也是國防軍和容克貴族的總舵主。他生性保守，對霍亨佐倫家族依然充滿景仰，希望自己退休以後讓德皇威廉二世的兒子接替，恢複帝制。興登堡同意希特勒上台組閣也是無奈之舉，因爲他選定的帕彭和施萊切都未能組成黨派聯盟。納粹黨上台伊始就策劃了國會縱火案，並借機要求興登堡發布緊急狀態法令，沖鋒隊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而肆意抓捕德國共産黨。然後希特勒操縱議會通過“授權法案”，授予納粹政府立法權，期限四年，興登堡也簽署了這項法案。興登堡並不喜歡納粹黨激進的政治主張，但他竭力保持政治立場的中立，只要納粹政府不侵害軍隊和容克貴族的利益，他可以容忍希特勒胡作非爲。但是羅姆吞並國防軍的企圖，就觸犯了興登堡的底線。

興登堡是一個老派軍人，對羅姆傷風敗俗的行爲甚爲厭惡。他曾經私下對人說，在公共場合和羅姆這種“後膛裝填”(Breechloader)的家夥握手是一件讓人惡心的事。如果在德皇時代，羅姆早就身敗名裂，被趕出軍隊了，豈能讓他這樣的人染指國防軍？事實上，出任國防部長的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弗裏奇(Baron Werner von Fritsch)都是興登堡信得過的資深軍人。盡管興登堡對羅姆缺乏好感，迫於希特勒的壓力還是同意讓羅姆擔任不管部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德國軍方對希特勒的納粹黨政府一直保持相當高的警惕性，其原因有二。首先納粹黨上台之前鼓吹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一項施政方針就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東部的容克大地主，國防軍和容克貴族是兩位一體，自然非常緊張；其次納粹沖鋒隊人多勢衆，羅姆咄咄逼人，口口聲聲要改造國防軍，砸爛舊秩序，而希特勒態度暧昧，這也讓軍頭們惶恐不安。希特勒在1934年初向軍方提出將沖鋒隊劃歸國防軍管轄，這更增加了軍頭們的疑慮。十幾萬人的國防軍同三百萬沖鋒隊合並，最後誰吃掉誰是不言而喻的，於是軍方拒絕了希特勒的提議，理由是沖鋒隊的習氣和國防軍的傳統格格不入。國防軍和沖鋒隊既不能合並，也無法共存，就發展成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關係。

希特勒其實非常希望用沖鋒隊取代國防軍，因爲他知道自己在軍隊裏沒有任何根基，那些軍頭不會俯首貼耳、聽從調遣。但軍方掌握著槍杆子，背後有興登堡和東部的容克貴族支持，執政才一年的希特勒想要對國防軍發難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來希望沖鋒隊和國防軍能夠相安無事過兩年，爲他贏得時間，但羅姆的盲動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過去的一年中希特勒利用“授權法案”對各個政府部門進行大清洗，驅逐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和猶太血統的人。國防軍是唯一免於被清洗的機構，因爲大多數容克貴族的家譜裏都能夠找到猶太祖先。直到1934年5月31日，國防軍才象征性地執行了納粹政府的種族清洗法令，被驅逐的國防軍官兵包括5名軍官，2名士官，以及31名士兵。希特勒爲了拉攏軍方不惜法外開恩，這也的確贏得了軍方的好感。

羅姆改造國防軍的備忘錄出爐，大大增強了軍頭們的危機感。1934年4月初，希特勒應國防軍邀請視察戰列艦“德意志”號，整個國防軍統帥部都登艦隨行。軍艦離開基爾軍港航行在波羅的海上時，國防部長布隆堡代表軍方正式向希特勒提出請求，罷免羅姆和沖鋒隊所有高級頭目。作爲回報，布隆堡承諾事成之後國防軍全體官兵將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軍方此舉頗有兵谏的架式，不由得希特勒不同意，於是羅姆和沖鋒隊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6. 長刀之夜

雖然希特勒答應軍方處置羅姆及其黨羽，但他此時並沒有打算將羅姆置於死地，只是想找機會打擊一下羅姆的囂張氣焰，給他一個教訓。但納粹黨內部羅姆的政敵很多，包括戈林、希姆萊等人都希望除掉羅姆。戈林是沖鋒隊首任總指揮，國家秘密警察(即蓋世太保)的創始人，自以爲在黨內的資曆、能力高過羅姆，怎能甘居羅姆之下。希姆萊則希望大幅度擴充黨衛隊的實力，羅姆的沖鋒隊是他的眼中釘。納粹黨大佬中只有戈培爾比較同情羅姆，但戈培爾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關鍵時刻不會替羅姆出頭。希特勒縱有保住羅姆的心思，也架不住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強大壓力。

1934年1月，戈林的手下迪耶斯(Rudolf Diels)主持的蓋世太保和希姆萊的爪牙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掌管的黨衛隊保安處開始嚴密監控羅姆以及沖鋒隊高級頭目，將他們的一舉一動彙報給希特勒。2月間，國防軍軍事情報局(Abwher)也加入了對羅姆的監視。羅姆要麽對秘密警察的行動毫無察覺，要麽就是完全有恃無恐，他行事依然明目張膽，毫不收斂。

1934年1月，羅姆對納粹外交家盧戴克(Kurt Ludecke)說：“阿道夫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任意踐踏我的主張，我已經今非昔比了。別忘了我有三百萬沖鋒隊，所有關鍵職位都被我的人占據，阿道夫也知道我在國防軍裏也有不少朋友。如果阿道夫講道理，我們就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如果他不這樣，我就打算使用武力了 - 不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我們的革命！” 羅姆在柏林凱賓斯基飯店宴請自己的黨羽時又在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辭：“阿道夫要把我們都出賣了。他和反革命份子打得火熱，只相信那些東普魯士的將軍們！阿道夫曾經是我的學生，他的軍事常識都是從我這裏學來的。可惜阿道夫骨子裏仍然是一個平民，一個筆杆子，一個空想家，一個小資産階級。” 這些言語都一字不漏地報告給希特勒。

希特勒很了解羅姆的秉性，對他的激憤之詞並不以爲然。但羅姆下面的舉動卻讓希特勒驚懼。1934年4月間，羅姆因爲希特勒明確拒絕了他改造國防軍的建議，異常惱火，開始主動和納粹黨內外的社會主義派別接觸，尋求他們的支持，準備在納粹黨代表大會上同希特勒攤牌。反對納粹黨的前總理、軍人政客施萊切察覺到納粹黨即將分裂，也積極和羅姆接洽。羅姆不自量力地將自己同希特勒的路線之爭升級成爲權力之爭，等於是爲自己敲響了喪鍾。

雖然蓋世太保搜集了羅姆材料在希特勒公案上堆積如山，希特勒仍然不忍心對昔日的老戰友動手。從4月初希特勒向國防軍承諾罷免羅姆，兩個多月過去了，羅姆依然毫發無爽，納粹黨內外的“倒羅”勢力早已按捺不住。1934年6月17日，代表保守勢力的副總理帕彭在瑪爾堡大學(University of Marburg)向學生發表演講時指出納粹黨內極端份子嚴重危及保守黨派的利益，提醒希特勒不要忘記上台之初和黨派聯盟達成的協議，並號召德國人民抵制又一次納粹革命浪潮。帕彭的講話立刻得到總統興登堡、國防軍、大資本家以及大財閥的響應支持。這其實就是給希特勒發出的最後通牒。與此同時，蓋世太保提供的最新材料顯示，羅姆正在策劃一次政變，準備在6月底發難。雖然希特勒明白這種材料通常水分不少，但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於是痛下決心。

羅姆爲了緩解緊張氣氛，於6月19日宣布沖鋒隊放假一個月，休假期間禁止身穿制服，以向希特勒顯示政變雲雲純屬謠言。20日，羅姆就動身前往慕尼黑南部的療養聖地威西(Bad Wiessee)，並邀請所有沖鋒隊頭目到這裏參加告別宴會。蓋世太保立刻報告希特勒，認爲這是羅姆發動政變集結部隊的借口。6月21日，希特勒面見總統興登堡，獲得同意使用武力清洗沖鋒隊。緊接著希姆萊起草了一份黑名單，希特勒親手勾銷了名單上150個名字。6月29日，希特勒在萊茵河畔戈德堡的一家酒店裏召開會議部署行動，所有納粹黨首腦都聚集到此。會議結束後戈林和希姆萊立刻趕回柏林，主持那裏的清洗行動，而希特勒在戈培爾的陪同下乘飛機來到慕尼黑，準備對彙集到此的沖鋒隊頭目一網打盡。慕尼黑國防軍早已接到命令，派出部隊占據各個戰略要地。在這裏希特勒告訴當地國防軍指揮官：“這次行動不關國防軍的事，我們自己的汙垢自己清洗。”

6月30日早晨7點，希特勒的車隊在一輛國防軍裝甲車的護送下沖進羅姆等人下榻的療養院。這一天是蓋世太保聲稱的沖鋒隊發動政變的日子，但療養院門口只有一個沖鋒隊員站崗，而羅姆和他的黨羽都還在熟睡之中。根據希特勒的私人司機坎普卡(Erich Kempka)戰後回憶，希特勒手持一條馬鞭，後面跟著兩個荷槍實彈的秘密警察，沖進羅姆的房間，對不知所措的羅姆說道：“你被捕了。” 在羅姆隔壁的房間裏，希特勒發現羅姆的親信海因斯正和一個18歲的沖鋒隊員大被同眠。希特勒怒吼：“海因斯！限你5分鍾之內穿好衣服，否則我當場斃了你！” 與此同時，其它房間裏的沖鋒隊成員都被揪出來集中在洗衣房裏面，然後一個個從羅姆面前走過，被押解上外面準備好的大客車。羅姆表情憂郁，向他們一一揮手道別。最後羅姆也被押上一輛轎車，他面無表情地從希特勒面前走過。

到6月30日晚上，大約有200多沖鋒隊頭目被關押在慕尼黑監獄。希特勒起初給羅姆一個自殺的機會，羅姆不予理睬，於是黨衛隊頭目、未來的達豪集中營指揮官艾克(Theodor Eicke)將羅姆處決。從6月30日下午開始，希特勒衛隊頭目迪特裏希手持黑名單，將監獄裏的沖鋒隊囚犯分批提出來槍決，監獄長認爲單憑一份名單就槍斃犯人不符合司法程序，被粗暴地推到一邊。與此同時，格林和希姆萊在柏林也開始動手，大批犯人被押到裏施特費爾德(Lichterfelde)軍營被行刑隊槍決，步槍齊射的聲音在軍營附近整日回蕩。

長刀之夜行動中被殺的並不限於沖鋒隊頭目，一些政界要人也遭毒手。6月30日早晨兩個秘密警察來到前總理施萊切家門外按鈴，然後推開迎接的女傭，沖進客廳槍殺了施萊切和他的夫人。另外一位被害的軍方人物是前軍情局局長布裏多(Ferdinand von Bredow) 。納粹黨早年的領袖之一施特拉賽(Gregor Strasser)被槍決時子彈射穿動脈，血湧如噴泉，但沒有立刻就死。海德裏希冷酷地說：“這頭公豬居然還沒死，那就讓他把血流幹吧。”

在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被殺的人超過400，其中包括大約200個沖鋒隊頭目。其他被抓捕的人送進達豪集中營，苟延殘喘幾年後也都陸續喪生。二戰以後在紐倫堡法庭上有關方面提供的被害者最終人數爲1076人。看來長刀之夜並不僅是針對羅姆沖鋒隊的清洗行動，而是一次大規模剪除異己，打擊政敵的殺戮事件。事件過後興登堡雖然對兩位將軍的遇害感到震驚，但還是勉強簽署了一封感謝希特勒的電報，從而將此次血洗行動合法化。國防部長布隆堡代表軍方發表宣言：“元首以軍人的果敢和超凡的勇氣攻擊並粉碎了政變者。國防軍作爲整個國家唯一的武裝力量，一向置身於國內政治糾紛之外，將以軍人的忠誠和奉獻精神表達感激之情。”


7. 後話

1934年8月2日，總統興登堡逝世。希特勒立刻頒布法律，將總統和總理職位集於一身，成爲德國元首。同一天，國防部長布隆堡命令國防軍全體官兵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誓詞如下：“我在上帝面前莊嚴宣誓，將毫無保留地服從阿道夫 ▪ 希特勒 - 帝國元首、國防軍最高統帥的命令，並以一個英勇軍人的名義信守誓言，乃至犧牲在所不惜。”

長刀之夜行動以後沖鋒隊一蹶不振，大部分隊員被黨衛隊吸收，於是在這裏借屍還魂。雖然希特勒表面上成爲國防軍宣誓效忠的統帥，但對這幫軍頭依然放心不下，時機成熟以後就開始逐步修理國防軍。國防部長布隆堡由於對希特勒的支持而官運亨通，1935年出任新成立的戰爭部部長，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1936年成爲希特勒冊封的第一個陸軍元帥。1938年，60歲的布隆堡和26歲的格璐恩(Eva Gruhn)結婚，然而蓋世太保查出來格璐恩曾經做過妓女，於是希特勒要求布隆堡解除婚約。布隆堡拒絕抛棄年輕的妻子，辭去所有軍職遠走海外。

納粹黨執政初期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弗裏奇非常反感納粹黨的所作所爲，和同僚的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對希特勒的輕蔑態度。弗裏奇在1938年遭到蓋世太保陷害，被指控和一個男妓保持密切關係，希特勒以此爲理由迫使弗裏奇退休。弗裏奇憤懑異常，堅持由軍事法庭審理此案，甚至要求和希姆萊決鬥以挽回名譽。軍事法庭很快宣布弗裏奇無罪，但希特勒沒有再起用他。二戰爆發，希特勒給了弗裏奇一個炮兵團的指揮權，派他參加波蘭戰役。弗裏奇在進攻華沙時陣亡。弗裏奇是國防軍德高望重的老將，被蓋世太保用如此下流的手法構陷，激怒了一大批軍方要員，其中包括總參謀長貝克將軍(Ludwig Beck)，軍情局總長卡納裏斯海軍上將(Admiral Wilhelm Canaris)，陸軍元帥威茲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以及後來出任西線總指揮的克魯格將軍(Günther von Kluge)等人。這些軍頭組成密謀集團，開始了長達6年的地下抵抗運動，策劃了幾次刺殺希特勒的行動。

整個二戰過程中，不少國防軍將領對希特勒陽奉陰違，到戰爭後期就時常拒絕執行他的命令，這也是希特勒大力發展擴充黨衛軍的原因。納粹德國覆滅前夕，希特勒抱怨最多的就是國防軍沒有不折不扣地實施他的戰略意圖，才導致一敗塗地。在最後的日子裏，躲在柏林地下掩體裏的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大概對11年前的長刀之夜有了更深刻的反思。戈培爾在1945年3月說的一番話可見一斑：“我向元首闡明，1934年我們本來有機會徹底改造國防軍，不幸未能成功。羅姆的主張本身是正確的，只是不能讓一個同性戀和無政府主義者來貫徹實施。如果羅姆的品行無懈可擊，6月30日被槍決的就不是幾百個沖鋒隊首領，而是幾百個國防軍將校了。整個事件的發展非常令人悲哀，直到今天我們還深受其害。那一年對國防軍進行革命性改造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元首最終沒能抓住機會。我們今天是否能夠彌補了當年的損失都是值得疑問的，至少我個人非常懷疑。”

長刀之夜，希特勒及其黨羽和國防軍首腦們痛飲鮮血、彈冠相慶的時候，大概沒有料到第三帝國最後土崩瓦解、灰飛煙滅的結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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