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相還於歷史—分析德日教科書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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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真相還於歷史—分析德日教科書之不同

戰後德國和日本在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罪行的問題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德國重在培養人們反對錯誤的勇氣和對人類的愛心。而日本卻沒能在國民中樹立起正確的歷史觀、戰爭觀。但願日本能把真正的而不是被篡改修飾的、完整的而不是殘缺不全的、確實的而不是虛偽的真相告訴後人。

德國教科書：還原歷史真相

戰後德國對於侵略歷史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從迴避遮掩到逐漸正視的過程。

80年代以後，前總統魏茨澤克多次強調，“應幫助青年人理解為什麼牢記過去是極其重要的。我們要幫助她們面對歷史真相。”在德國政府的大力干預下，德國教科書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開始大膽地、毫無保留地記述納粹罪行。

在當今德國學校的歷史課上，德國史和世界史都用相當的篇幅來講述二戰這段歷史。在時事課上，老師常常會結合當前的暴力屠殺事件講述納粹大屠殺，幫助學生認識民主社會的價值，看清新納粹的毒害。

德國進行戰爭歷史的教育，重在培養人們反對錯誤的勇氣和對人類的愛心。在德國中小學的教科書中，有不少有關納粹文件的介紹，老師在讓學生閱讀了這些原始的文件後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假如一個政府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礎上，那麼作為個人該如何對待呢？老師不僅是在幫助學生認識這段歷史，知道什麼對什麼錯，更是在培養她們對人類與和平的愛心。因此，一些教師在教學時還著重讓學生認識到，在發生如此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時候，即使是沒有親自參與，無動於衷、袖手旁觀實際上也是一種犯罪。

學校還將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請上課堂，以現身說法揭露納粹的暴行。曾受到納粹迫害的特露德·西蒙松在課堂上向德國青年一代提出殷切希望，她說：“你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不負有責任，但是，你們有責任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

圖謀“改頭換面”的日本教科書

戰後初期，日本歷史教科書有一定的獨立性，並不諱言日軍的暴行。但20世紀50年代後，日本右翼勢力開始為其侵略歷史翻案。1982年日本文部省從教科書下手，圖謀篡改歷史，將原教科書中的“侵略”全部改為“進入”。進而更在1986年再次嚴重歪曲歷史，在教科書中將侵華戰爭描寫為日本被迫迎戰，把日本進行太平洋戰爭的目的說成是要“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下解放亞洲”。1996年，日本右翼組織——“日本昭和史研究會”悍然要求文部省從七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刪除有關“慰安婦”、“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盧溝橋事變”等11個歷史事實的章節。

1999年日本再次發生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11月前後，日本有兩家出版社決定刪除中學教科書歷史部分中的“從軍妓女”一詞中的“從軍”二字。據日本《東京新聞》報道，刪除“從軍”是因為仍有一些人反對採用真實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侵略罪行的教科書。這些人把教科書中的“從軍妓女”、“綁架勞工”等看成是醜化日本的“自虐行為”。

最近又傳來消息，提交日本文部省審定的新教科書嚴重刪減侵略歷史（到4月3日，日本文部省已審定通過這8種版本的歷史教科書）。作為從2002年度開始在日本中學使用的教材，有8家發行中學歷史教材的公司向文部省提交了“申請版本”要求審定。原來有7家公司記述了“隨軍慰安婦”問題，但在申請版本中記載慰安婦問題的減少到了3家；原有4家公司使用“隨軍慰安婦”一詞，但在申請版本中沒有1家公司使用，而改為“慰安婦”、“慰安設施”等表述。關於南京大屠殺中被日軍殺害的中國人人數，原有6家公司在現行教材中作了“20萬人”、“十幾萬人”等具體表述，但在申請版本中說有“20萬人”的只有一家，其他公司都避免舉出數位，而用“許多”、“大量”、“死亡人數不確”等取而代之。此外，有關對中國、韓國等進行侵略的記述也被簡化。

改頭換面、遮遮掩掩的歷史教育，使日本許多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給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曉或知之甚少。

追根溯源的比較

戰後的德國和日本對待二戰的不同態度，不僅表現在對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上，而且體現在對戰爭賠償的態度和行動等諸多方面。德、日兩國是同因推行法西斯政策而戰敗的國家，為何對待戰爭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呢？原因主要在於：

首先，戰後盟國對德、日法西斯罪行清算程度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反法西斯同盟國內部矛盾逐漸激化，蘇聯在與美國爭奪的重點在歐洲，雙方爭奪白熱化，結果幾個國家分區佔領了德國，紐倫堡法庭的審判和後來對納粹罪行的揭露都比較徹底。

但在遠東問題上，蘇聯與美國沒有展開過多的競爭，僅以獲取自己的利益為滿足。中國由於國內問題而影響了他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東京審判和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簽訂，都是在美國政府一手控制或操縱下進行的，沒有徹底懲治戰爭罪犯，對一大批戰犯竭力庇護、大批釋放，許多罪行累累的戰犯很快被解除“整肅”，重返政界；沒有徹底砸爛法西斯國家機構，保留了幾乎全部局級以下的領導人，實際上正是這些人曾是日本侵略戰爭計劃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因此，在日本一直存在著軍國主義勢力，它們一有機會便出來表演。

其次，戰後德、日兩國政權建立的基礎不同。美國當時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及為限制日本進步力量的發展，讓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對戰後的日本而言，這實際上起到了保留軍國主義精神支柱的作用。戰後德國政權是在拋棄了法西斯政權、重建民族精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德國政府領導人同納粹之間非但沒有共同的利益關係，而且有的還是納粹的受害者，他們在對待戰爭責任等問題上，比較超脫，不易受右翼勢力的影響。

最後，德、日兩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深印在日本人的頭腦之中的，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武士爭雄天下，崇尚殺戮的非人道倫理觀，把軍刀當作勇敢和地位的象徵。而這正適應了日本統治集團實行軍國主義政策的需要。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促使德國人開始反省自己。德國哲學傳統中理性的一面有助於德國人對法西斯戰爭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誠懇的認罪，從而達到了寬容，也保持了尊嚴。

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有一句名言：“對過去視而不見的人，對未來將是盲目的。”日本完全有必要向正視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和真誠謝罪而獲得新生的德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