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民族主義之三：論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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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作者：老刁民

[left]攆/font]內容摘要：近來，由於中日關係在台海、釣魚島、東海油氣田、歷史問題等領域一再發生摩擦，兩國間的政治關係不斷惡化，與此相關的是，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開始崛起，出現了中國民間愛國人士自行上街遊戲示威、抵制日貨、網上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簽名等行動，一時之間，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同時，各界“理性人士”口誅筆伐，大肆抨擊民族主義的狹隘和偏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民族主義合理性的大論戰。本文將從分析民族主義的本質和起源的基礎上，對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做出論述，然後再剖析一下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left]
　　　　
　　　　關鍵字：民族主義、理性與衝動、中日關係
　　　　
　　　　
　　　　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不僅取決於兩國經濟、政治等因素，還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國的國民相互間的感情，這是中日兩國特殊的歷史、地理因素造成的。而一國國民對外關係的價值取向則受此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民族主義思潮首先是一種政治思潮，“政治思潮作為一種上層建築，是指社會生活中的人們對以國家治理和發展採取何種政策為核心的政治現象的主觀思維和認識，並被社會各個方面普遍接受和容忍。”（1）而民族主義思潮又更多的包含對外關係領域的政治主張和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的認同感的心理因素。自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思潮是如此的影響了國際關係和格局，通過瞭解民族主義，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國家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判斷國際關係和格局的發展方向。接下來，我將首先從普遍的角度上介紹一下民族主義，再將其應用到中日兩國關係的具體問題上來。
　　　　
　　　　1．近代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本質
　　　　
　　　　關於民族主義的準確的定義和本質，一直就是學術界所爭論的物件，目前世界上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分歧意見還很多，而且比較模糊。“正如凱拉斯所說，至今幾乎看不到綜合諸家之說的系統理論和對民族主義的本質的解釋。”（2）本文重點不在於對“民族主義”的本質和概念的探討，也不對每一種觀點都加以分析和解釋，只是採取通說的觀點和人們的一般看法來大概的理解和把握“民族主義”的本質和概念。通過瞭解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本質，就自然反駁了那種認為民族主義先天不合理、本身就不應該存在的幼稚觀點。
　　　　對於中國來說，“民族主義”一詞是外來的辭彙，一般被認為近代民族主義是在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是首先出現的。在封建時代，君主與國家不被認為有對立的一面，效忠國家就等於效忠君主，君主是國家的天然代表，君主是一個國家國民所維護、效忠的物件，也起到了組織、團結社會共同體的作用。通常看法是，由於資產階級要求廢除封建制度，他們需要有更高的名義來限制或罷黜君主，以便得到道義或理論上的支持，於是資產階級提出“民族”的概念，他們宣揚民族的利益要高於國王，並且使民族的概念代替君主成為團結組織社會共同體的精神紐帶。可見，民族主義自誕生起就有著它政治的意義，如蓋爾納給民族主義下的定義就是“政治的單位和民族的單位一致”。（3）“近代民族主義”產生的另一個因素是，拿破倫的擴張與征服促使歐洲諸國國民團結起來反抗侵略，於是，自在的（4）深藏於社會共同體內心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就覺醒了。
　　　　通過對民族主義起源的分析，我認為民族主義的產生包含兩個要素：一，它本來是先天的、自在的存在於社會共同體所有成員內心之中的（這種先天的、自在的意識即是基於血緣和文化的紐帶而對本民族的發自內心的崇拜）；二，這種自在的意識在受到外部的刺激之下，就獲得了覺醒，並將這種意識直接的表達於外，表現就是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張和要求或者形成了普遍範圍內的一種思潮。
　　　　
　　　　2．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
　　　　
　　　　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就符合以上的兩個要素。在日本一系列涉及中日關係的政策的刺激下，中國人民本來深藏於內心的民族主義思想自然覺醒，並提出相應的政治主張。
　　　　不過有些人認為，在外部條件的刺激下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共同體的意識不能算是民族主義，他們以為民族主義純粹是基於對本民族和國家的發於內心的崇拜才產生的，而受了外部刺激才出現的那種類似民族主義的情緒，顯然含有盲目、衝動、偶然的因素存在，所以是不科學的。這種看法就忽略了民族主義產生的第二個要素。須知，民族意識的自我覺醒並不是說像睡覺一樣到睡一定程度就自動醒來，而是在受到外部刺激下的做出的相對的反應，否則的話怎麼可能要求絕大部分人的意識在同一時刻覺醒呢？
　　　　即使民族主義不可避免的要包含盲目、衝動和不理性，但是這並不表明民族主義是一種不利的情緒，這是因為衝動並不是一味的壞，理性也不是一味的好。
　　　　
　　　　3．民族主義中的理性與衝動
　　　　
　　　　是否合乎理性是評價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理性人士”抨擊中國民族主義的有力工具之一，他們把理性和衝動完全對立起來，他們盲目的崇拜人類的理性而蔑視衝動。面對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熱潮和學生運動，“理性人士”動輒跳出來指責這種思想和行動的不理性（似乎他們懂的理性的含義和本質），他們舉著理性的大旗，站在山頂蔑視著腳下民族主義者的偏激、盲目和狹隘。他們從來沒有反思過他們所憑藉的從而感到優越的理性究竟為何物。
　　　　支援中國民族主義的人說，民族主義情緒不完全是衝動和偏激的，民族主義也完全可以是經過理性思考後人們所選擇的一種意識形態（我們姑且先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我認為，中國當今的民族主義絲毫用不著理性來證明自己。即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是一種衝動和不理性，我們也不應該武斷的否定它。
　　　　為了證明我以上的結論，我們就先要分析出理性的本質。羅素把理性解釋為人類“為了將來的快樂，哪怕這種將來的快樂是相對遙遠的，而願意忍受目前的痛苦”的一種審慎。（5）理性就是人類將自己趨利避害的本性加以發揮，即為了實現長遠的利益或更大的利益，而捨棄眼前的利益或較小的利益。所以說分析一個行為是否理性的前提，就是要判斷這個行為所帶來的有利與不利之比，如果有利大於不利就是理性的行為，反之則是不理性的行為。而那些指責中國當今民族主義（他們說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的“理性人士”，卻在沒有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所造成結果的利弊做出科學分析、並且只看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外在的衝動的形式的情況下，就下結論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定義為“狹隘的民族情緒”、“衝動和偏執”，這種武斷的定義的思維過程簡直就是對人類的理性的侮辱。接下來我將對“理性人士”的觀點進行批判，並分析他們犯的兩個錯誤：
　　　　
　　　　1．沒有對中國民族主義行為所造成結果的利弊做出科學分析。指責民族主義運動的人認為，這些偏激的行為的本質就是一種憤怒的、暴躁的情緒，是理性無法駕馭住衝動的結果，然後他們再將這種發洩了不滿情緒後的短暫快感與傷害中日關係、造成的中日貿易的損失（指抵制日貨）加以對比，就很輕易的得出了民族主義運動的不理性。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民族的精神的重要性，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是註定要受壓迫的。我們想一想，如果我們的青年在日本政府一再美化侵略、其首相屢次參拜靖國神社、蠻橫干涉臺灣問題和侵佔我國釣魚島的情況下，還能保持沉默，沒有一點反應，沒有一點行動的話，那麼中國的未來必將斷送在這一代青年的手上，因為沒有血性沒有激情的民族是註定要被淘汰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宋代的中國在經濟上可以說走到了封建時代的頂峰，市民經濟大力發展，但是過渡崇尚文人的宋代卻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積貧積弱的朝代，不要說和漢唐相比，就是和後來的明朝也是相形遜色。可見，拿一時的經濟利益和一個民族的精神相比，孰重孰輕，就輕易可知了。
　　　　
　　　　2．只看見民族主義情緒的外在的衝動的形式。從人類意志的運動來看，衝動和理性僅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法。單單把衝動看成未經思考後的純粹的盲目行為是不對的，就像黑格爾所說，衝動是意識的直接形式的出現。黑格爾認為，衝動和理性僅僅是在形式上不同，衝動更片面，理性更全面，不過從意志所反映的理念（6）來看，衝動和理性都是可以反映合理的內容的。並且，黑格爾還認為，衝動也可以是在人類經過思維後所做出的一種選擇，即“人作為全無規定的東西，才是淩駕於衝動之上的，並且還能把它規定和設定為它自己的東西。衝動是一種自然的東西，但是我把它設定在這個自我中，這件事卻依賴於我的意志。”（7）
　　　　
　　　　我們總結一下以上的論述，即是：衝動和理性僅僅是在意志過程中的形式不同，但是它們所體現的內容卻都可以是真理。所以我們就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衝動不見得一定是錯的，一定給人們帶來的是不利；理性也不一定都是對的，只給人們帶來有利的結果。通過舉例來加以佐證，人類歷史上兩次交通要道的開闢：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和哥倫布發現美洲，在其中絲毫看不到理性的因素，他們都是憑藉一時的衝動或狂熱成就了偉大的事業。過渡分析利害關係，可能抑制人類的活力和創造性，誠如羅素所說：“審慎也很容易造成喪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人類成就中最偉大的東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種沉醉的成分，某種程度上以熱情來掃除審慎。”（8）
　　　　理性所造成的損害，往往有一定潛伏性，而且很難被認識到，因為在當前認為合理的東西，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後的反思和回首後，就會被認為是不合理的。比如說，明代的朝廷下令停止鄭和的遠洋行動，這在當時看來是絕對的正確的決定，因為遠洋不能給朝廷帶來任何實際的好處不說（除了宣言天威之外），還大量的損耗國力，勞民傷財，這個禁令在當時是理性的，是大快人心的，是不容置疑的正確的決策。但直到幾百年後，當西方國家的艦隊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並在中國人承受了長時間的屈辱之後，我們才意識到當時明朝廷的禁令是多麼的愚蠢，給後代子孫造成了多大的傷害。同樣的，當我們在指責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給政府帶來巨大的麻煩並且不利於中國發展的同時，怎麼會知道幾百年後的中國人不會對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做出讚美之詞和肯定評價呢？怎麼可能會知道當今的民族主義不會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呢？
　　　　
　　　　4．我國政府對當今民族主義所持的應然態度
　　　　
　　　　要想瞭解民族主義的影響，就要先弄明白民族主義的那種認同感究竟源於何處，一般來講，流行的觀點有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這兩個概念是相互對立的。支持本質主義的人認為，民族主義的認同感是基於“共有一種文化的人們同時也共有一種對於他們集體在世的內在意識，即一種認同；對於這種認同的‘傳統’忠誠帶來了一種強烈的共同感；這種認同感乃是集團的（物質和政治）基石利益的最後的可靠的。”（9）可以說，本質主義將民族主義認同感的根源解釋成為一種先驗的感情紐帶；而建構主義相反，他們把集體意識和政治認同看成是“某一特定群體對於‘歷史具體的’實踐環境的反映。”（10）也就是說認同感基於共同利益，是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意識做為民族國家的集體意識加於給其他的群體。
　　　　我們的重點不是分析兩個觀點誰優誰劣，因為不管哪種主義，我們都可以得出一個同樣得結論，即：民族主義的爆發是不可抑制的、不可避免的。因為本質主義所強調的感情紐帶自然是不可磨滅的。而建構主義更是提出民族主義情緒是經過政府引導的，根本不是和政府對立的。所以說一國政府不可能抑止住民族主義運動，這種做法只不過是給自己製造敵對情緒的徒勞。
　　　　我們政府應該考慮的是，如何憑藉我國民族主義運動，來曾加我們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砝碼，由於民族主義的對外表像是強硬的，所以說國外的政府更有理由比我們擔心我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我們的政府可以利用這一點，告誡那些國家，不要再做出明顯不利於中國的政策來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正是因為民族主義是受到國外的刺激而產生的（像上文論述的那樣），所以控制中國民族主義不僅是中國自己的事，也是其他國家政府的義務。
　　　　就像小泉首先參拜靖國神社，他在國內受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來自反對黨指責他的這種行為有損和鄰國的關係，但是小泉首相居然還恬不知恥的宣稱日本目前和中國等鄰國的關係前所未有的好，沒有受到自己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如果我們國內沒有一點民族主義運動的話，那我們不就是在實際上支持小泉的言論嗎。
　　　　此外，中國民族主義會起到遏制日本右翼勢力囂張氣焰的作用，我們將在下一節中再做具體分析。
　　　　
　　　　5．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心理態度
　　　　
　　　　日本自古就有著對中國深藏於心的畏懼，任何一個小國在挨著一個強大、昌盛的鄰邦時都會感到不安，不過日本在中國的籠罩下大部分時間都能獨立、安定的發展。美國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對此曾做出過解釋：“日本諸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絕：他們離大陸115英里······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絕。”（11）正是由於中日之間隔著遼闊的大海，所以才使日本能在吸取中國文明的情況下不像朝鮮那樣完全被中國王朝所控制和同化，只有在蒙古人的瘋狂之下日本才遭到了打擊，不過這只能說是一個偶然。
　　　　此外，我個人認為，日本能在不受外界攻擊的情況下安然發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中國文明的古老和農業文明的的特性決定了中國在大部分時間不屑于對外爭戰和擴張，因為大好山河在華夏，佔據著富饒的中國的古人們認為荒蠻之地不值得天朝上國大動兵戈，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擴張是為了生存和掠奪財富，而中國歷史上的擴張更多是為了宣揚天威，建立朝貢貿易來滿足中國皇帝們的虛弱心。而且強大的、統一的中央王朝根本就不相信周邊的蠻夷之邦會危害到自己的地位，所以在中國的輕視之下，日本人得以在安全的環境下發展。而一旦中國的皇帝對日本四島產生了興趣，那麼日本的災難就要降臨了，蒙古人由於和漢人的思想不同，所以忽必烈才會兩次出兵征討日本，但是在輕視、懦弱的將軍和颶風的作用下，日本人僥倖的生存下來，不過這次蒙古人的遠征仍然給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他們知道同樣幸運的事不會再次發生，他們希望以後中國人再也不要對他們產生興趣，中國人如果能始終保持著那顆驕傲自滿之心和那種由於長時間的安定所產生的那種冷漠、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日本人來說就是最好的了。
　　　　不過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卻正好戳到了日本人的痛處，中國民族主義正是由於日本刺激所爆發的，所以日本將發現他們不得不面他們自古以來就懼怕的、中國人的怒火。中國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日本的威脅，卻正好彌補了歷史上中國人所犯的那個錯誤，即對所有的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蔑視。過分的謹慎總要比過分的大意要強。美國之所以那麼強大，其中有一
　　　　個原因就是美國人重視一切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潛在的威脅，並將這種威脅及早的就處理掉。
　　　　日本人如果不想中國民族主義大力發展，就要考慮一下避免刺激一切能引起中國人不滿的行為，中國民族主義勢力越強大，他們所要考慮的就越多。即使是日本最極端的右翼勢力，大概也不想和已經覺醒、逐漸強大的中國再進行一場70年前的那一場戰爭。中國人表現的越理性、越審慎（就像中國古人那樣），日本人就會越安心；反之一旦中國人瘋狂起來（就像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一樣），那麼日本人就會擔心起來了。所以說，中國民族主義是遏制日本右翼勢力的最有效的武器。
　　　　
　　　　6．民族主義情緒沸騰下的中日關係
　　　　
　　　　很多人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在民族主義影響下的中日關係會出現進一步裂痕，現在他們唯一所能依持的，證明中日關係應該保持良好關係的觀點的依據之一，就是在經濟領域上，中日之間有著大量的貿易額，文化領域上，兩國的交流也大大增加。
　　　　隨便引一篇論及中日關係的文章，大多都能看到下列類似的言論：“在經濟領域，中日關係從貿易到投資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2001年中日貿易額達到877億美元，比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時增長12倍，比兩國邦交正常化時增長87倍。從1978年到2000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多達20000多項，累計金額達250億美元以上；日本對華提供的政府援助、無償援助以及技術合作金額累計達144.8億美元。日本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在中國改革開發進程中，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12）或者還有這樣的論述“中日在經濟程度上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逐漸呈現出一體化趨勢。在貿易方面，1996年貿易額已突破600億美元······這說明，中日既是互利的關係，也是發展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13）到了2004年，中日貿易額已達1687億美元，過幾年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也不是什麼難事，這更加鼓舞了認為中日關係的主流是和平互利的人的信心。
　　　　我論述的重點不放在兩國在經濟領域的互相影響及依賴程度之上，我想說的是，中國民間對日本的仇視情緒是顯而易見的，近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也是事實昭然的，而中日在經濟領域的交流卻正在這種民族主義大力發展的背景下越來越密切，這恰好說明了一點，即：中日經濟交往再怎麼密切，日本對華投資額再怎麼巨大，無償援助金額再怎麼多，都不影響中國人民對日本採取敵視態度。那些學者越大力鼓吹中日關係在經濟領域如何如何的合作、如何如何的互利，就越有力的證明了我以上的觀點。
　　　　可以說，主導中日關係的不是兩國間的經濟互助，而是兩國間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國的政府近期採取的一系列對日交往中的措施中顯示，他們已經越來越重視中國人民的情緒，並開始照顧、安撫這種情緒（比如說吳儀副總理最近在日本的表現）。政府是代表民意的，而民意就要求我們的政府對日採取強硬的立場。
　　　　既然主導兩國交往的決定因素不是經濟而是民族主義情緒，我們就要切忌再因為兩國間經濟交往的密切而斷定中日交往的主旋律是好的，積極的這一錯誤觀點。
　　　　
　　　　7．中日關係的未來趨勢
　　　　
　　　　有人認為，中國現在正處於高度發展階段，還沒有本錢對日本採取強硬的立場，中日關係惡化所帶來的惡果我們承擔不起，我們在現階段必須維持與日本的友好合作關係。這種觀點誠然是一個事實，但這種觀點還有隱含的意思在裏面，即中國現階段不妨先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一番，一切對日關係的摩擦問題等中國強大起來再說。不過我擔心的是，由於過分壓制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等中國強大起來的時候，富起來的中國人也喪失了民族精神和他們的尊嚴，再也不對政治感興趣了。這種觀點我在上文——理性與衝動中已經論述過了。
　　　　所以我的觀點是，在對日關係中，我們應該保持激發人民民族主義情緒和促進對日經濟發展的一個平衡點，既然中日經濟領域的合作並不受民族主義的影響，那我們為何不讓國民保持著的那一分真摯的、純粹的愛國的激情呢?如果實在要犧牲一者以成全另一者的情況下，那麼經濟因素就應該讓位于全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因素，二者孰輕孰重我已經論述過了。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認為，目前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現象不妨一直保持下去，直到中國強大之後，所有的問題都可解決。
　　　　
　　　　8．中國民族主義應該把持的幾點原則
　　　　
　　　　論文寫到最後，我也要給我們的民族主義提出一些要求。
　　　　第一，像韓國那樣的民族主義是不可學的。
　　　　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首先是因為民族主義運動太多太頻繁那也就變的不值錢了。很多中國人因為韓國人的次數頻繁的、激情彭湃的而自我感到羞愧，其實那是因為韓國人動輒上街遊行，遊行示威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也通常會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放下工作、舉起標語、走向街頭，所以要和韓國人比誰上街遊行反對日本的次數多我們是比不起的，也沒有必要比。
　　　　其次，民族主義應該源於內心中對本民族和文化的一種優越感，而不是因為民族自卑而故意裝出的一副大義凜然的表像。朝鮮或韓國這個民族，在歷史上受到了深刻的苦難（幾乎可以和猶太人相比），他們最初被中國的歷代王朝所控制（由於和中國接壤，所以他們沒有日本那麼好的運氣），要每年向中央王朝進貢還要不時面對我們的兵威，即使他們最後打勝了但最終的結局還是在停戰協議上向中國稱臣鈉貢（不過總體來講中國歷代王朝對朝鮮的態度還是非常仁義的）。在近代，他們好不容易擺脫了中國的控制的同時，卻又淪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這個外表上文明禮儀的民族並沒有能遮蓋他們內裏的那種野蠻和落後的本性，所以說朝鮮或韓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所受的壓迫要比向中國稱臣幾千年來所忍受那些不利的總和還要多。二戰結束之後，很遺憾的，朝鮮或韓國人並沒有向其他國家和民族那樣完全獲得民族獨立，而是被蘇聯和美國一分為二了，在經過一場戰爭之後，這個局面保持至今。所以我要說，韓國人的民族情緒源於他們內心中那深深的民族自卑感，他們只能通過自己的國家所造的汽車和手機來麻醉自己。這種源於自卑感的民族主義是虛假的、沒有凝聚力的，這裏可以引用尼采的觀點，他認為道德的譜系只能由強者來設定，強者們又在欣賞自己的基礎上、憑他們的反面設定出了壞，而向基督教那樣的弱者所設定的道德只能是他們對社會的“陰險狡詐的復仇行動”，是“道德上的奴隸起義”。（14）（我雖然基本上完全不同意尼采的理論，但是從功利角度上對他的理論進行解釋和運用還是合理的）源於自卑感的民族主義的不可靠性可以用印度的例子來加以證明，印度雖然是一個文明古國，創造出了不遜於中國和歐洲的偉大文明，但是在歷史上總是在軍事上被外來民族所征服，所以說現代的印度人究竟是達羅毗途人、雅利安人、波斯人還是什麼別的種族的後裔我們還不可得知。在二戰後擺脫了英國長達百年的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後，印度的那種根源於自卑感的民族主義迅速大力膨脹，一度自認為是世界第三強國、亞洲第一強國、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在60年代他們曾和中國因為虛假的麥克馬洪線與我們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戰爭之處，自認為世界第三號軍事強國的印度充滿信心，相信可以輕易擊敗“無知的”、“弱小的”中國，而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達到了頂峰，印度國民們開始翹首期盼百年來的印度第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而戰爭的結果和過程中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瞭解了，解放軍輕鬆而快速的擊潰了印度疲軟的軍隊，而更奇快的是印度國民的反映，由於戰爭的失敗，印度的那種根源於自卑的、脆弱的民族主義迅速的被撕下了偽裝，印度的那種深藏於內心的自卑感無限制的擴大，致使當時印度國民內開始盛傳解放軍將空降新德里，他們沒有想到組織抵抗，而是開始大量出逃、焚燒貨幣、炸毀銀行和電力設備等公用系統，他們一邊全力尋求外國的援助，一邊開始做再一次被征服的準備了。這就是根源於自卑而產生的民族主義的拙劣表現（雖然說現代的印度的信心又一次開始膨脹了）！中國做為一個古老、偉大、文明、有著光輝傳統和歷史的大國，我們的民族主義自然該建立在對我們的祖先和文明崇拜的那種優越的感情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僅僅一百年的屈辱歷史的自卑感之上，更不是建立在看到韓國的那種“民族主義”而感到羞愧的心理之上！
　　　　
　　　　第二點原則是（其實上文實際上是說了兩點），我們的民族主義應該一致對外，應該針對日本或其他國家，而不應該把這種情緒轉嫁到我們的自己的政府頭上來，把國外的矛盾轉移到國內來。因為近代民族主義的一個表現就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不應該和國家的政策嚴重脫離。有很多民族主義者再大罵日本的同時又批評我們的政府在對日立場上政策軟弱，不敢採取強硬立場。實際上一個國家的政府所要承擔的要比普通百姓多的多，政府不可能僅憑自己的真實感情去行事。而且我認為我們的政府在近期對日關係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上把握的非常好，態度也很強硬，照顧到了國內人民的感情（比如近期的全國範圍內的大學生遊戲就是在我們的政府默認下進行的）。我們的民族主義者也要理解、相信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更多的考慮的肯定是我們的人民的感受和利益。當今中國民族主義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要幫助、配合我們的政府，全國上下一條心，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這一光榮神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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