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日本１

雲荻

林慶彰主編，《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日本1》

清末以至抗戰前是中日兩國知識份子從事學術、文化最熱絡的時期，但當時知識份子的來往，人數眾多，目的也不一，本書選出七位當時有名的知識份子作為代表，分別為：何如璋、黃遵憲、王韜、楊守敬、梨庶昌、孫中山及康有為。

------------------------以下七個人物在日本經歷的簡介 -----------------------

何如璋為清代首任駐日公使，駐日期間，他十分關心旅日僑胞的合法權益，並深刻考察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國情，何如璋在日本時，在外交事務上，他努力爭取華商利益、力保琉球不被日本所併吞等等，使他在對國家權益的維護，有了更敏銳、更深化的思想，他在日本時所寫的《使東述略》一書，對日本三權分立制作詳盡的介紹，並鼓勵他的助手黃遵憲寫作《日本國志》，對於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如康有為的戊戌變法就從書中得到不少啟示，他除了為中日邦交建立起不可抹滅的功績外，也在這樣的環境下更加去反思當時中國所面臨和所隱藏的種種危機，而提出他的遠見。

黃遵憲於光緒三年隨何如璋出使為駐日參贊，供職期間是他思想的重要轉折期，因為日本社會的巨大變化帶來震撼，也導引他進一步思考近代中國的困境，於時他接觸日本各方人士，考察民情風俗，閱讀大量相關書籍，而撰寫了《日本國志》一書，盼能有相應於中國內政的幫助，他無疑是日本維新歷史的最佳見證人。王韜在東遊日本之前，早已接觸了許多西方的現代化知識，並且曾遊歷歐洲，了解西學優於中學之處，在自己國內得不到重視的他，因為著作了《普法戰紀》一書而獲得了日本人的青睞，而踏上了日本，但是不論他在日本多麼快活愜意，受人重視，他還是難忘自己祖國，只能嘆息自己的懷才不遇，而他在日本所作的《扶桑遊記》一書，雖多為閒趣性質的記載，但作為我們了解當時日本的文化生活、風土民俗時，也是極重要的。楊守敬因為在日本京都的四年生活，加上他好古的天性，以及與當地學者共同討論學問，奠定了他在金石、版本、目錄等方面的深厚根基，成為後來刊行《日本訪書志》、《留真譜》等等書籍的背景，也影響到後來《古逸叢書》的刊行。他在日本費心蒐集中國古籍，因為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使得我們今日方得能看到許多珍貴古籍，並且重新喚起日人對於漢籍的重視。

梨庶昌曾遊歷歐洲各國，長期觀察遊覽的結果，也累積不少心得，而他後改任為日本欽差大臣，到日本後由於在外交上無法施展，遂把精力移轉到學術文化上，如以詩文會友、廣泛結交日本友人，搜訪中土散佚的珍本古籍，其中最引人重視的就是《古逸叢書》的搜集與刊刻。刊刻之後，引起中、日兩國極大的迴響，有「海內奇寶」之譽，在文物和學術上的價值都很高，對學術研究上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更是與日本息息相關，以日本作為海內外革命的主要聯絡地，不斷往返日本，而日本各界也有許多支持他的人士，但日本政府對革命態度始終反覆不定，日本是中國革命海外重要的據點，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而孫中山也在日本不斷阻撓中國統一的陰謀中，逐漸對日本有了戒心與疏離，中日兩國近代以來這交互錯綜發展中，交織成一部坎坷多舛的中國近代史，相信孫中山是最有感觸的。物質救國，主要是發展實業、設立銀行、採金本位制等等；文化救國，主要是普及教育，以尊孔讀經為根本，這是康有為三次遊歷歐洲的認知，而他至日本後，更是加深了他的觀念，他所著作的《中華救國論》、〈孔教會序〉等等，構成了康有為的物質救國與文化救國的理論基礎，直至其逝世均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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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讓我看到了清末民初，中日兩國間知識份子的往來是多麼的頻繁，也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不論在學術文化或是兩國外交上，這些人都功不可沒，而從其中也可以看出，編者雖是介紹七個不同的知識份子，但是彼此都有其關聯，有其影響，串聯起一部可觀的歷史。其實中、日兩國早在古代就有來往，但是近代以來這局勢變化如此快速、緊張的狀態下，除去了政府間的矛盾、衝突、合作等等外交關係外，反而人跟人的交流往來是最為可觀的、最具影響力的。

從古到今，知識份子間的交流就不曾間斷過，但是，在西方的科技、人文思想大力衝擊兩國時，藉由這些知識份子，我們可以看到兩國不同的因應之道，以及知識份子間救亡團存的使命感，在局勢紛紛擾擾中，這些知識份子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結果，可能連他們也不知道會有那麼巨大，這種種的一切，交織成一部值得我們深思的歷史，近代中國歷史，其實知識份子所佔的比例相當重，因為在各個方面，他們所作出的貢獻與事跡都遠超出我們所能想像的。不管是作為官員的知識份子，或是另有其他身分的知識份子，在往來中、日的這條道路上，都留下了深刻的腳印，也給後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遺跡。



[ 本文最後由 武藤聖 於 06-8-26 02:59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