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健筆保新疆

雲荻

原作：龔忠武　　　非全文轉貼


伊犁是新疆的門戶，一旦門戶洞開，新疆乃至大西北的安全也將隨之得不到保障。一八七九年中俄的〈伊犁條約〉，正是一個沙俄想借此打開新疆乃至大西北門戶的不平等條約。幸好陝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的左宗棠、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和司經局洗馬(掌管宮中經典圖籍)張之洞三人，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分別從軍事、外交和輿論三個方面，堅決抵抗沙俄的蠻橫挑釁，促使沙俄廢棄舊約，改訂新約〈聖彼得堡條約〉。這才使這場來勢凶猛的外交風暴平息下來，從而確保伊犁的安全，進而確保新疆乃至大西北的安全。

中國史家一般都將從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全境的功勞，主要歸功於左宗棠的利劍和曾紀澤的妙舌。還有一個人也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大功，他就是當時的清流派領袖張之洞。在清廷對和戰猶疑不決之際，在曾紀澤同沙俄進行激烈的外交談判之際，張之洞以少有的膽識，優雅的文采，滔滔的雄辯，淵博的學識，上為朝廷決疑解惑，下則激發抗俄的士氣民心，為抗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強大輿論後盾。

伊犁危機的起因

伊犁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為何要從沙俄手裡索還伊犁？

因為中國自從面對一連串內憂外患以來，對於新疆回變實無力盡速、果決的來處理，只好暫且棄之不理。然而有人趁機建立小國，很快的擴展勢力，成為新疆實際的統治者。而俄國也正積極的向中亞擴張，1860末到1870初，俄國已經並吞了三個中亞汗國，逐漸迫近中國西北。沙俄深恐會被搶先一步占領伊犁，威脅到它新領土的安全，因此先發制人，於一八七一年七月出兵占領伊犁。俄軍司令在占領時擅自宣稱伊犁「永歸俄轄」。但是沙俄政府卻於八月二十八日電令駐華公使，轉告清政府，俄國承諾「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伊犁」。也就是說，沙俄目前暫時替自顧不暇的中國「代收代管」伊犁，並無併吞之意。

然而左宗棠的大軍卻趁平定陜甘回變的餘威，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徹底平定南北疆，這時，向俄國要求交還伊犁就成為重要大事了。實際上，在俄國占領伊犁後不久，清廷就多次和俄國交涉希望能拿回伊犁，但是都未如願，於是清廷決定派遣崇厚到俄京聖彼得堡，直接與沙俄政府商談交還伊犁事宜。

崇厚辦理洋務多年，並曾於一八七一年出使法國為天津教案謝罪。在洋務人才奇缺，士人視出國為畏途的時代，他的這個亮麗的洋務經歷，加上又是個滿人，促使軍機大臣沈桂芬極力舉荐。清廷遂於一八七八年八月十九日任命崇厚為出使俄國全權大臣，「便宜行事」，專任交涉歸還伊犁事宜。並加授內大臣銜（從一品，武官中最高職位），抬高他的身分，以便同沙俄的皇親貴族和顯宦來往。

張之洞初露鋒芒

崇厚這次外交使命的安排，一開始就被兩個年輕的清流領袖張之洞和張佩綸發現了兩個重大的失誤：一個是清廷授予崇厚可以便宜行事的全權，一個是崇厚走水路而非陸路，前往俄國。

張之洞於一八七八年十月草擬了一份奏摺，指出朝廷不宜輕率地賦予崇厚「便宜行事」的全權，因為「全權」加上「便宜行事」，權限過大，一旦涉及重大問題，在俄人挾持要脅之下需要很快作出決定時，使臣迫於時限，可能貿然應允，必致貽誤大局。而且，「一諾之後，便成鐵鑄」，追悔莫及。另外對於決定走水路，雖然此決定有可能是得到總署的同意或默許，不過張之洞認為不妥，因為這樣就無法與熟知新疆軍務的左宗棠交換意見，也無法親自體察新疆以及伊犁的形勢。

崇厚中了俄人的圈套

崇厚似乎事先沒有為他的出使任務作好充分準備，但沙俄對於如何進行談判，卻早已作了周密部署，只等崇厚進入它的圈套。先是質疑崇厚的全權資格，後又給予高規格的接待，崇厚抵達聖彼得堡兩個多月後才正式進入談判。
雙方談判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即交收伊犁、界務、商務和償款。首先是交收伊犁。當然，俄國內部對於是否交還伊犁，也有不同意見。儘管俄國內部意見不一，但對外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盡量刁難中方使臣，為俄國從談判中撈取最大利益。

可以想像，談判必然是異常艱苦的，因為俄方對於所提要求，軟硬兼施，甚至威脅恫嚇，不達目的絕不終止。而崇厚為人「謙和委婉，善結主國之歡」，俄方對他的性格早有了解；加以他在俄國時間一久，水土不服，不耐曠日持久的談判，且急於回國探視患病的夫人，歸心似箭，終於使他中了俄人的圈套。更深一層的原因可能是像郭嵩燾所說的，崇厚名知洋務，實則只知道洋人船堅炮利的可畏而已，以及劉坤一所說的，崇厚「居官為人，畏洋人如虎」。這種性格使他多年來處理洋務，總是一味退讓，毫無擔當；這樣的性格，焉能在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激烈外交戰場上，維護國家權益？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他竟然不顧三個月前總署電告他對俄國所提伊犁分界圖「萬不可許」的嚴厲命令，更沒有在簽署條約時向朝廷作最後請示，就擅自行使他「便宜行事」的全權，匆匆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即〈伊犁條約〉，以及〈璦琿專條〉、〈陸路通商章程〉和〈兵費及恤款專條〉三項專約，均造成界務、商務和利權上的重大損失。然而，對於這樣一次喪權辱國的重大外交失敗，崇厚卻在路過巴黎時對曾紀澤說，「事已了結，十分周妥」，自認為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艱巨的外交任務。

來勢凶猛的政治大風暴

當清廷得知條約的內容時，大為震駭。朝野內外，士人官吏，更是群情激憤，彈劾崇厚的奏章，像雪片一樣飛向朝廷。這次的政治風暴主要採取大辯論的形式，為時一年多，辯論的機制主要有三個：一個是例行的奏章制度，一個是由朝廷主導的廷議，一個是由士大夫主導的清議。朝廷通過這些渠道聽取意見，士人官吏借此向朝廷出謀獻策。

當然，總署首當其衝。鑑於事機急迫，涉及國家安危，它立即要求主持海防的南北洋大臣沈葆楨、李鴻章，和負責新疆軍務的左宗棠，條陳上奏。代表主守派的兩江總督沈葆楨主張拒絕條約、放棄伊犁，不讓俄人借此大作文章，多方要挾。代表主和派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主張接受條約。他的表面理由是，依據國際法慣例，崇厚既被賦予便宜行事全權，就有立約簽約之權，「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他主和的深層理由就是他一貫重海防、輕塞防的立場。主戰的陝甘總督左宗棠在覆奏中駁斥李鴻章「曲在中國」的論點，認為朝廷沒有批准條約，就不能算是違約；他反而認為曲在俄國，因為俄國背信棄義在先，然後又百般挑釁要索。他進而憤怒地指出，未發一槍一彈，就放棄戰略要地，這就好比以骨頭餵狗，狗吃完了還要，貪得無厭，後患無窮。這正是他力主堅決抗俄的主要論據。左宗棠的重視塞防是從長遠的戰略觀點出發的，伊犁既是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在戰略上攸關京師的安全，豈能棄之不顧？

在面對三派不同觀點以及朝中各派勢力的糾葛，清議對朝廷和戰的策起了主導性的作用，當然不能說是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還有其他相關的因素。例如可能起關鍵性作用的是，清廷認為新疆是祖宗開拓的疆土，絕不能棄之不顧；否則，就是不孝，「無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張之洞一鳴驚人

張之洞在伊犁危機的一年多時間裡，前後一共提出過二十多份奏摺；其中最重要的、使他一鳴驚人的，就是一八八○年一月十六日題為〈熟權俄約利害摺〉（或〈要盟不可曲從，宜早籌禦侮摺〉）。張之洞堅決主張廢除崇約，改議新約。改議如果引起戰端怎麼辦？他審慎地推測說，「必改此議，未必有事」，但「不改此議，不可為國」。

張之洞接下來明確提出四點改議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處理伊犁危機的指導思想或基本方略：首先是殺崇厚，以向中外和俄國人展示朝廷拒約改議的決心。他稱之為計決。別人建議殺崇厚，是因為他失職，罪有應得，而之洞則進一步將殺崇厚視為朝廷下定決心，拒約改議的象徵。

其次是訴諸國際公論，揭露沙俄不守信義，欺詐脅迫，貪得無厭的霸道行徑，以便激起國際公憤，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道義支持。他稱之為氣盛。饒有趣味的是，作為一個保守的清流黨人，之洞居然能夠脫出傳統儒家的中國中心的世界觀，進而具有這樣一種嶄新的近代國際視野，實在是他世界觀上的一大突破。

其三，他不但知己，還能知彼，清醒地了解對手的弱點；沙俄方與土耳其苦戰，師老財殫，臣離民怨，並傳有人要行刺沙皇。他據此大膽地推測說，如果沙俄這時貿然對中國用兵，簡直就是自殺。事後證明，他的觀察力是敏銳的，沙俄主要基於這一考慮，才不敢貿然對中國用兵。

其四是在外交上與俄人講道理，擺事實。這是儒家講信修睦的外交思想。沙俄不將伊犁全境交還中國，是背信棄義。而且，如果中國收回的只是伊犁一座空城，從而連帶將使整個新疆不保，不如緩收伊犁，免得俄國借此要挾。何況崇厚雖然簽了字，但朝廷沒有批准，即是沒有生效。中國人理直氣壯，他稱之為理長；相反地，俄人理短詞窮，就是要興兵，由於理短，也師出無名。但外交須以實力作為後盾，稱之為謀定，就是謀定而後動，備戰布防。

左宗棠和張之洞的應變之道成為清廷處理伊犁危機的基本指導方針。根據這一思路，為了未雨綢繆，之洞力促加緊備戰，以防不測。他建議在新疆、東北和天津三處，積極備戰布防。左宗棠負責的新疆防務，由於兵威士氣正盛，可保無虞。東北一線，之洞建議，不妨選左宗棠軍中的東北籍軍官前往坐鎮指揮。而且，東北距離俄國本部數萬里，俄人孤軍深入，後勤補給困難，師老兵疲，勢難久戰。至於天津防務，李鴻章責無旁貸。同時，之洞還特別建議朝廷讓李鴻章利用他同英國的良好關係，勸說英國，基於中英兩國在中亞利害一致，應攜手共同抗俄。

－－－－－－－－－－－－－－－－－－－－－－－－－－－－－－－－
讀後感：
以前對張之洞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中體西用」說，對伊犁事件也只最認識曾紀澤的大名，沒想到原來張之洞跟伊犁事件還有這麼一個關連。也再次印證張之洞是個很有己見，並能突破一些傳統觀點，舊意識和新思想交織，有可能就是因為如此，使得他漸成為清末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臣之ㄧ。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巡撫唐景崧在面對台灣內部士紳及官民的反對聲浪時，也曾多次請示張之洞是否能採取一些措施使台灣能夠不被割讓，張之洞當時也曾提出希望採“三國干涉還遼”的模式，由第三國出面，來挽救頹勢。

張之洞就在清末這樣的亂局下嶄露頭角，從僅僅一位只是掌管宮中圖籍的小官一躍成為重要大臣，擔任過如湖廣總督、南洋大臣等職務，在晚清政壇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