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班固

雲荻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帶有國史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另外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也不同，使他們在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

然則公元前九十年和公元後九十年，中國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就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但是特別要強調的是，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段學說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

司馬遷讀書時不受這政策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東漢開國之初，學術風氣盛行，第三個皇帝劉炟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著書，就很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司馬遷和班固都自稱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們一翻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已容」也可以說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正統限制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例如司馬遷形容呂后殘虐戚夫人，以致他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他的〈高后紀〉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件一字不提，而只在書末〈外戚傳〉內述及。《史記》除了〈刺客列傳〉之外，還有〈滑稽列傳〉、〈日者列傳〉等，可謂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現整個社會之剖面的樣子；班固書內雖有〈東方朔傳〉，卻不再縷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資料了。又或者司馬遷藉著〈貨殖列傳〉發揮他個人的私利觀，也因其如此，司馬遷受到班固的指責，批評他「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最看出班固作品在歷史上是屬於「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產物，乃是《漢書》裡的卷二十〈古今人表〉，這裡列的人包括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有巢氏，有名的孔門弟子，《春秋》中的國君等，至秦亡為止。而由作者「顯善昭惡」的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除非作者束髮受教以來，就先培養了一段「常經」和「異道」的觀念，決難如此只憑古書裡一句一段的敘述即能將這麼多的人物列表區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其材之長短。因此我們也可以推想世俗觀念中儒家的拘泥，並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版的型式，還是後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

總算中國讀書人還算運氣好，得有司馬遷在班固之前寫作《史記》，否則逕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


黃仁宇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聖代

黃仁宇耶
...補充一下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中魏無忌跟魏王提到韓國的事.魏無忌說
"韓必德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15個字連用5個魏字.又不覺得突兀.被稱為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