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後的埃及

雪姬

古埃及文明開始於西元前3000年，在西元前332年亞歷山大征服埃及後逐漸走向衰亡。西元7世紀阿拉伯人到來以後，古代埃及文明就隨著法老的時代而一去無返，古代的象形文字也成了死文字，此後的近千年間，偶爾有人把埃及的雕像、文字拿來做裝飾，或者閑時談談那裏的傳奇，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由於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加上文字的隔閡，古埃及變得遙遠而神秘。她就像一具凝結在時空之中的文明的木乃伊，默默地注視著人類的進程，一任塵埃蒙上她的身軀。
　　
埃及學在“東方熱”的背景下誕生，直至今天，世界各地的“埃及熱”一直在持續。探索的熱情推動了深入的研究，但文化差異導致的好奇也使得種種“誤讀”不斷産生。早期的探險家掠走了大批的文物，而今天的旅遊業又爲文物保護蒙上一層陰影。法老的遺産成了文化資本。
　　

“東方熱”與埃及學的誕生
　　
在19世紀之前的歐洲，埃及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沈默而陌生的世界，他們只能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找到關於古埃及的見聞。1805年，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學》也被譯出並出版，從中也可找到古埃及的記敍。但是19世紀的“東方熱”卻迅速改變了這一局面。這既是科學的力量嶄露鋒芒之時，又是人們探古懷舊、滿懷對過去追憶的時代。考古學和古文字的研究都開始起步，龐貝城的發現，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釋讀成功，使人們隱約看到了一線曙光，在沈寂遙遠的古代世界上空閃現。對學者們而言，這是一個充滿誘惑的時代，用科學的手段探求以往的神秘，這種強烈的願望推動了整整一代人付出艱辛的努力。


1798年，在野心加夢想的驅動下，遠征埃及的拿破侖帶了一支175名專家學者組成的“科學藝術考察團”，以及大量的圖書和儀器設備。
　　
1799年8月，拿破侖的士兵在羅塞塔附近修築要塞時發現了一塊黑色磨光玄武岩的石碑，它長約115釐米，寬約73釐米，厚約28釐米，上面還有密密麻麻的三段銘文，由於歲月風沙的侵蝕，字迹已經有些模糊了。這就是後來破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鑰匙———羅塞塔石碑。
　　
1809年－1813年，科學考察團的集體成果《埃及記述》問世，有24卷本文字記述和12卷本圖錄，內容豐富，圖片精美，裝幀豪華。《埃及記述》頓時轟動了歐洲，它展現出一個古老神秘的國度，大大填補了當時人們對古埃及文明的知識空白。一時間洛陽紙貴。羅塞塔石碑發現後，瑞典外交官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取得一定的進展。他的主要貢獻是對世俗體象形文字的研究，他辨認出該文字中的人稱代詞“f”。但他誤認爲世俗體是一種純字母文字，這使他的工作無法取得新進展。
　　
最後，在1822年，法國青年學者商博良（JeanFrancoisChampol－lion，1790—1832年）最終破譯象形文字成功。他以敏銳的觀察力，注意到象形文字雖然符號衆多，但畢竟是有限的，而且某些符號有規律地重復出現，因此它肯定不是純表意文字。繼而他進一步證實象形文字也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二者的合體，他還發現多數的符號是表音符號。基於這種看法，他首先從人名入手，在羅塞塔石碑中找出了“托勒密”一詞的世俗體符號，然後找出了相應的象形文字符號。此後他又得到兩塊在費雷神廟發現的石碑拓本，讀出了女王克裏奧巴特拉的名字。抓住專有名詞這條線索，商博良以相當可觀的速度研究這種文字系統，在他42歲去世前，只留下多輔音符號的問題沒有解決，這由其後繼者萊普修斯（L.R.Lepsius）完成。象形文字的釋讀成功，使人們第一次瞭解到大量埃及文獻的真正內容，同時也激發了大批學者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興趣，因此，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宣佈釋讀象形文字成功的日子，成爲埃及學這門學科的創立之日。
　　

冒險、搶劫與文物保護
　　
象形文字解讀成功，標誌著一個新學科———埃及學的誕生，隨之而來的“埃及熱”也在歐洲持續升溫。在湧入埃及的人流中，有學者，也有冒險家、搶劫者，但更多的情況下，是上述幾種身份兼具者。因此，埃及學是門很特殊的學科，從它誕生到發展，一直伴隨著探險、尋寶者的活動，使得它在早期頗具“古物收藏”業的色彩。而這些早期的文物掠奪者在把大批埃及文物送入歐洲各大博物館時，也大大激發了民衆的興趣，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後來用畢生心血研究古代埃及，因此埃及學也是一門有廣泛群衆基礎的學科，它有大量的業餘愛好者關注、幫助和參與，它的研究過程和成果也無時不被這一大批“埃及迷”們所留意。

雪姬

在19世紀，埃及的文物受到了來自內外兩方面的嚴重掠奪和破壞。穆罕默德·阿裏的政府提倡埃及的現代化，在發展工業、引進外來技術和人才的同時，也使大批的埃及文物流失和破壞。只要能得到歐洲進口的機器設備，或者各種的賄賂，埃及總督就簽署敕令，同意在當地雇人發掘。駐埃及的歐洲各國使館人員成了最頭號的文物販子：法國總領事德羅威第以40萬里拉的價格把第一批掠奪來的收藏品賣給義大利國王，後收入都靈博物館，在古埃及文物收藏方面，它是歐洲的第一家，共有藏品1000多件；他的第二批文物以20萬法郎賣給法國，收入盧浮宮。英國領事薩爾特也把上千件文物賣給盧浮宮、大英博物館，他的手下，外號“大力士參孫”的貝爾佐尼最初是到埃及推銷自己發明的灌溉設施，遭到拒絕後開始爲薩爾特搜集、搬運埃及文物，他機械方面的知識雖然有限，卻也能雇傭一批當地人，搬走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運往英國。
　　
當然，也有些探險家做了有益的工作，如德國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1842—1845年，他在普魯士威廉四世的支援下，組織了遠征隊到埃及和努比亞考察，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與衣索比亞文物》。他的《埃及年代記》等著作也有很大的影響。他根據曼尼托的王朝體系提出的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的分期法，至今仍爲埃及學界所使用。他搜集的大批文物成爲後來的柏林博物館的基礎。發人深思的是，那些沒有被掠走的文物和古迹，同樣命運多舛。
　　
19世紀初，古建築成了現代人的採石場，在十幾年的時間內，就有13座神廟永遠地消失；盧克索等地的文物買賣市場生意紅火，販賣文物這一古老的行業養活著一大批當地人。因此，搶救和保護古代遺産已迫在眉睫。法國人馬里埃特（1821—1881年）是最早開始這一工作的人。他得到埃及總督賽伊德的支援，創立了第一個國家文物局———埃及文物局，提出種種保護措施，制止掠奪文物的行爲；他還在開羅港口布拉克建立了近東第一個國家博物館，是今天開羅博物館的前身，凡在埃及發現的文物，必須先送交博物館。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並大力倡導保護埃及古代遺産，反對破壞性的發掘。
　　
馬里埃特一生中最重大的發現就是找到了孟菲斯的塞拉皮雍神廟，繼而發掘出下面的神牛墓地。從1857年開始，他在布拉格什的協助下，在埃及各地組織大規模的發掘，先後發掘過薩卡拉、基薩、底比斯、阿拜多斯、埃麗芳汀、圖拉、艾什納、麥地奈特·哈布、代爾·巴哈裏、愛德福、曼底斯、布巴斯提斯等地的遺址。
　　
這樣大範圍、大規模的發掘不可能做到細緻和系統，而且馬里埃特的大部分發掘報告大都不能及時整理、發表。後來的考古學家特別是皮特裏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應該看到，在科學的考古規範尚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當時整個近東地區的發掘普遍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埃及學與“埃及熱”
　　
埃及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世界性學科。目前所有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埃及學，其中規模較大的是美國、法國、英國、德國；其次是前蘇聯、瑞士、義大利、以色列、波蘭、荷蘭、埃及；最近幾年南美各國、一些非洲國家、新西蘭、澳大利亞、奧地利、日本、中國的埃及學也發展起來。許多著名的大學都有埃及學系或開設了埃及學的課程。很多國家的博物館、大學、研究結構都在埃及設有考古隊，除主持發掘、進行研究之外，還兼文化交流，得到各國政府、各大基金會的重視和經濟上的大力贊助。埃及學有自己的國際會議，叫做“國際埃及學家大會”，原爲每3年召開一次，1995年改爲每4年召開一次。
　　
與埃及學同步發展的是“埃及熱”。它既爲埃及學奠定了良好的學科發展基礎，也引發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它持續的動力之一是新的考古發現。1922年，圖坦卡蒙墓的發現轟動了全世界，20世紀70年代，舉辦了“圖坦卡蒙墓隨葬品環球展”，在美國和日本兩度掀起“埃及熱”，吸引了更多的人對古代埃及産生興趣。可以說，這次發現正如100年前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一樣影響深遠，它把埃及學推向更多的人群中去。
　　
1939年開始，法國考古學家皮埃爾·蒙太特在塔尼斯發現了21、22王朝的王陵，及銀棺、金面具、首飾、大理石器具等隨葬品。雖然不如圖坦卡蒙墓的豐富，也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正如埃及考古學家紮伊·哈瓦斯所說：“你永遠不知道埃及的沙漠下面還埋藏著什麽。”乾燥的氣候，以及幾千年來人們在尼羅河谷地帶集中居住從而導致遺址集中等等原因，使得埃及的考古發掘不斷帶給世人新的驚喜：中部埃及的麥迪納工匠村、帝王穀中拉美西斯二世兒子的陵墓、亞歷山大海底王宮、吉薩金字塔工匠城市，等等。
　　
儘管兩個世紀以來埃及學的研究使得學者們對於古代埃及的瞭解不斷深入，但是學術成果的傳播遠遠滿足不了人們的好奇心，也跟不上人們想象的馳騁。或者說，有的時候，奇思異想比客觀的考證更具吸引力。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埃及仍是個充滿神秘智慧的國度。今天的人們願意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寄託在古代埃及，有人相信胡夫金字塔中埋藏著人類的全部秘密，有人在埃及“發現”了與外星人的聯繫方式，還有人在埃及找到了失落的距今上萬年前的古文明的遺迹，金字塔學派和標榜自己是古代統治者化身的人們則在尋找隱藏的秘密訊息、幻想的神話，而這一切，都在許久之前就爲學者們擯棄，或者認爲根本沒有任何必要去理會。
　　
客觀地說，古代埃及並非“理想或者神聖的世界”，是人們賦予她太多自己的想象。因此，從許多方面看，現在的人們對於古埃及的熱情與幾個世紀之前沒有什麽區別，主要的差別在於現在“秘密”可以爲更多的人所知道，由此有了更大的市場，爲旅遊業利用，爲媒體利用。
　　
而真正令人困惑的，不是古代埃及的種種“秘密”，而是古代埃及文化與當代伊斯蘭文化的奇妙結合。雖然在農業社會古代傳統有較多的積澱，但從內涵上講，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而在現實世界中，這二者以不可思議的奇妙方式盤根錯節地糾結在一起，似合又分，似分又合，令人産生時空錯亂的眩惑。在埃及南部的小村，熱帶植物掩映下的泥磚農家院牆上，一幅幅古代埃及的壁畫仿佛引領你回到了幾千年前；在阿斯旺附近的塞赫爾島上，堆積著幾百塊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大小石塊，整個島嶼一片靜謐，只有尼羅河水拍打細沙堤岸的聲音，在這裏細讀法老們留下的碑銘，感到時間好像沒有流逝，一切都凝結在建造金字塔和神廟的時代。你也會看到成隊的豪華大巴滿載著各國遊客從卡納克神廟旁邊緩緩駛過，開羅的希爾頓飯店、井然有序的現代化地鐵、開羅美國大學校園裏的摩登少男少女……還有直接的融合：金字塔上的石塊被拆了建造各種其他建築，看看吉薩高原上被剝去外衣的金字塔，再看看清真寺、居民房屋上的金字塔的“骨肉”，偶爾回首，又看到國王圖坦卡蒙的金面具被用作了廣告招牌，年輕英俊的面龐上加了副眼鏡，正從高樓大廈間文質彬彬地看著你。給人至深印象的是另一種融合：每天5次，整個開羅市響徹著大喇叭裏傳來的禱告聲，萬千民衆跪地禮拜，而當法老們的木乃伊從發掘地運走時，同樣也是這些民衆一路追隨，哭天搶地。作爲穆斯林，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神是安拉，而作爲埃及人，最驕傲的是自己有著法老時代先人的血緣。

專貼於北京歷史學院研究所評論文章

六條御息所

埃及的神話與埃及歷史是緊密結合的，不過在下個人比較耳熟的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

圖坦卡門，以及娜伏蒂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