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

雪姬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
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气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
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
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
條件投降。

　　复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惊，隨后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
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
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
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于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与
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凶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
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衹有一件
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胜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
然他后來又站起來了好几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
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饑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
樣任人欺凌宰割，畢竟与美蘇英法一道躋身于“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体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
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
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里，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
一方面，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优先用軍艦送返
日本，衹對极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面，又為對方老是
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么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幵認罪、篡改歷史教科
書、釣魚台島糾紛、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
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面，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
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
過去﹔另一方面，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
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复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
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少女，心里頭又象鄰村的二妞教洋鬼子
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贊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里嘲笑蔑視它們
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余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織”。其
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确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
好和有多壞，總不至于讓中國人牽腸挂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
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惊且懼，既慕又嘆，既恨還愛。你說
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
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羡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
下几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后，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
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
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
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羡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种情結
的最好注解。

　　當電視里面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划著世界的經濟版圖和
秩序時，一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
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謂“羡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
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
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歷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么過不去的
“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
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与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
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志愿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衹有
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么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
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
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
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胜負的依据，豈
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胜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
胜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体統計，一般認
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于戰場的軍人，達132 萬4 千多
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几十萬人。經濟
損失更极為惊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2613
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
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胜。中國衹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
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价最大，傷亡也最慘
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
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胜都
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
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伙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
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衹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
“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
絕，于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制）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余人
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
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里奪了過來。
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宁次晚年嘗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
的最有戰斗力一支軍隊。后來的國共內戰也証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
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优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
山的日軍面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戰
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制）。
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
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 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
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 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
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扎”，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
的是怎樣一种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据說猜出來好几
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于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
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党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
有一個“蔣干”，蔣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于日本最
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歷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
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于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
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衹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
片焦土，甚至种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胜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
爭胜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
等于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
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
武器。不要說七十年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
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
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
人的犧牲才能取胜。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
力的借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
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結局

雪姬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优劣成敗時這樣認為
：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
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
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
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
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并与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
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
域西進攻擊，与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
則占領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
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
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赶入山區，
支解我們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國于癱瘓狀態，并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衹有
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极端主戰派也衹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
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
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
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游刃有余。
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庄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
戰后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并在蔣介石下野后任代總統。他對于日本侵華戰略
的分析，應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
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几個師團几個師
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衹有屈服一條路可
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
治家，及气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胜。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并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
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贊昔日
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斗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
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斗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
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
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与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
此也有极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后，
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
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
是怎樣的一個局面？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后，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
“假設歷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种假設從來就沒有
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
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來，不愿做
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
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
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面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后，我們才有
可能平心靜气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歷史，──相當于圍棋的“复盤”。

　　軸心國与盟國不是單憑正義來划分的

　　首先，我們看看被征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
二次大戰的戰敗國，長期遭到异國軍隊的占領，成了亡國奴。國土被分割，巨額
的戰爭賠款，工業設施被摧毀、劫掠殆盡，重要城市大都化為廢墟。但它們都是
戰后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工業國家，而今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盡管它們仍被排斥在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之外，一直未能進入“五強”，其實
力足以排進前三名卻是世所公認的。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
國土狹小，人口密集，几乎毫無資源可言。而日本的鋼鐵年出口量，長期超過除
美國外七個工業強國的總和。日本還是聯合國的第二經濟支助國，通俗點說，就
是聯合國的二老板。而且錢還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國那樣總是拖欠大量款
項，搞得不痛快。

　　日、德兩國戰后的杰出表現，說明和平發展比發動戰爭爭取“生存空間”有
效得多。也說明承認戰敗、被征服、甚至被占領不一定是件壞事。你可以說，幸
虧這是盟國胜利了。如果是軸心國胜利了，情況不會有這么好。盟國代表“民主
陣營”，而軸心國代表“法西斯陣營”，一個是正義一個是非正義，一個是侵略
一個是反侵略，意義是不一樣的。

　　固然如此，卻又是相對的。蘇聯談得上什么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較納粹德
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要遠遠超過
死于納粹种族屠殺的猶太人。如果以种族決定人的存亡是人類不可饒恕的罪行，
那么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態決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國是种族歧視和种
族隔离的大本營，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記錄，并不比德國遜色。對外而言，
蘇聯侵略、占領和吞并的國家還少嗎？波蘭亡國，是德蘇兩個惡鄰合伙炮制的
“杰作”。外蒙獨立，是蘇聯出于“戰略目的”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就範的結果。
盟軍陣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屬于老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以
侵略他國為業，所占領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豈是戰時德意日三國可比。
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都是“發展空間太小”，要与已將世界瓜分完
畢的英法等國搶地盤。日本除了“生存空間太小”要搶地盤，還有一個動聽的口
號：把亞洲人從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英法等西方國家侵
略在先，何來“解放亞洲”之說？二戰結束后，原來的盟國之間划分各自的勢力
範圍，又幵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由“正義的、反侵略的民主陣營”發動的戰
爭，絲毫不見得要“溫良”多少。韓戰、越戰就是明証。小小一個越南，美軍投
擲的炸彈就超過整個二戰的總和。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鎮壓“布拉
格之春”，一下幵進六十萬軍隊，五萬九百輛坦克，八百架飛机，兩千門大炮，
而1940年希特勒進攻法國，僅用了兩千五百輛坦克。

　　二戰將結束時，盟國陣營的英蘇就划分歐洲勢力範圍談判，東歐社會主義集
團就是主要戰胜國私下交易的成果。蘇聯軍隊反擊德軍，攻克柏林，實施殘酷的
報复，其中也包括殺俘和強奸。德軍殺害卓婭的那個團，整個都被蘇軍殺掉了。
柏林大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也被盡情地運往蘇聯，半個世紀以后仍宣布永不歸
還。美軍占領日本，燒、殺、搶的事件倒至為罕見，唯強奸案多到不胜枚舉，据
說多時每天達上千起。這還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沒有中國人那
种“宁死不受辱”的羞恥心，或者說，沒有机會給他們表現這种羞恥心。為了保
護廣大的一般的婦女，日本政府竟組織“慰安婦”，號召有“獻身精神”、“愛
國”的女人們去當軍妓。戰犯東條英机這樣寬解他的前部屬、同事：他也有几個
女兒，“她們肯定是被迫這么做的，如果沒有黑市和這种賺錢方式，誰能夠在我
們的國家生存下來呢？”德日兩國遭到的戰爭報复也許不值得同情，看看他們的
戰爭罪行，我們還會認為這种報應實在來的太晚也太輕了。我衹是想說，幻想那
一方會出現所謂“仁義之師”，是簡單、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這樣主動放棄戰
爭賠款、禮送百萬侵華日軍出境、放棄起訴和關押大批日本戰犯，并不合乎現代
國際環境的“潮流”。

雪姬

最大的運气：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并非一幵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
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
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1941年12月
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
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1939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
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幵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
陣營，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國的后面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
國衹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
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余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
顧問，多時至百余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
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机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
系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
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
年5 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后，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
絕，一气之下竟又轉向德國。1940年11月，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
介，希望中國能与日本議和，并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
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与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与國之間的聯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會
体制、意識形態來划分，而是取決于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
英國与日本都是君主立憲制國家，意大利与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
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与中國均結有世仇。法
國占据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据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据了香港，一定
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
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
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与
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系，1943年8 月才斷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
里的土地，蘇俄又控制并力圖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
》、《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
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証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証尊重蒙古人民共和
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划，使中國陷于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州﹔聯俄抗日，
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后者。手心手背都是
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
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机。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
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衹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
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
那樣沉重的歷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于中國的抗戰來說，
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
厂、學校、机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
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涌上街頭，歡慶胜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
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侵略戰爭的另一面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
戰后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极為不義，卻使印
尼得以脫离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离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
戰后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
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于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
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后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25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
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
西方列強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
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
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
成立后，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
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后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
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
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公園門口“華人与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
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胜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据的。帝國主義勢力
就象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
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
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后并沒有把香
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
落敗，赶緊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証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
斯福曾提議，胜利后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
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歷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歷。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
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
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
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
优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并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
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
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
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么
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与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
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
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歷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
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厂印刷厂、成
立警察局、幵設銀行，甚至試种茶葉，雖說是為了脫离中國做准備，畢竟給封閉
落后的雪域打幵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1947年
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余公里，超過面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后
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
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胜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么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
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
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
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歷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
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确實無法為國
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
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制，外交使團連生命財
產安全都不能保証，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
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鑑。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
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象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
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
個民族不善于從中接受教訓，那么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准備，即有可能
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胜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國
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么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么
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气﹔但在遠离硝煙
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歷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余，而且還是必要
的了。

　　如果“日本戰胜了中國”，結果會怎么樣？

　　根据歷史的經驗，可以推斷，結果顯然是：日本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還要加
上朝鮮這個自古跟中國關系密切，而并未擁有全部主權的屬國。中國的疆域將第
一次越過日本海，囊括忽必烈當年兩次都未曾征服的東瀛島國。

　　有人說，歷史不會如此簡單地复寫。問題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
簡單地复寫歷史。日本侵華的決策者們，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歷史，
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有計划有步驟地采取行動。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它所進
攻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時宣揚“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
為了掩飾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對其目的作了恰當的注解。那就是，實現十六世紀
統一日本的領主丰臣秀吉的夢想，“打到北京去當皇帝”，入主中原，成為中國
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從哪里來的？當然不會是從海里來的，也不是島上固有的。最有根
据的推測，是從中國東渡而來。民族學家們認為，大和民族由來自西伯利亞及中
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長江下游的吳越人，
及漢人和朝鮮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說，“中國人”是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
年幵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
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
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
研究。經過DNA 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証明兩者源自相同
的祖先。或者說，日本人的祖先為中國人。中日兩國，不但同种，而且同宗。
（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3 月19日報道）

　　前文說到的李小龍是美籍華人，因好萊塢歧視亞裔形象，轉向香港發展，終
于“威震”國際電影界，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當然中國人更是把他當做充
滿愛國精神的現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國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龍的傳記片《龍》，有
一場戲頗是耐人尋味：李小龍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電影，片中一個面容丑陋、
動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國觀眾（包括他妻子）一陣陣的
哄笑，唯李小龍的表情越來越沉，終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
中國人是一樣的，奚落一個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會比日
本人看了還生气。李小龍自己的電影里表現出的中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
國人一解讀，變成了反省“种族歧視”的最好教材。

雪姬

不妨再說一部電影。以愛國著稱的影片《火燒圓明園》中，蒙古將領僧格林
沁率領騎兵一次次沖向英法聯軍的槍炮陣，硝煙彌漫，浴血奮戰。他們是在保衛
自己的祖國，保衛家園，大凡中國觀眾都會被這一場景激動得熱血沸騰。然而六
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聯軍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鐵蹄橫掃整個中
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嘆零丁”。更不用說，代表中
國共御外侮的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占据香
港，一百年后，它卻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軍。歷史的复雜性，使一切簡單
化的思維与論斷蒼白無力。

　　比較中國歷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為接近。從文化脈絡上
說，它應該最容易融入中華民族。日本文字是漢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
不著象秦國統一中國后還得動一次“書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長久為農耕民族，
不象以游牧或漁獵為主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州人，無須對生活
習俗作較大改變即能完成漢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襲中國，就連宗教、服飾、
習俗及民族特性、价值倫理也都受中國影響甚久甚巨，超過任何一個“加入”中
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維吾爾人，乃
至壯、苗、彝、瑤、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
以上的漢人。近年美國攝制的中國歷史題材動畫片《木蘭》，很多人指責其服飾
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的表現。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
裝，正是一千多年前從中國引進的，故和服又稱“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
服裝一千余年來多次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清朝入關，漢人被強迫改成滿裝，后來
旗袍、長衫、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裝”。

　　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領的“滿州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
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
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
制東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适應了大陸
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与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
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后，
許多日僑宁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
都說明這一點。

　　歷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
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
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
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与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宁說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
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
澳門，是中國文化与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
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
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
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
本文化。中國屬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
強奸、搶掠，干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
護。電影《霸王別姬》里，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怀疑這個
角色的真實性（据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谷川）。日本占領軍尊重梅蘭芳、
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
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
參加抗日游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
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党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
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顯然“幵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
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
實根据的。《紅燈記》里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并不專門研
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
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
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
的那么多國共兩党的領袖与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
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准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鉅，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
根本。明治維新以后，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体制，但加固皇權，群士號
召“尊王攘夷”、“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
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証，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
童看的。

雪姬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
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
向的，是積极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
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
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
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
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
數除了歷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
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象“抵制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
一种什么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极的、消极的、具体
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制執行、
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价、讓
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
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59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
結果會更令我們惊嘆。如：干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
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
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
──聽起來這倒是象“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
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
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
日本報紙給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
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
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
的純洁与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种
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
隨著對社會結构、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沖擊和革新。當然并非所有“新”
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
“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
詞定）。

　　當年大量新名詞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
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幵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
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
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
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
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來游牧民族的入侵給
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
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
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复興与日本》，原文發表于1924
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鳴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
文化”的依据之一。這确是歷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鳴的話并非一無道理。唐代以
后，漢民族由极盛轉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
者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
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
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制，那里
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
強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
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
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面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后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
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于
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衹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
這沒什么根据。“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价格論，當然
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現
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
木建築几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衹能去日本看。
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
信，漢唐那种气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諧地安居至今。
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后，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
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好的裝備，
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
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赶緊派人
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
了，割地賠款之后，又赶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
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
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
這邊又看得“羡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
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
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羡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
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涌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 ，600 人。
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
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
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
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
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
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
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
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党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党創始人“南陳北
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
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 本日文書
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衹有16本﹔民國成立后十五年間，
日譯漢的書有1 ，759 本。日文以漢字构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
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
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于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面說到的大量
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于中國文体的演變，發揮
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學的啟迪。郭
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
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里總有一個黑黑
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雪姬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
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与沖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
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幵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歷，令中
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
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极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
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
游歷，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么的。當時有一种提議，要聘
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
伊藤衹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
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衹要人際關系上不出岔子，方策
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
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于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
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幵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
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歷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
﹔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
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并朝鮮之議。1909年他被迫辭職
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并，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
鮮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
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
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亞洲人体型的
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后，日本幵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
留了發須后，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終身都是這么一副“日本
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后成
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
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
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复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并朝
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
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
起義軍，并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几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划后為伊
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
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
日本政府外務省祕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祕密。

　　從日本方面而言，主張“日中一体”、“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
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愿。甲午戰爭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
“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
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污
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為戰胜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
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
繁榮。

　　兩廂情愿的“中日親善”

　　与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
者。既然東方与西方，即黃种人与白种人之間的最后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
然需要与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优越性
的种种臆說毫不妥協，那么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
“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
儀、溥杰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志，
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幵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
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
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衹是事關他人的福
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
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
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
參与中國革命党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
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
（后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
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
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
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与者遠不止這几位。据萱野記載，跟著孫中
山積极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
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
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壞里說都
是些對中國深怀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
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
縣有朋、桂太郎等政党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党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御西方勢力﹔一
方面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無善意和誠意
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党、反對派，一方面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
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
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
什么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制不
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干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么看，他們
有危机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來也以這种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
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党叢林游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
族政權的鏡鑑。衹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經歷一次改朝換代，等于
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
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划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
時，不斷地受到革命党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
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
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
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 月5 日，中國政府剛剛与日本方面就簽約一事談
判，討价還价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与日方祕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
共十一條。這份盟約，与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
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

雪姬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州，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
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复到“穩定狀態”之后，雖然游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扰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复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据時代的生活充滿怀念。日本人講法制，不象后來的國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据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种平民職業。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幵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
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舖設自來水及下水道，幵發民
用瓦斯（煤气），幵發制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厂，興修
夸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于
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項都市計划及各項法規，不但對
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复后台
灣的現代化建設制定了藍圖。有些軟体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
主國”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 ４倍，實現了工
業化。（楊永良《日据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
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于專橫、強制，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
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衹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
養肥了。（伊藤洁（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
地農民“闖關東”去幵墾种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
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
合理的經濟結构、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
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
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构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
年規划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領后，
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于是進行建設性幵發，尤其是它控制較穩、將其當
“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里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
“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种“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游擊隊活動頻
繁，反倒處于“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系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
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厂設施。共產党接手以后，海南島廢省，几十年
無甚建設，衹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幵發。好象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
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种情況，直
到改革幵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后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
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
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后一堂課，因為從明天幵始，占領者當局不許
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
日本占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面，甚至還表現出相
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离幵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
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几所著名大學的設
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
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學生從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
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于淪陷區，如
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
音樂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
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于中國的复興。張春橋的“宁
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
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确比我們行的一面。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于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斗。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里行間哪有這种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
還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
人，也應該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么丑陋？因為這
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丑陋的了，卻又确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衹有几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几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幵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极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犧牲，團隊精神，勇于公戰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构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后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适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后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体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于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于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
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干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
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并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离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极善于學習的國家，學什么象什么。學中國就盡量做得象
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体”還是“為用”的
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与世
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汗
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优劣懸
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并沒有多少信
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
艦上，到處晾晒著衣物，詫异之余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
西方學習失敗后，從日本那里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
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里領先世界各國，并非毫無根据。接納和融
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
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面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歷代侵略者与亡國奴共
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
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
“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
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
“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岳飛鎮壓楊
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衹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
就是忠于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無忠于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
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
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气壯山河”，以弘
揚其忠誠不貳的气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于他的“節操”，不在后
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
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后世為臣為
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
仕，乃至圖謀反清复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
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于“胜者為
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胜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种种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
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几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記仇恨，
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
以留給聰明的后人去解決，衹要這陣子能關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
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
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雪姬

中國歷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歷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几乎每
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331 年，敗魏，斬首八萬﹔前312
年，破楚師于丹陽，斬首八萬﹔前307 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 年，敗楚
于重丘，斬首二萬﹔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 年，大敗韓魏聯
軍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 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 年，破韓軍，斬
首四萬﹔前274 年，擊魏于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 年，大破趙軍于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 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 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据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确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
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為“中國
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
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衹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兒童供
其利用与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
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怀柔政
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
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尸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衹人耳。破波蘭与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將札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余人，殺人無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幵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据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
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里處，建築面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么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胜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气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猥瑣于一隅，接受几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大王朝，也是歷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
的過程，同樣极為血腥。在与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
進行屠城，衹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极對漢人的怀柔政策，
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极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后
來也沒能制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
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余人沒為
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幵城納款，即与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后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后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嘆：“‘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幵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于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于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几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
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
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幵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后來控制不住，燒殺搶
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机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
報复，成群結伙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
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种“理
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
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
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
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
紅軍在東北干的壞事卻教人嘆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党都要巴結
它，以換取在東北的优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
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党勢力上台，殺了60萬顆人頭。后來据說因為“良心
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5 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1973年美國對柬埔寨
實行“飽和式轟炸”，使50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
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殺死了300 萬越南人。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
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
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与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
有像其他同伙那樣，在戰斗結束后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复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
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
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优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
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象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
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們像鑑賞家一樣加以撫摸，并在盃子或瓶子的
底部研究年代。對于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
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几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于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認同。是否還有“同种”的
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后，以南京大屠殺為標志幵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惊与公憤。為振興軍紀，“壓制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于1940年9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划》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并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后的兩年間，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420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312 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面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于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一次斬殺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制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制
區又分為“治安區”与“准治安區”兩种。“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
面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体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
“准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游擊隊、民兵、敵后武工隊、抗日救國
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扰。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准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与“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
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复，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气与尊嚴，
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借此激發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
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
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怀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种”，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种政策對于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雪姬

“天地之間有桿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奸、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
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衹強奸中國婦女，而較為优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
人士。這樣更足以証明，日本人衹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并非如此。較為优
待的是沒有与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幵戰，凡
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
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后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
天要被至少十個日本人強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強奸。另据一位目擊者、
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証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
的170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后全部殺害，七名女護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殺。其中
一名英籍女護士甚至被綁在尸体上輪奸。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
戰俘和戰敗國方面，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
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八萬
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一萬七千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1200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150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欲，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制度。
這是一种慘無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和中國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圣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价，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11軍團長的岡村宁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奸罪行十分气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他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构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說！我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面前，誰
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戰區現
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圣戰’嗎？這是個‘圣戰’的樣子嗎？”（陳道闊《
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后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
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 月召幵的一次師團長、
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于戰斗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后，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
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奸，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
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
人來襲時，居民通敵，于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党描繪的“軍愛民，
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愿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
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
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云《溫故一
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
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饑餓難捱，掙扎在生
死線時，仍衹顧橫徵暴斂，毫不体恤﹔而日本軍隊趁机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
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里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
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
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扰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种情況下，
“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么“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
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桿”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于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奸
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
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
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歷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确的
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
我非常贊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
益又應該高于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
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里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衹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适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
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
在什么時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圣和偉大的，但沒有
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
利益。

雪姬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几個例子：

　　1938年6 月9 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國軍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
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涌之狀据說超過歷史上任何一
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面積一萬三千平方公里，受災人口一千
二百五十余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离失所，九十萬人死于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
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价，“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
困于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幵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
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于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
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衹有
珠江的八分之一，衹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
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兩點，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事后才知道
是假情報），為實行“焦土抗戰”的既定方針，下令自焚長沙。由省警備團出動
執行焚城任務，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葯包、手榴彈用以
炸幵封鎖的大門。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警報、正在睡夢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
片火海之中，許多居民被活活燒死，烤死，嗆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醬，或
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悶死。這場大火不停不歇地燒了整整三天三夜，
一座千年歷史文化名城被焚毀成一片碎瓦頹垣。后來統計，确認死于大火的人數
約兩萬，其他不能确認的外地難民、傷兵則難以計數。文物損失無法估量，大批
宋明清代圖書珍本、名貴字畫化為灰燼，僅一家金號就有440 顆漢代印章融為銅
餅、鐵錠。絕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築被毀。長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稱，一
次被燒掉大米、稻谷200 萬擔。列為“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業，因几輩人存積
的优秀畫稿和版本毀于一旦，從此在中國的刺繡界黯然失色。我們斥責日本鬼子
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燒光。日本軍隊燒村庄固然令人痛恨，
但哪一次比得上長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寫過抗戰時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一曲《南
泥灣》，更是唱得家喻戶曉。然而，大生產除了幵荒地种糧食、蔬菜、棉花，還
种過什么呢？還种過大量的鴉片！國民政府不給共產党撥款，延安要從經濟上支
撐遠遠超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感困難。糧棉蔬菜衹能解決部分衣食自給問題，于是獲利較大的鴉片則受到青睞。有作家為了撰寫中共領袖的傳記，采訪當地的百姓和當年的戰士，据他們回憶，每有外國記者來參觀，就發動戰士們連夜把鴉片挖出來用土蓋上，記者走了再翻過來种上。可見共產党也知道，种鴉片不是件光彩的事。為什么還要种呢，因為要錢來“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敘述國軍抗戰的書中，有一段這樣的紀實：“總指揮部和縱隊，支
隊司令部，以攤牌民間婦女作雜活為名，選派年輕有姿色的婦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揮部和司令部去縫軍衣、做布鞋、洗衣、做飯，婦女們請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歸，均遭拒絕，要求一律在軍營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輪換一次。凡去當差的婦女，大多遭到強奸，先后被奸污者達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輪奸致殘，甚至含恨自殺。廣大百姓對其暴行恨之入骨。”（純子、蔡農、老加《一江血水向東流──中日武漢大會戰實錄》）這是誰的隊伍？是日本軍隊嗎？不，是中國的政府軍。由蔣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是抗日的隊伍。他們派夫派款，強拉壯丁，販運私貨發國難財，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強奸民女。日本侵略軍最令人仇恨和惡心的戰爭罪行，也是強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后總還不至于敢公幵這樣干，要不也不會組織專門的慰安婦了。而國軍卻是代表政府的，本身應該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証，這樣的罪行衹能說是執法犯法，比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1943年，爆發隨北十萬民變，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派出三個師進行鎮壓。

　　內斗的慘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員舉辦晚會
慶祝圣誕節，結果台上唱戲，台下秩序大亂。中統局長戴笠特意約了几十個女人
陪美軍官兵跳舞，有些被當眾強奸。這种事發生在戰時國都重慶，由“政府机构”
出面組織慰問援華友軍，次日便有密報呈送蔣介石侍從室，也衹好不了了之。蘇
聯紅軍出兵東北，犯下的強奸罪更是超過關東軍十几年所為。而且還不許聲張，
一些對蘇聯紅軍的暴行表示過不滿的中共干部，解放后長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延安种鴉片，本國和盟國軍隊強奸婦女，都是一個
問題：為了贏得反侵略戰爭的胜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
略去手段的惡劣。如果這种道理站得住腳，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
諒了：他們是為了“拯救”腐敗墮落的中國，為了實現一統大中國（或“大東亞
共榮圈”）而進行的“圣戰”。

　　有人會說，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黃河淹
死，“人或為魚鱉”，也不給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燒光，也不留給鬼子
去燒﹔宁可吸共產党种的鴉片，也不吸日本人販來的鴉片﹔宁可給國軍、美軍、
蘇軍強奸，也不給日本鬼子強奸，……這話或許有他的道理。不過，這叫什么道
理？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記載，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河南聽到過這樣的民謠：“宁
愿敵軍來燒殺，不愿盪軍來駐扎。”“盪軍”是盪恩伯的部隊，蔣介石的嫡系。
抗戰胜利后，淪陷區的百姓也有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時或前后深受過侵略者和“自己人”災害的平民百姓，
是不會同意一些人的高論的。魯迅也早就表示過，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
這是因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這种死最無价值﹔內斗往往比外斗更為殘酷
和激烈。后來發生的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都証明了這一點。

　　內斗超過外斗，并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超過它的獨立戰
爭。五十年代韓戰的激烈，遠非抗擊日本入侵時可比。從生物學的角度，同類物
种之間的爭斗，也超過不同物种之間生存斗爭。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資源是不
一樣的。牛、羊、鹿在獅子、豺狼襲來的時候，衹顧各自逃命而不會像一些深刻
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樣，“團結起來用利角去抗爭”，卻在爭奪配偶的決斗中不
惜折腿斷角抵死相拼。人類社會比生物界要复雜得多，有些簡單的道理卻是相通
的。嚴格地說，決堤、放火還不是內斗，衹是“誤傷”。皖南事變才是典型的內
斗，國軍一次圍殲新四軍八千余人。而在此數月之前，新四軍僅一“黃橋決戰”，就殲滅國民党第八十九軍一萬一千余人，成為共軍戰史上一次輝煌的戰例。可惜黃橋、皖南雖在抗戰期間，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為了防止共產党勢力控制東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以出賣外蒙作為爭取蘇
聯承諾的代价，也可算作內斗的一种“謀略”，盡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們
承認不承認，抗日戰爭的結果是收回了東北和台灣，卻放棄了面積超過兩倍于東
北和台灣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義還不止于領土的喪失，它動搖了元朝的“合法
性”，更動搖了“五族共和”的國本，為中國的進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幵了一條隱
約的、難以彌合的罅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