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在戰後失去大陸的兩個重要原因

HOLMESLEE

國民政府在戰後失去大陸的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政治上舉措失當，另一則為軍事上的失利。
政治上舉措失當
就國共兩黨的會商方面而言，國民政府在戰後因應國民普遍厭戰的心情，旋即主動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舉行會談，毛澤東初不以為意，後考慮到實際環境還是參加了，[1]這雖然使得國民政府在這方面取得了主動，但在日後的會談進行過程中，國民政府在議題的設計卻反而使得主導權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國民政府因而無法經由會談取得較大的成果；相反的，中共運用重慶會談有效地宣傳，以達到打擊對手，拉攏中間派系的目的。[2]
其次，在處理外交問題上，國民政府的過份親美排蘇，也使得國民政府在處理國共問題上面臨極大的困難。雖然，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頗大，[3]但是日後國民政府未完全依約行事，導致蘇聯的不滿，因而全力支持中共。[4]蘇聯本來對華外交便是以中共為籌碼，以換取蘇聯在華的利益與對其國家安全的保障，[5]因此當國民政府表現的太過親美時，蘇聯便支持中共以迫使國民政府在美蘇問題上保持中立。對於國民政府而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本來就是為了避免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6]但是在親美的外交路線下，難免為使蘇聯感到不安，加深彼此的誤會，導致條約形同具文，使得蘇聯全力支持中共。[7]
戰後，美國一直希望促成中國組成聯合政府，以避免中國可能發生的內戰成為美蘇戰爭的導火線，因此一直積極干預國共雙方的和談，並且介入調處國共間的內戰，以使雙方停火，組成聯合政府。馬歇爾來華調處，促使國共雙方再次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共雙方互有退讓的情況下勉強達成協議，[8]但國民黨卻在其六屆二中全會中否決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給予中共大加批評的機會，也使得中共獲得更多第三黨人的同情。
第三，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的戰後接收問題處理不當，也導致淪陷區人民大為反感，加以經濟狀況嚴重，人心思變，國民政府又無力挽救，終於導致國民政府丟失大陸。[9]
最後，國民黨在面臨強大的競爭對手時，往往以分裂代替團結，致使對手有機可乘。國民黨內派系眾多，彼此之間的恩怨亦多，在國共內戰進行的同時，國民政府企圖以民主改革的形象挽回逐漸喪失的民心時，開始推行憲政，各派系由於選舉恩怨，反而引發更劇烈的派系鬥爭。複雜的派系問題，也為國共內戰中的國民政府投下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軍事上的失利
國軍初期在戰場上獲得較大的成就，但隨著收復區的擴大，國軍的兵力便由於過於分散，導致國軍雖然在總兵力上佔有絕對多數，但是在局部戰場上卻又相對居於劣勢。相反的，共軍在退卻的同時，卻將軍力集中使用，以將國軍孤立部隊個個擊破。[10]國軍兵力分散的原因，在於國軍接收時的戰略目標──掌控城市並鞏固交通線。但共軍卻以鞏固其解放區為其戰略目標，並在解放區建立有效的動員機制，為下一階段的國共內戰作準備，同時也利用村莊來包圍都市，使都市成為個別孤立的據點。[11]同時，在國共內戰中，對於據點的「名」、「實」之間的爭奪而言，國軍比較堅持「名」的方面，而共軍則較為「務實」些，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胡宗南於1947年攻下延安，[12]在此軍事思想下，國軍在整個戰爭中，顯示出對城市的固守性質，使得共軍獲得較大的實利。
國軍對共軍的軍事對決中，國軍最大的弱勢在於國軍內部派系林立，臨戰時不能同心協力，此狀況不僅存在於中央軍與地方軍系，甚至於中央軍內部亦然，相較於國軍內部的派系恩怨，共軍雖然亦存在有軍事派系，但在面臨戰爭時，他們卻能同舟共濟，從而能有效地打擊國軍，獲得軍事上的勝利。
國民政府在對地方軍隊的運用也影響了國共戰爭的力量對比，國民政府對偽軍的排斥，或輕視的心態或多或少，影響了偽軍在國共內戰中的立場。同時，國民政府對於地方軍系的軍事部署，也使得地方軍系的首長認為：「國民政府有意犧牲他們，使他們成為國共內戰中，最大的受害者」，此種心態並非因為國共內戰才產生的，而是早自中原大戰以來，各地方軍頭紛紛感到有此可能，由於地方軍人對中央有如此長久以來的不信任感，所以他們在面臨前有大敵，後無援軍的情況下，很容易地就向中共投降。再者，中共對這些地方軍隊的軍運，也促成了地方軍隊的「起義」。
國軍在指揮系統、情報系統上亦有嚴重的疏失。[13]就指揮而言，由於蔣介石經常遙控指揮，往往導致前線指揮官不了解自己管轄的部隊所在何處，甚至導致前線軍事部署的混亂，一則指揮官無從指揮，[14]二則軍隊主官面臨令出多門，往往不知如何執行，必須反覆請示中央，如此往復，導致戰機的失誤。且國民政府國防部的決策核心，便已有中共地下黨人潛伏，如劉斐、郭汝瑰等人，甚至有些軍事計畫便是出自其手，因而有將領稱：「國防部的軍事部署下達部隊的同時，共產黨也取得一份了。」就情報方面而言，國軍由於欠缺對農村的控制，且對共軍的情報不明，因而導致有些情報早已過時而不自知，反而因此而陷入共軍的陷阱。相反的，共軍一方面由於有地下黨員潛伏國防部高層，能即時掌握國軍的戰爭計劃，以為應對。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對農村的有效控制，使得其行蹤難為國軍得知，而國軍行動反而為共軍所偵知，因而喪失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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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還包括了蘇聯對華的態度，張玉法於《中華民國史稿》稱：「是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至重慶談判，毛不接受。經史達林電勸，謂中國不能再內戰，毛始於8月28日偕周恩來等至重慶。」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1998，頁443。
[2] 「在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各黨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國友好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他們向各界人士宣傳、闡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願望，爭取了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和支持。」引自陳廷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464。
[3] 「早在蘇俄允許共軍進入東北之初，蘇俄一方面不准用共軍名義，同時也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一度為此大發雷霆，強調批評史達林不許他革命。」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另，「史達林在1945年8月15日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撰文時，更明確表示：『蘇俄政府願意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次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史達林並率直勸告中共：『應與蔣介石締結暫時協定，參加蔣介石的政府，解散軍隊。』」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60。從上可看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
[4] 其實，蘇聯亦沒有完全按照條約行事，《劍橋中華民國史》：「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的手中。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採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829。
[5] 張玉法於其《中華民國史稿》稱：「蘇軍在中國東北支持共軍的作法，顯然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與精神相違。」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
[6] 「戰後國民政府對蘇俄讓步，主要在換取蘇俄的支持，並希望蘇俄約束中共，使與國民政府合作。」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32。
[7] 其實，美國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也使得蘇聯不得不懷疑美國人的企圖。「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台灣和滿洲。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北平、天津和北方其他要地。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衝突中不介入的原則。但是，既然衝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隱含了一種矛盾。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不介入”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內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徵。」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28。
[8]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33。
[9]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的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財產，若屬於非法占有的，要麼應發還原主，要麼應依據官方所定的程序移交新主。……但是，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議詞(劫收)，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政府官員對待前佔領區居民的態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確。……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偽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淨化之前，不適於繼續學習，作為“偽學生”，應當幫助他們“洗掉思想上的汙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42-845。
[10] 中共軍隊在後卻的同時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因而保存了實力，以備決戰時使用。1946年10月馬歇爾便曾警告蔣介石，指出中共「儘管他們在退卻，但是並沒有投降。當共產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並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鬥，那麼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由於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製造無窮無盡的麻煩。」但蔣介石為勝利所迷惑了，未能注意到這個警告。引文出自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4。1946年9月，毛澤東指示共軍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爭的特點。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殲敵的目標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得地方。力求速決的目的在於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5。
[11] 「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於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56。「在『人民戰爭』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0。
[12] 「攻占延安為國民黨人的戰爭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儘管這證明是一個束縛部隊的軍事包袱，這些部隊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評論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離開晉南進攻延安，只不過是拿山西的30個較為富庶的縣去換陝西的45個窮困縣。」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78。
[13] 「政府的指揮官們從沒有學會有關速度和果斷的課程，而這是他們對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揮官們對機械化部隊作戰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的理解。因此，他們決不可能從這兩個他們完全獨占的方面獲得應得的好處。他們的防禦之所以很糟，不僅是因為相互不團結和猶豫不決，還因為戰術計畫不當、情報和後勤支援不充分。」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89。
[14] 蔣介石在下野前，便已經有越級遙控指揮的情事，下野後亦然。「蔣介石先是從其退隱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後是從台灣，繼續巧妙地操縱軍政事務。……。(1949年)在這一年早些時候，他已成功地把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忠於他的若干個殘留下來的精銳陸軍師，以及政府價值三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儲備轉移到了台灣。」，「他(蔣介石)對李宗仁及桂系成員白崇禧將軍在長江以南組織可靠防禦的企圖進行暗中破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92。

HOLMESLEE

既然您說"還算"，表示您有更公道的說法，不妨提出來，大家討論討論
或是針對拙文，提出您的見解
當然，我更希望您提出看法的時候，也必須負起應有的舉證責任

HOLMESLEE

嚴格說來，您的說法與我的原說法並無任何衝突。不過，既然您提出了您的見解，我自然應該予以"防衛"我的說法。
一個國家的外交，本來就是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蘇聯自然也不例外。蘇聯一直希望在其國土周邊建立起緩衝區域，以緩解美國及其盟國對他可能的入侵或威脅(這點是有很強烈的歷史因素，只要稍微了解蘇聯建國後這段歷史便知，在此就不加贅述)，因此，對於其周邊國家，其所要求的如不能是一個附屬國，那麼至少是個中立國。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國共內戰時，蘇聯對華政策的主軸便是至少使中國成為美蘇衝突中的中立勢力。為了壓迫國民黨政府，他們的外交可以說是十分靈活。蘇聯以中國共產黨為棋子，大玩兩手策略。在可以與國民黨政府合作的狀況下，他們不會放棄取得其權利的機會，這也表示他們隨時可以拋棄中國共產黨(當然，中國共產黨作為蘇聯對華外交的活棋，只要中共有一定的實力，那蘇聯自然不會完全地捨棄他)。在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中蘇雙方確實進入了一段為時不長的蜜月期，這也給予中共十分沉重的打擊(特別此時中共在軍事上並沒佔到便宜)。
在您的引文中，也提到了蘇聯忌諱美軍協助軍運的事，這也回歸到蘇聯整體外交的主軸──建立環蘇聯的緩衝地區。因此，當美軍協助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後，這就不免讓蘇聯感到警惕，是否國民黨政府已經成為美國的附屬國？美國的力量是否會因國民黨軍隊的進入，而隨之進入東北？外加上，國民黨內部CC勢力的抬頭，這也讓蘇聯政府對此更為敏感。那也就更別提在平、津、青島美國還駐守了一個旅的海軍陸戰隊了。這些強烈的不安感(想想自十月革命後，蘇聯面臨的景況，這樣的不安感就更加讓蘇聯政府感到備受威脅)，自然影響了蘇聯對條約執行的誠意，於是便產生了您所提的狀況。
其次，就國民黨政府本身，在不論是政府部門(軍事、外交)，還是國民黨本身，普遍都存在著親美的氣習，這也影響到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本身的觀感。而國民黨政府在戰後仍舊持續地接受蘇聯的金援，也是令蘇聯感到國民黨政府主導下的中國，是會傾斜到美國的因素之一。也因為這樣，蘇聯就更會小心地運動中共這顆活棋，來與國民黨政府交手，不會輕易地全面倒向支持中國內部的特定一方。
然而，當國民黨與其政府因極力反共的CC派成為國民黨內部對外論述的主流時，十分感到不安的蘇聯政府判斷已經無法透過維持條約，謀求其所欲取得的利益與外交保證時，他們便大力給予中共援助(不過這項援助以當時蘇聯的能力而言，顯然對中共的幫助不很大，蘇聯的立場對中國造成的影響，主要還是在外交層面上)。

HOLMESLEE

原文由 無慾則剛 於 09-1-6 20:23 發表
我補充部分原因。

一、國軍編制兵力不足導致運用失當。

原因：1.缺編以領俸祿，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官員貪腐。
          2.戰損不能得到快速補充。
          3.王牌部隊補充的新兵使王牌部隊名實不符。造成使用不當。 ...

您提供的兩點意見，前者我十分同意
後面關於共軍編制這點，我比較保留，因我個人目前沒見到這種說法，
不知可否提供出處

HOLMESLEE

看來你沒有先仔細看過原發文...
在國共內戰前夕，首先拋出和談的是蔣介石，這對於國民黨政府在爭取輿論是很漂亮的一擊。這一出擊，確實讓一直想讓國民黨背上破壞和平惡名的共產黨遭到了困難，不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兩度婉拒出席後，還是在蘇聯與美國的壓力或承諾下，前往重慶進行會談。
毛澤東此行收獲很豐，這完全是只有提出會談的蔣介石始料未及的。整個會談的會裡會外，毛澤東充分地與各界接觸，塑造出共產黨良好的形象。而本來採取主動的蔣介石政府，則在此時竟沒有對應的表現，反而日趨被動。
美國的調停，不論怎麼看，雖未必有利於國民黨，但也絕非獨厚共產黨。各位可千萬別忘了，國共內戰初期主戰場在華北，而這裡國軍(特別是中央軍)明顯地居於弱勢，就地停戰有時反而有利於蔣介石將遠在西南的主力北運。事實上，真正使調停陷入困境的是國共雙方並沒有遵守的誠意，同時作為深刻的介入者，美國在此時完全無意直接以軍隊進行維和(美國當時擔心蘇聯對美國在華角色的觀感，因此無意介入過深，但當美國開始調停，這樣尷尬的局面早就無法避免)，於是一個無調停機制的和平，很快地就無法維持下去。
至於，您提到幾點頗有趣的假設，不過就美蘇當時的全球布局，顯然中國只是次要的。美蘇雙方並無意直接在東亞直接衝突，所以美蘇一時不可能在東亞交手(他們的爭奪重點在歐洲，而且雙方一直在避免武力直接的對決)。
其次，當時的國民黨內部也完全不是鐵板一塊。地方軍系林立，桂系李宗仁、晉系閻錫山、傅作義、滇系龍雲、川系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楊森、寧馬馬鴻逵、青馬馬步芳、新疆盛世才各據一方，他們與蔣介石步調並不一致。就連中央軍內部也是派系林立，胡宗南、湯恩伯、陳誠三大系統雖都聽從蔣介石的意旨，然而平行的溝通與合作卻十分糟糕。這樣就對國共戰局有很大的不利之處。
反觀共產黨，雖然一樣存在著軍系上的問題，但這影響並不大，幾個野戰軍之間在相互配合上，並沒有發生太過於嚴重的衝突。同時，此時毛澤東雖然已經掌握共產黨大權，然而共產黨卻不像國民黨一樣，完成仰賴蔣介石一人。共產黨的軍事與政治命令，其高層有比較寬裕的自主權，毛澤東(此時期的)也較能容許其他不同的意見。這點特別在前線軍官與毛澤東意見不同時，更能表現出來(而此時蔣介石的中央軍前線軍官們，卻無法臨機應變，只能接受一昧地遵循蔣介石的指示行事)。
當然，考慮過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問題，您也有必要考慮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的上問題。作為長年一黨執政的國民黨，早在抗戰後期已經因腐敗，而為人所不滿。接收淪陷區的不良措施，也讓淪陷區居民對他們的統治大感不滿，這是讓他們的喪失民心的原因之一。而經濟措施的失當或失敗，更是直接衝擊到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上面胡亂打就，提出與您商榷。

HOLMESLEE

暗殺毛澤東在當時不但會是一個愚蠢的行為，更是一個百害無一利的事
毛澤東前去重慶前，早就部署好萬一被殺的身後準備，所以共產黨從一開始便有所準備。而且，毛澤東一但身亡，那麼全世界都會知道，這鐵定是蔣介石幹的(不論是否真的是)，那蔣介石毫無疑問的就必須背上破壞和平的罵名。這便與其邀請毛澤東來會談的初衷完全相悖。
其次，還是老問題，軍隊的部置。國軍當時是否真的準備妥當，是否已經部署到位，都是很大的問題。而導致這樣的問題，很大程度就影響到當初重慶會談的召開。
所以，就我個人的看法，如果當時蔣殺了毛，只會讓局勢急速惡化，不會讓局勢轉為有利。

HOLMESLEE

國共內戰中，國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國軍內部的問題才是戰爭勝敗的關鍵。不過美方的態度也大多是中國自找的，有一些人以為美國是受到中共與蘇聯的宣傳蒙蔽，但事實上，美國甫參戰，即已在延安派駐有稱為迪克西使團的軍事觀察組，美國對於中共的了解，其實並不漠生。
一個喪失人心的政府，要在戰爭中不斷取勝，本來就是十分困難的，偏偏當時的國民黨並沒有發覺這點，只想一昧的以武力解決與共產黨的問題。
中央軍的派系問題，這只能說是蔣介石自己種下的惡果，為了防止部下反叛，而採取聯甲制乙的分治策略，最後導致這樣的大混亂，要是這發生在中央軍與雜牌軍間，或許還說得通，但在中央軍內部也如此，只能說蔣介石的領導統御是大有問題的。

HOLMESLEE

關東軍是日軍(日軍在戰後被陸續遣返日本，更何況戰爭後期的關東軍不過是空殼，其主力早就南調去東南亞戰場，所餘者均為戰力不佳的新兵，而且戰後大批關東軍為蘇軍所俘，被轉送西伯利亞，也就別提國民政府想不想收編他們了)，不是偽滿軍，事實上國民政府收編的偽軍並非少數，他們的番號都被編為暫編軍，只是這批軍隊幾乎都沒戰力。
其實偽軍在國共內戰中幾乎不佔有任何影響，他們不過是國民黨輸去之後的藉口之一，因為從共軍兵力的增長來看，1948年才是真正共軍膨漲的時候，而當時正是國軍在主要戰場開始被扭轉以後。也就是說，國軍戰局被扭轉後，共軍才大增的。
其次，偽軍被汰撤者，多為戰力其差者，其若投共後即能戰力提升，豈非天方夜譚？

[ 本文章最後由 HOLMESLEE 於 10-2-21 05:54 編輯 ]

HOLMESLEE

原文由 21215421 於 10-3-17 10:00 發表
最大問題還是派系軍閥吧
尤其中央國民黨還編入預算給被編入中央的地方軍閥預算
但問題是地方根本就不是中央再操控的
根本浪費資金

八年的對日作戰，大多數的地方派系不是受創頗深，就是被瓦解殆盡(如：西北軍、東北軍、晉系，前兩者幾乎消磨殆盡，後者則受創極深)，真正仍有力量與中央對抗的軍事派系其實不多(如：桂系、滇系)。像實力最堅強的晉系、桂系，其軍力也不過分別為9個與4個軍，佔國軍的8.6%與3.8%，而中央軍則獨有46.7%的軍隊，這還不算已經被中央化的東北軍、西北軍與粵系。因此相較之下，中央軍仍佔有絕對優勢。
在地方的統治上，除桂系掌握的安徽、廣西、盛世才的新疆、馬步芳的青海、馬鴻逵的寧夏、晉系的山西、綏遠、川系的四川、滇系的雲南外，幾乎全掌握在中央軍的控制下。同時，這些為地方軍系控制的省區，也並非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而是在程度不同的狀況下，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此外，這些地方軍系所控制的省區也不少已有中央軍入駐，因此不能說中央無法對之進行控制。

再來就是經濟問題
八年抗戰戰場基本上幾乎都在華中華南等老蔣的地盤,日本主要也是爭對外交方面排日的蔣介石,別懷疑,蔣介石北伐打掉不少親日本的軍閥,再加上蔣介石漸漸有讓中國統一的趨勢,都是日本所要趁機爭對的原因之一
反而屈居西北親俄的共黨可以趁機回復實力,為何日本比較不爭對共黨,因為共黨背後有蘇俄支持,基本上日本是不願破壞這層關係

日本在二戰期間，並非挑著老蔣打，但由於蔣介石代表了中國的合法政府，且其軍力為全中國最多者，因此其受的攻擊，自然是各軍系中最嚴重的。日本侵華是其一貫政策，也並非因蔣介石當政就加速其行動，更何況在蔣介石與汪兆銘合作時期的國民政府可是極端親日的政府(也因此，蔣介石在此時的安內攘外政策一直為人詬病)。
北伐的對象中，親日的軍閥只有奉系，但奉系卻不曾為國民革命軍消滅，而是在張學良的領導下，加入國民政府。其他直系的吳佩孚、新直系的孫傳芳，在傳統上都是比較親英的。
退往延安的中共不為日本攻擊，實為兩者絕無接壤。更何況以日本向來與國民政府宣傳反共聯盟來看，他們並不會對中共過於友善，也不會看在蘇聯的面子，畢竟在張鼓峰與諾門罕兩次與蘇聯交手前，日軍還是以蘇聯為假想敵的；此後在日軍掌握華北後，他們還發動多次治安作戰，大力掃蕩游擊區，這除針對國軍的敵後游擊隊外，更主要的目標就是共軍，而共軍更是因此損失慘重。

等戰後華中華南經濟受創,蔣介石為了爭取預算,發行許多法令,導致人民不滿,共黨趁虛而入,再加上戰後許多抗日民兵及游民被共黨給吸收,提供共黨戰力,而本身精銳耗盡的國民黨又不得不借助軍閥之力,問題是之前就與軍閥鬧不合,中原大戰,桂系戰爭,西安事變,軍閥基本上根本就不無意願再與國民黨合作,國民黨本身在經濟,軍力都嚴重受創下,失敗早已經是預料中的事情,

戰後的經濟問題除了戰爭的影響外，更多是政策上的錯誤，而加重了經濟問題的嚴重，與蔣介石爭取預算是無關的(預算是指政府對下年度經費開銷的預估，並以此撥款給各部會的費用)。
你總是將國民黨等同中央軍或國民政府，這是錯誤的。所有的地方軍都是國民政府轄下的軍隊，只是在效忠對象上有所不同，對於中央軍而言，蔣介石=中華民國，但地方軍系則是認為，中華民國與蔣介石是兩碼子事。
在國共內戰期間，各軍系按其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各自決定立場，並不是地方軍系不願配合中央軍作戰。如桂系、青馬、寧馬、晉系、川系楊森就始終站在反共的一方，而滇系、川系(除劉文輝部、楊森部的大部分)則是在國民黨政府轉趨弱勢時，才倒戈到共產黨陣營的。因此你所言：「軍閥基本上根本就不無意願再與國民黨合作」，並非事實。

最令我驚訝的是看似現在共黨也幾乎沒有軍閥問題,我推測有可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關係
,畢竟很多軍閥根本是西瓜靠大邊,投降中共的軍閥比比皆是,那麼使軍閥消失的,很有可能是受到嚴重曲解的文化大革命或是一些政治清洗,有可能是我們只看壞處不看好處的一項重要盲點之一

共產黨沒有軍閥問題，並不是文革的影響。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共產黨建軍初期與國軍的建軍是不同的，國軍從建軍以來就是大雜匯，此後又大量吸收既有軍隊，這些軍隊不但來源不同，而且彼此甚或兵戎相見過，相互之間隔閡甚重。反之，共軍卻不曾有過此現象。加之，共軍力行政委制，使軍隊完全控制於黨之下，這也是國軍之所無。
雖然，在日後共軍也逐漸產生大軍系，但其政治領導軍隊一點卻沒有改變。當然，中共建國後的政治肅反，對於解決軍中敵對派系是有所助益，但時至今日，共軍內部卻仍會因著軍區的不同，而產生軍事派系。但由於他們不似民國時代的軍系握有地方的行政權、財政權與軍職的人事權，因此無法成為一方割據勢力。

[ 本文章最後由 HOLMESLEE 於 10-3-17 21:25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