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歷史

天下創世

日治時期統治概說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在日本下關春帆樓簽訂，根據條約第二款第二、三項，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等地方之主權、所有堡壘軍器工廠與一切屬公物件，永遠
割讓與日本。5月29日，日軍自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後，7日進入台北城，一星期
後日本統治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亦入城。6月17日舉行庶政開始儀式，當天
上午先於「總督公室」（原布政使司衙門）集合文武官員舉行「始政公式」。午後於原
巡撫衙門前廣場舉行閱兵分列式，下午三時在樺山資紀與帶領日軍進入台灣的近衛師團
長能久親王、英國駐淡水領事蒞臨下，舉行盛大的「始政紀念祝典」。於是，自此日起
，正式開始了日本的台灣統治，迄1945年10月25日日本將統治權轉交國民政府，統治期
間共達五十年四個月又八天。在此五十年間，每年6月17日即被稱為「始政紀念日」。


殖民時期五大節慶之一

在戰前日本的曆書中，列有所謂的「國家祝祭日」，祝日即新年（一月一日）、紀元節
（日本建國紀念日，二月十一日）、天長節（當代天皇的生日，如昭和天皇時為四月二
十九日）、明治節（明治天皇的生日，十一月三日）等所謂「四大節」，在台灣則另加
上6月17日的始政紀念日，成為「五大節」。這些「祝日」與春秋皇靈祭、台灣神社祭（
十月二十八日）等「祭日」被定為休假日，又稱為「旗日」（即曆書中印上國旗表示假
日），該天除放假以茲紀念之外，官方亦要求須張掛國旗、至神社參拜、或舉行儀典等
。屬於「五大節」之一的始政紀念日，可謂與台灣神社祭同為日本統治台灣「象徵」的
兩大節日。當時初等學校的音樂課程「兒童唱歌」中，亦編有「始政紀念日」的詞曲，
與日本國歌「君之代」等列為每學年學童教唱歌曲，高頌日本天皇治世之光輝自此日起
普照台灣全島。


殖民地的命運正式確定

日本取得台灣成為其殖民地是有其緣由的。十九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挾其
強大武力再度到東方來，一向為東方之首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落敗，鎖國中的日本在強
權壓境下，亦只得開國並開港通商。明治維新後，日本新政府在此十九世紀弱肉強食的
國際環境下，乃力圖上進，學習西方國家，進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措施
。經過近三十年的銳意圖治，明治政府終於打敗了同採維新之策但成果有限的大清帝國
，取得了台灣。

在當時，朝資本主義發展並擁有殖民地乃是位居強國的要件。日本在取得台灣後，對於
台灣是否要如同維新後始納入版圖的北海道、琉球一般視同「內地」的一部分，或者當
作殖民地看待，曾有一番爭議。1905年，當時的日本首相桂太郎於第二十一回帝國議會
中就國會議員質詢台灣之地位的問題時，直言「當然是殖民地，並不視同內地考慮」，
台灣「殖民地」的命運就此正式確定。



為施行「資本主義」而鋪路

但在建構殖民地台灣的過程中，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統治台灣
的政策則不能不去注意。自1898年以迄1906年的總督兒玉、民政長官後藤組合搭檔時代
，奠定了日本統治台灣的基礎。在他們的統治政策中，除了弭平抗日勢力、進行舊慣調
查、籠絡台灣仕紳、推行專賣制度，也實施土地調查，整備交通網路，充實衛生設備，
振興以製糖為主的產業。而這一連串的措施，均在為欲於台灣施行「資本主義」而鋪路
，因此如三井、鈴木等日本系統的資本大量進入台灣，以製糖業為始，再擴充至其他如
礦業、農林畜牧等方面的產業。



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硬體方面的建設比起清朝統治時期確實有非常大的進步。
譬如從街市改建、下水道此一攸關衛生而經常為人忽視的設施之舖設即得到很大的改善
。以嘉義朴子之近海街市為例，朴子為鼠疫高流行區，疫情非常嚴重，但在防疫、清潔
、捕鼠，以及舖設上、下水道、拆除舊街屋、改建新市區等等措施多管齊下之後，鼠疫
傳染終告偃息。


教育與政治參與上的差別待遇

但是台灣畢竟是「殖民地」，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硬體建設或有長足進步，軟體
建設方面台、日人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待遇。「一視同仁」、「民族融合」、「同化
主義」雖是統治者一向標榜的口號，但只落於「愚民化的看板」，台灣人未能獲得實質
的文明開化與文化啟蒙，在教育以及參政權等方面，台、日人所能享有的落差極大。因
而如台人所企盼的自治機構「台灣議會」的設置，雖經由十多年的努力請願，終究無從
實現。


戰爭末期一連串「去殖民地化」政策的施行

1937年後因戰爭的爆發，日本政府企求殖民地人民的人力物力支援，開始改變此種差別
待遇。戰爭後期的1940年准許台灣人民取日本姓名，1941年廢除台、日人公小學校差別
，1943年開始實施初等教育「義務制」，1944年公布「兵役法」，隔年實施徵兵制度，
1945年眾議院選舉法亦於台灣施行（但因戰爭結束，未能真正實現）。此一連串措施，
是日本政府欲將台灣「去殖民地化」的表徵，也是「戰爭」因素導致的結果，只是時間
上已接近戰爭末期。

自1895年6月17日的始政式舉行以來，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餘，有光也有影，但它也是造
成台灣與中國分道揚鑣的開始。

天下創世

八七水災

台灣戰後僅次於九二一大地震的災難

台灣現代史上最嚴重的八七水災發生於1959年8月7日，日本南方海面的艾倫颱風把東沙
島附近的熱帶低壓引進臺灣，使得中南部豪雨成災。專家研判造成重大災情的原因一方
面與連續不斷的豪大雨、台灣本身的地形地質先天不良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當
時的訊息流通管道不足、缺乏環境保護及防災觀念，因而使得災況更為慘重。八七水災
所造成災情的範圍相當廣泛，遍佈台灣十三個縣市，尤其以苗栗、台中、南投、彰化、
雲林、嘉義等六縣及台中市受災最為嚴重，當時人口數約佔台灣總人口數的38％，為台
灣的主要農業區域。暴雨集中在8月7至9日三天，所及區域幾乎包含台灣整個西部，而以7
日的降雨量最多。據學者指出此次日雨量超過500公釐者達15處之多，主要的暴雨中心集
中在苗栗、豐原、芬園、烏溪上游、斗六與阿里山等處。


這場突如其來的災害共造成667人死亡、408人失蹤、942人受傷，各地哀鴻遍野，災民經
政府予以收容者竟高達30萬人以上，是台灣戰後僅次於九二一大地震最嚴重的災情。在
房屋受災方面，房屋全倒共計有27466間，半倒者18303間。農、林、漁、牧業均損失慘重
，光是農地損失其總面積便高達136,542公頃。在交通方面，鐵、公路嚴重癱瘓，鐵路受
災297處，而公路更高達476處之多。而在電信與電力方面，其所帶來的大停電及通訊中
斷更是可想而知。公共設施如學校、衛生所、醫院等也均遭波及。據官方統計，損失高
達三十五億元以上，約佔當時國民所得的11%，對當時的台灣造成嚴重的打擊。




台灣人集體的受難記憶

攤開當時的報紙，可以更進一步的感受到受災者的心情。最常看到的是暴雨淹沒家園、
親友被淹死的悲痛描述，「在水中站在屋頂上的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水沖倒房子」、
「左鄰右舍六戶十一人僅我一人漂流得救，因此撰寫此文，以致哀痛」。死傷者是可憐
的，可是活著的親人更是不能自己，為了在災區的家人，即使各道路中斷，也要想盡辦
法、跋山涉水，親眼見到一面，只是「幾家安慰、幾家愁」，這是全臺灣人的受難記憶
。


救災工作之進行與救濟辦法之擬定

由於大雨仍持續狂瀉，交通、電信中斷，使得救災工作進行得十分艱辛，然而龐大的災
民救濟與安頓及災後衛生與復建等問題均是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因此政府除動員龐大
國軍參與救災工作外，也依據〈國民義務勞動法〉投入上百萬的民眾參與救災及重建工
作，同時成立臨時收容所，而收容所除包含公共處所外，地勢較高的學校，甚至如當時
的台中菸廠，也被作為臨時收容災民的地方。


另一方面，省府依據〈台灣省人民因災死傷及住屋倒塌救濟辦法〉撥發救濟金給災民。
死亡者每人發給1000元、失蹤者700元、重傷者500元、住屋全倒者每戶400元、半倒者每
戶200元。當時的友邦美國則提供近千萬新台幣予以協助，除200萬元用於災區醫療衛生外
，其餘轉發災民，其撥發標準，為省府撥發金額的半數，並提供救濟物資『麵粉』，規
定十歲以上的災民每人可領兩袋，未滿十歲每人一袋（每袋22公斤），由於『體貼』的
考慮到台灣人吃不慣麵食，以及怕國人因此將救濟物資轉賣，而將原來的麵粉半數改發
食米。島內各界及海外僑胞均捐贈賑災物資，紛紛湧向災區希望能協助災民重建，不僅
發揮了人溺己溺的人性關懷，而且透過此次受難經驗，更積極的凝聚了為家園奮鬥的重
生力量。



由於天災受害面積廣泛且嚴重，政府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頒佈〈總統緊
急處分令〉。依照此法令，得以增減預算、限制國民消費、開增稅捐及發行儲蓄卷等，
另外，對於與救災復健有關事宜，也可便宜行事。在開增稅捐方面，附增『水災復興建
設捐』、營利事業所得稅附加15%、綜合所得稅附加30%、屠宰稅附加30%、娛樂稅以台北
、台中、台南、基隆、高雄等五縣市電影票為限，每張戲票加1至2元、宴席稅附加30%、
地價稅與田賦皆附加40%，房屋、證照、貨物稅等亦附加30%，而公有及私用小客車、電費
、電話費、鐵公路票價亦一併附加『水災復興建設捐』。在發行儲蓄卷方面，『八七災
區復興建設有獎儲蓄卷』由台灣銀行發行，前後共十二期。每張的面額10元，每期開獎
，特獎獎金高達40萬元，借此募集資金。

天下創世

八二三炮戰



炮戰發生始末

所謂八二三砲戰並非只發生於一天，實際上自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人民解放軍與數百門大砲於當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同時向大小金門大擔、小擔等島，進
行密集性的砲擊起，在短短八十五分鐘內共發射了三萬多發砲彈，砲戰並持續到一九五
九年一月七日。總計人民解放軍向金門等地砲擊的數量超過四十萬枚，無論數量或是密
度，都在人類戰史上可佔一席之地，由於砲戰始於八月二十三日，史稱「八二三砲戰」
，又由於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台海第二次大規模的軍事對抗，也有稱為「第二次台海危
機」者。



美方支援穩住戰局

砲戰發生之後，為了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的攻擊，美國國防部在次日旋即發表第七
艦隊在台灣海域進入戰鬥態勢，此後第七艦隊除了協助我國海軍補給團赴金門補給外，
並且與空軍、海軍陸戰隊、陸軍舉行一連串防空兩棲作戰聯合演習，並派駐F-104A星式
戰鬥機及勝利女神飛彈營至台灣，同時也在台灣成立作戰指揮中心。而為了直接有效壓
制來自人民解放軍的持續砲擊，美國軍方並且提供火力強大的新型「巨砲」至金門，果
然在其後雙方的砲戰中充分發揮其功效。在美方的協助下，中華民國軍方雖然在八二三
砲擊當日遭到嚴重的損失，包括金防部副司令官吉星文中將等殉職，不過終究可以在火
力上與人民解放軍抗衡，甚至進而可以壓制其火力。更重要的是，人民解放軍若意圖佔
領金門，除了必須在地面強大火力掩護外，也必須取得金門上空取得制空權，才可以遂
行兩棲登陸作戰。可是自當年九月起，持續在台海及金門島發生的空戰中，國軍持續取
得制空權，並擊落二十多架米格戰鬥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明顯地無法取得制空權。由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如原先計畫般占領金門，而美國方面亦迫使蔣中正總統從金門、馬
祖撤軍，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思考如何解決台灣問題上，出現政策上的大轉變，也影
響了以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關係。


美方的立場與中共高層的政治考量


實際上，在一九五○年代，縱使台灣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方對於條
約是否及於金門、馬祖等外島，始終沒有明確的表態，而且也提出中華民國政府從金馬
撤軍，以營造國府與北京政權的中立地帶，來架構雙方的統治領域與國際定位。而在八
二三砲戰發生以後，美國雖然採取一連串積極協助中華民國行動，但是國務卿杜勒斯有
意藉此讓中華民國軍隊產生自外島撤軍的意向，最晚在同年九月三十日便已公開提出。
此一意見當然不為蔣中正總統所接受，而於十月一日正式公開表示反對自外島撤軍。相
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高層，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亦開始認真思考，若是持續
過去原有的戰略，繼過去先後攻佔海南島、舟山群島、大陳之後，進而取下金門、馬祖
。因為縱使人民解放軍能在這些軍事行動中，順利佔領國軍駐防的中國大陸沿海諸島，
則中華民國統治的領土將只剩下台灣本島，在地緣上便與中國大陸完全脫離關係，如此
一旦出現美方計畫的國共雙方「跨峽而治」的現象，可能導致台灣獨立的局面。因而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表示，基於前述政治上考量，就改變原有的政策，決定要不就台
、澎、金、馬一起攻下，否則也不各別取下金門、馬祖等外島。此後，人民解放軍宣稱
對金門採取「單打雙不打」的策略，實際上卻只呈現戰術上人民解放軍無法施展的事實
，而成為一種習慣性的軍事騷擾。


當然，前述現象的形成，一方面固然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高層，思考國際情勢的
改變，而提出所謂「不再取下金門、馬祖」的政策。但根據當時的資料顯示，人民解放
軍可能也已經無力佔領金門。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說法，似乎也有意忽略其軍
事力量不足的問題。實際上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國軍制空權的取得乃
至砲兵的火力戰方面，事實上已經使人民解放軍無太多施展的空間。



雙方由軍事戰場轉移至國際政治舞台


無論如何，由於八二三砲戰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放棄逐一攻占沿海島嶼的計畫，
因此台灣海峽的形勢，實際上已經固定為冷戰的軍事對峙局面，欲以戰爭形式消滅對方
，基本上已不具可行性。因此，縱使發生武裝衝突，也只是零星的事件，雙方的主要對
抗戰場實際上已轉移到國際政治舞台，這當然是八二三砲戰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
所使料未及。在另一方面，當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蔣中正總統發表聯合
公報，雖然提及金門、馬祖等外島的防衛問題，另外也正式提出反對以武力主動反攻大
陸的可能，這也影響了台灣國內政治局勢的發展。既然武力反攻大陸也欠缺足夠的空間
與邏輯上的可能性，則要求政府在台灣加強落實民主、法治的訴求便較過去積極，包括
立法委員齊世英提出要求採取精兵政策，或是省議員李萬居在省議會的總質詢中要求立
法委員全面改選，皆是與此一歷史發展有關。至於當時自由派的代表雜誌《自由中國》
不僅更加明確主張：國民黨主政下的政府延續過去以武力反攻大陸的可能已然降低。因
此在武力「反攻大陸」幾無可能的前提下，更積極促進台灣自由、民主的追求，這也是
八二三砲戰對台灣政治所產生的意外影響吧。

天下創世

日本文化對台灣的影響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正值西方 、 日本 近代化蓬勃發展時期，如同英國促使香港的蛻變
，日本亦為台灣帶來近代化的光與影，並留下許多日本文化遺緒。戰後蔣介石政府曾欲
禁絕日本文化「遺毒」，但此「遺毒」卻如日語中所謂的「影之強敵」（KAGE NO
KYOUTEKI）——存在但看不見的強敵——般，不僅存在，且似已成為台灣文化中的一
部分。

現在台灣的社會中，或許在尋常生活中就可以見到下列的現象。如到朋友家，會跟朋友
的父母打招呼說「歐吉桑」你好，「歐巴桑」你好；中午吃的食物是「壽司」、「御飯
團」或「關東煮」；假日逛街是到「三越」、「SOGO」或「高島屋」；戴的手錶是「
SEIKO」、照相機是「NIKON」、開的車子是「TOYOTA」、「NISSAN」；而看的漫畫
、電視劇是「名偵探柯南」、「東京愛情故事」等等。台灣社會中充斥著「日本事物」、
「日本文化」，這個現象到底是「太陽餘暉」？還是「第二次日據（劇）時期」？


公私建築裡紀錄過往的帝國殖民夢

造成如此現象的原因有許多，但不能否認地與日本對台統治五十年的歷史因素有所關連
。這些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化遺緒，如果先從看得見的「硬體」方面的建築物觀之，現在
的總統府是以前的總督府，行政院是以前的台北市役所（市政府），立法院為台北第三
高女校舍，監察院是當時的台北州廳，台北賓館是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官邸，台北中山
堂是原來的公會堂，而總統府兩旁的司法大廈與台灣銀行則是日治時期的高等法院與台
灣銀行。換句話說，目前台灣政府行政中樞所使用的建築物，大部分是沿用日治時期的
遺留物。官廳如此，其他如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國立台灣博物館、台大醫院舊館，以
及各地殘存的公私日式建築物亦如是。


飲食與娛樂生活中的日本文化遺緒

在看不見的「軟體」文化層面，我們亦可觀察到許多日治時期的日本文化遺緒，以飲食
而言，壽司、生魚片、御飯團等均已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習慣的食物，而在點吃壽司或
生魚片時，許多人是直接使用日語「SUSHI」、『SASHIMI』。基本上SUSHI、SASHIMI
等已經變成台灣餐廳或市場中，相當熟悉且「土著化」的名詞。另外，例如常被誤認為
台灣傳統食物之一的早餐稀飯佐菜──漬黃蘿蔔，其實亦是自日本傳來的醃製菜蔬
TAKUAN。而做料理用的調味品「味素」之名，則是取自日本所發明的化學調味料公司
「味之素AJINOMOTO」品牌名稱。至於「便當BENTOH」之名與音，更是無可否認已
完全深入台灣民間社會，成為台灣現實生活文化中的一部分。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庶民社會的余暇生活、娛樂方面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受到世界流
行的影響，一些新式休閒娛樂漸漸出現，例如撞球、棒球。特別是棒球，日本稱之為「
野球」，在日治時期已培養出許多棒球人才，戰後這些人才在台灣1970年代棒球熱時，
也貢獻了不少心力；另外，影響所及的結果是台灣的棒球語言，有很多都是日語，例如
投手叫PICCHAH，捕手叫KYACCHAH，全壘打是HOMURAN，一壘叫FASUTOH，二壘
叫SEKANDOH，三壘是SAHDOH，這些均源自於西文的PITCHER、CATCHER、HOMERUN
等的日語化，但亦被台灣棒球界「接收」下來。


流行樂界裡的東洋風

以流行歌曲來說，在錄音帶、CD等尚未出現之前，聽音樂都使用唱片、收音機，而「唱
片」用閩南語發音一般稱為「曲盤」，收音機則叫做「RAJIO」，這也是從日語
KYOKUBAN（漢字即寫成曲盤）及英語RADIO的日語發音形成的。


台灣的流行歌曲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開始出現，早期這些流行歌曲帶有濃厚的「東洋
風」，譬如我們所熟悉的戰前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河邊春夢」
等，以及戰後的「望你早歸」、「秋風夜雨」、「港都夜雨」等等，其實均受到當時日
本流行歌謠創作模式的影響，帶有濃厚的日本味道，只差的是歌詞以閩南語唱出而已。
當時日本歌謠界有二大作曲天王──中山晉平與古賀政男，二人在有生之年均譜了三千
首以上的曲，而中山晉平於1928年以「無四、七音之五音短音階」樹立日本近代歌謠風
，帶有幾分頹廢、哀調。而1930年古賀政男使用吉他等樂器作曲，加上當時著名作詞者
西條八十用所謂的「悲劇名詞」作詞，如：風、雨、星、霧、月、秋、網、夢、河、夜
、戀、愛、花、愁、船、淚、港、影、心、酒、醉、燈、夕陽、車站、暮色等等，反映
出當代民眾生活與心情傾向而大受歡迎。審視台灣之「雨夜花」、「秋風夜雨」等帶有
憂愁、頹廢的哀調與歌詞，其實亦受到此類東洋風格的影響。



日本式名字與「台灣化」的日本語文

1940年台灣開始「改姓名」運動，除了部分人改日本姓、日本名外（如李登輝改為岩里
政男、林懷民之父林金生改為牧野雄風、戴炎輝為田井輝雄），也造成日後許多台灣人
的名字中帶有「日本式名字」，例如：義雄、文雄、智雄、秀雄、英雄、昭彥、文男、
信良、靜枝等。這些名字由於也是以漢字標出，不像一郎、太郎、花子等日式名字容易
被察覺，但其實都是帶有日式風味的名字，都受到當時日本文化的影響。一般而言，這
些名字較多出現在目前四十至六十歲之間的台灣人身上。


受到日治時期日本文化影響的事例，最常見到的其實是出現在台灣社會中的「日本語文
」，當然這些日本語文已不見得是純粹標準的日本語文，而是經過「土著化」、「台灣
化」的日本語文，前述之「歐巴桑」、「歐吉桑」、「便當」、「野球」等等均屬之。
這些語詞其實在台灣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例如日語中的「新聞」是指報紙，台語稱看
報紙為「看新聞」，其實就是日文漢字「新聞」的台語直譯。這種情形在台語文中相當
的多，例如「上等」、「郵便」、「注文」、「料理」、「案內」、「萬年筆」、「目
藥」、「愛嬌」、「自轉車」、「自動車」、「水道」、「出勤」、「元氣」、「出張
」、「會社」、「人氣」、「落第」、「遠足」、「配達」、「見本」、「在庫品」、
「勉強」、「看板」、「小包」、「失敬」、「酸素」、「中古」、「運轉」、「住所
」、「麥酒」等等。另外如日語的情緒為「氣持KIMOCHI」，台語則將尾音「CHI」省略
，直謂「KIMO」。「KIMO」早已成為大家常用的語詞之一。又如日語的「一番ICHIBAN
」，也是台灣社會中的慣用語，現在更有人直接以「一級棒」去直譯。


日治時期的日本文化遺緒已經為台灣社會所吸收而成為台灣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硬
是以「親日」「仇日」的意識型態去簡單化約它，而企求排斥它，或許將會發現此「影
之強敵」是難以根除的。

天下創世

台灣歌謠發展的歷史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將「歌謠」分為自然歌謠與創作歌謠，前者又稱為民歌或民謠，其
特點是大多不知作者為何人，以口頭方式流傳，在流傳過程中其詞曲會因人時地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所以有人說民謠的作者就是民眾自己，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情感，
是民族性的表現；而後者指個人的創作，作者追求作品的市場性、藝術性或永恆性而創
作，如流行歌曲、藝術歌曲等屬之。


其實如此劃分也有其缺失，一首古老的民謠在當時必是流行的，初期也是個人的創作，
只是在流傳過程中作品不斷的被修正，加之年代日久，作者漸不可考。而一首歌曲是藝
術或流行歌曲本不易區隔，雖同屬個人的創作，但只要被大眾認同喜愛，自然會流傳下
來，眾人可任意的加以解讀，也可從中看到大眾的生活與與情緒。


原住民音樂的流行

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台灣本係原住民社會，昔日不論是居住於西部沿海平原的平埔各
族或生活在中部山區及東部的山地原住民族群，歌舞音樂與其日常生活是習習相關的，
從工作居家生活到祭典禮儀皆有歌舞的呈現，故歌謠不僅是娛樂、抒情而已，更有宗教
、社會等功能。由以下歌謠的名稱，如耕農歌、狩獵歌、捕魚歌、祈禱小米豐收歌、戰
歌、驅魔歌等，可略窺原住民社會中的不同層面，至於情歌在部份原住民社會中更有男
女婚訂的功能。由於台灣原住民只有語言而無文字，因此歌謠除上述功能外，更是傳承
歷史記憶的工具，像祖靈歌、傳說歌等均屬之。


不過隨著漢人移民的進入台灣，西部地區快速的「水田化」，以漁獵、旱耕為主要生活
形態的原住民部落，隨著生活空間的日漸消逝，平埔族被稱為「消失的族群」，而山地
原住民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也逐漸改變其風貌，其歌謠音樂自然隨之蛻變。十九
世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教會音樂，使今日原住音樂中多了聖樂歌詠的部份。半世紀的
日本殖民統治使日本文化深入原住民社會，其影響自不待言，由有些阿美族民歌中漢族
小調及日本小調風格可見一般。


在西洋流行音樂風行全世界的今日，台灣熱門樂壇出現的原住民的歌手替樂壇增一股新
聲，也讓不少原住民傳統民歌得以重新包裝呈現在唱片市場。原住民已接受音樂是休閒
娛樂或消遣性的行為，而都市化後遷居城市的原住民也透過歌曲表達了他們在現實生活
中的掙扎與無奈，借此凝聚遠離鄉土原住民的心，「流浪到台北」、「我們都是一家人
」等歌曲的流行，可為映證。



台灣漢人歌謠的內涵

除卻原住民外，占台灣人口大宗的漢人是十七世紀後隨移民潮一波波進入台灣的，他們
不僅帶進了原鄉的生活方式，也將音樂歌舞活動傳入。不論來自福建或廣東，原鄉的民
謠經過台灣風土的洗禮後，也形成具本土特色的民謠。數量甚豐的福佬系及客家系民謠
是先民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糧，也見證了台灣歷史的發展。


依歌詞的內容來看，台灣漢人民謠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家庭倫理類，如「病子歌
」、「做人的媳婦」、「滿月歌」等；二、工作類，如「採茶歌」、「牛犁歌」、「乞
食調」等：三、祭祀類，如「牽亡歌」、「道士調」等；四、敘述類，如「勸世歌」、
「時令歌」、「鄭成功開台灣」等；五、諧趣類，如「嫁尪歌」、「飲酒歌」、「猜拳
歌」等；六、愛情類，無論古今中外愛情可說是歌謠中永恒的主題，不論是福佬系或客
家系民謠都不例外，情歌所占的比率甚高，像客家山歌就有不少男女相褒談情說愛的歌
句；七、童謠類，童謠是兒童生活中所哼唱的歌曲，其內容相當廣泛，在學校教育不普
及的前近代社會，童謠不僅是兒童們的娛樂，也具啟蒙的功能。


流行歌曲市場的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殖民化、近代化的腳步，使台灣社會的變遷加速，工業化、商業化的結果
使都市的人口驟增，於是以都會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城市小調興起。如果說民間歌謠是古
老的鄉土樂音，那流行歌曲就是現代城市中的歌唱。一九二○年代前後台北市有唱片公
司出現，三○年代台語（台灣社會一般稱閩南語為台語）流行歌風行一時，與歌仔戲同
為民間的主要消遣娛樂。這些由唱片公司請專人作詞作曲，符合大眾流行品味的歌曲，
其中不乏詞曲俱佳作品，如現今大眾仍朗朗上口的「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
等。為數眾多幽怨哀愁的流行歌曲是鬱積年代人們心情的反映，殖民統治者雖高唱進步
的神話，卻抹不去人們心頭的傷痛，流行歌樂成為殖民統治下苦悶心靈的最佳代言。


戰後的台灣，雖重回祖國的懷抱，但百業蕭條，社會失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接踵
而來 come in quick succession/follow on the heels of，在政治操控嚴密，經濟逐
步起飛的年代，流行歌樂雖不免被禁制改編，官方也以意識形態掛帥，刻意提倡國（華）
語歌曲、愛國歌曲、淨化歌曲，但在不同的時期流行歌曲仍是大眾生活的最佳調劑，不論
用的是國語抑或台語，其中有個人情感也有家國之思，歌詞內中國大陸固然是不少人心中
的夢土，有濃厚鄉土之愛的歌曲也不匱乏，而更多的是記錄台灣社會形形色色的歌句。



七○年代以後現代民歌運動興起，爾後清新的校園歌曲，成為流行音樂的主流，八○年
代後隨著政治的鬆綁，流行歌曲的內容更趨多元，更能反映社會的諸多現象。不過在商
業勢力的的併吞下，唱片業日益規模化，樂界開始重視歌手的塑造，偶像歌手成為年青
人學習的對象，流行音樂中，「人」比「歌」的本身更形重要，市場上偶像歌手的汰換
令人目不暇給，而暢銷歌曲更是稍縱即逝。民謠的年代早已遠去，正如同傳統的生活方
式一去不復返是一樣的，當然懷舊仍然可以成為商品，不論是深具古早味的民謠或是雋
永的老歌，仍為消費商品的歌曲與時代轉換的見證者。

天下創世

原住民  早住民  新住民(外省籍)

原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歷史

台灣的原住民族分成十族，目前還在擴衍分族中；39萬人口僅佔台灣總人口的1.7%，各
族人口差別甚多，分布地區又廣，一世紀前才由部落社會編納入近代國家體制，由於長
期受外來政權機制的統治及資本主義經濟衝擊，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一直處於低落化、邊緣化的處境。
近年來隨著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的走向，原住民事物才成為比較受重視的公共
政策，各級政府設立原住民事務部門，教育文化方面也漸有改善。平埔族原住民與早期
漢人移民混融而喪失期族群文化特徵，但「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和陳順勝、林
媽利醫師有關台灣人遺傳基因的研究，提供了台灣人原生論的認同基礎。



文化再興喚起族群意識與族群認同

平埔族歷史、祭儀、音樂等的文化再現，使一些人重新發現自我而要「脫漢入番」，移
居到花蓮的噶瑪蘭（Kavalan）人提出列入原住民第十族的要求，因邵（ Sao ）族已正名
成功，他們可能繼續推動歸屬第十一族原住民的訴求，而十族原住民則有再分族的現象
，如花蓮的太魯閣（Truku）族也一直想從泰雅（ Atayal ）族分立出來。另外，原住民為
了進一步爭取其族群權益，鄒（Tsou）族和達悟（ Tao ）族已在醞釀自治運動。漢人從
原漢關係追求尋根認同，原住民的族群運動則呈現追求公平權益，同時也在建構族群認
同。


早期移民以「賺食人」的心態打拼開拓生活的園地，面對清帝國政府的劣政污吏經常豎
旗抗官，不過卻從未成功，如1786-1788年林爽文起兵反清，一度控制近半個台灣，是清
代台灣最大規模民變，但因缺乏號召全島住民的政治理念和動員機制，林爽文軍隊南下
想進攻台南府城，在嘉義遭到同屬漳州祖籍的諸羅城人守城頑抗，客家人基於保衛鄉土
安定家園的觀念，也助清軍平亂。林爽文終於失敗被殺徒留「爽文路」、「爽文坑」的
地名而已，相較於同時期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美、
法兩國的獨立建國與君主立憲，開創歷史影響全世界，林爽文的反清只是「官逼民反」
的原始反抗而已。


族群屬性漸模糊，福佬、客家一家親

清代台灣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語言、習俗、信仰有別、經濟資源的競爭加上清政府
「分化利用」的統治政策，使異族群人民一再爆發分類集體械鬥，甚至造成族群關係的
刻版印象化。然而隨著落地生根的生命史歷程而「在地化」，所謂：「一代親二代表三
代散了了」，終而「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清治末期一八八四年法軍攻台，
不分福、客人士均出力抗法，「西仔來打咱台灣，大家何齊來打番（法國人）」的諺語
就是台灣人敵愾同仇的表徵。




日本治台之後，有效率化的行政、全島交通體系的建立、語文資訊傳播等更有助形塑全
島的一體性。如今已漳、泉難分，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屬性已相當模糊。這些年來，有
越來越多的福佬客知道自己是「客底的」，原來福佬、客家一家親，早已創造「Halo」
一族。


從「外省人」到「新住民」--「芋仔」、「芋蕃」在台灣

一九四九年，約一五○萬中國大陸各省人民移居台灣堪稱是上世紀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移
民，這些移民及其後裔長期被稱為「外省人」，隨著歷史的推移，此用語今日已不盡適
用，尤其是「台灣省政府」的「省」等成動詞用而廢省之後，應該用帶有動態演變的「
新住民」來取代外省人一詞。新住民因移民時間、地區、背景、居住分佈、職業、心態
等與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長期不民主的威權體制政治情勢，造成所謂的
省籍問題，族群關係問題過去在國民黨營造全民團結的假象下隱而不顯，然而族群要素
常在自然或有意的情況下，對政治事務發揮動員機制的作用。


新住民的落地生根

早住民與新住民族群有所不同是自然現象，但是差異未必就會對立。半個世紀來，異時
移民群共處海島台灣的生活空間，接受相同的教育，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異省通婚率，尤
其新住民移台時和清代一樣是男多女少，「芋仔」和「蕃薯」所生的「芋蕃」就是「有
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再版。名作家馬奎斯曾言：「一個人若沒有他的親人埋葬在他所生
活的土地，他就不是屬於這片土地的人」，這是從生到死認同歷程的最佳詮釋。目前從
新住民的「開台祖」算起也已進入第三代，用三代在地化落地生根的角度來看，新住民
也都同樣是台灣人。



族群融合，營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間有族群文化差異，族群因素影響政治動員也是常態，這些並
無礙於立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建構。早在一七二一年，由朱一貴反清事件而激起族
群分類對抗，隨清軍來的藍鼎元就曾呼籲台人：「…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
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一郡，正宜
相親相愛，何苦無故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因此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
應該相互了解，欣賞不同族群的語言、文化，建立人地相依的在地認同，營造永續發展
的生活環境與國家。

天下創世

綠島概述


島嶼自然篇


綠島位於臺灣本島東南方的太平洋上，33公里的距離使臺東人可以倚靠在自家窗櫺上，
欣賞島嶼的風姿。不等邊的外形，讓我們只能大略描述她的尺碼：長約5公里，寬度則在
4-5公里之間，環島周長有20公里，面積約15平方公里。雖然相當迷你，卻已經是臺灣各
離島中的第四大島，面積僅次於澎湖本島、蘭嶼、漁翁島。

這個島在地質上是一個火山島，海岸環繞著珊瑚礁，地形相當崎嶇。海拔281公尺的火燒
山是小島第一高峰；次高的阿眉山在島中央，海拔275公尺；兩者都是火山口遺跡。島上
沒有大河川，短促溪澗由中央山地呈放射狀流入大海。可供耕作或建立聚落的海岸平原
、紅土海階約佔全島三分之一；稍為平坦的土地多分佈在島嶼西北部，是主要聚落公館
、中寮、南寮、柴口等的所在。


溫暖、潮濕、多風是綠島海洋性氣候的主要特徵。由於雨水極易流失，冬、春兩季稍有
旱象；冬季強勁的東北季風常使海潮噴岸，形成所謂的「鹹雨」，傷害農作、樹木，是
綠島生活較為辛苦的時段。


從菲律賓急流向北的黑潮，流經綠島、蘭嶼海底火山帶的海脊時，形成漩渦水域，餌料
生物大量繁殖，成為漁群滯留與洄游的優良漁場。因此，早自日治時代起，漁業就成為
綠島居民的經濟命脈。

島嶼之名

在原住民的神話傳說中，綠島叫做Sanasai，是阿美、噶瑪蘭、凱達格蘭等族傳說中，攸
關族群遷徙行動過程的踏腳石、中途站；透過Sanasai，臺灣的東部海岸得以連接東南亞
島弧，使某些族群的祖源關係可以擴大到東南亞海域的廣大空間，進而提供族群歷史解
釋的無限可能性。


至於在漢人的文獻記錄中，清代綠島曾經稱作尚仔嶼、雞心嶼、南謐東嶼，及最普遍周
知的火燒嶼。從清代跨日治五十年，民間莫不稱之「火燒島」。所謂綠島，則是臺灣省
政府為綠化童山濯濯的島嶼地景，提倡造林、保林，才在1949年更換此名。



今天的綠島，是臺東縣下的離島鄉，分劃成中寮、南寮、公館三村；每村各有數量不等
的聚落，如中寮村有中寮，南寮村有南寮、漁港，公館村有公館、柴口、流麻溝、大湖
、左坪五處。原有的柚子湖、楠子湖、海參坪、大白沙等聚落，則已經人去屋廢。全島
目前約有612戶、2,513人(依1996年《臺東縣統計要覽》)。


島嶼社會

考古家曾經在綠島發現十二處遺址，發掘豐富的物質文化遺存，並進而推估大概在距今
3000年前，已經有人類在島上活動。最晚的文化現象，則預測可以近到距今1000年左右
。這個時間的下限，是否可以銜接臺灣東部的原住民歷史，還有待追查探索；但，Sanasai
時期的綠島，卻是一波波南島民族移民潮的踏足點，他們從這裡一一登上臺灣本島的東
海岸。蘭嶼的達悟人，則曾經有部份居民遷住綠島；直到十九世紀初漢人移入，才轉型
為漢人社會。


清嘉慶初年，來自今屏東小琉球及東港的漢人漁民，舉家遷居綠島；由於平原狹小、耕
地有限，咸豐年間人口已達飽和。從此以後，在交通困難及缺乏天然良港的限制下，島
民過著與世隔離的生活，以農耕為業、捕魚為輔，自給自足。



日治中期，日本人在島上設置柴魚加工場，造成島嶼產業的變遷。來自沖繩的漁民寄留
綠島，傳入鰹釣魚法，改進傳統簡單的釣漁技法；島嶼周圍的良好漁場環境，終於得到
充份利用，並一躍而為綠島的主要生計，農業退居為輔。不過，產業結構雖然改變，傳
統的生活型態則依然孤立；島民大多世代傳承，以自然增加為主。人際交流與各種關係
的建立，如結婚、收養、分家等，皆不脫島內各聚落的空間範圍。


一九六○年代，綠島的對外交通漸獲改善，提供人口流動的基礎條件。同時，臺灣的經
濟結構發生重大蛻變，傳統產業幾乎無力為繼，綠島也面臨類似困境。隔海的臺東市及
成功鎮新港漁港，開始吸引綠島人口外移；島上在缺乏高中及以上學校的限制下，青年
人口也大量流失。一些傳統聚落的廢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的。


不再垂淚的人權

綠島曾經是人權禁地，是白色恐怖象徵，是悲情垂淚的哀土。綠島能再明亮，除了觀光
產業帶來新生力量，主要還是在大社會的蛻變下，卻除了嚴厲冷肅的無情黑夜。


黑夜退去，綠島社會的本質得以再現，綠島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歷史。

天下創世

憲法改革


憲法與動員戡亂體制並行的怪象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接收台灣，當時中華民國係在國民黨一黨訓政體制
之下，因此台灣就進入了訓政時期。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同年七月國民政府宣
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以《總動員法》與相關法規為中心，台灣更進入了非常體制之下
。雖然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行憲，然而原有的非常體制卻完
全沒有因此而改變，此後政府即在一面宣布行憲一面仍在動員戡亂體制下並存，而憲政
體制無法完全落實，只好一路走來搖擺不定 一直無法上軌道。


當然自一九九○年代開始，動員戡亂時期終了，國會全面改選開始，台灣的民主化有長
足的進步。一九九六年完成第一次的總統直選，二○○○年更完成了政黨輪替，加上對
於言論、出版原有不當限制之規範陸續被大法官會議宣布違憲之後，人權也有大幅的進
展。但縱使如此，整個政府的權力分立制度仍出現矛盾，甚至窒礙難行的狀態，如此自
有進一步推動憲政改革之必要。唯憲政之基本問題與原本的憲法規範乃至行憲的一套歷
史經驗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故，有必要檢討台灣五十年來憲政發展並進而思考未來整體
憲政發展的方向。

憲法體制的結構問題

基本上，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七年行憲之初，除了面臨動員戡亂體制之外，憲法體制內部
的結構即出現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將原本五五憲草集權於總統及國民大會（類似最高蘇
維埃）的民主集中制加以改造，使其成為較合乎民主憲政常規的憲法制度，但是在國民
黨強勢主政下，憲法許多原始的設計無法實現，甚至連在政治制度的設計都出現明顯的
違憲狀態。如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隸屬於行政院之下，即是明顯違
背民主憲政的常軌。雖然對明顯違背民主憲政制度的政治運作，一般皆歸咎於《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體制戕害了憲法本身正常的運作。不過，就歷史發展的實況來考察，
卻可以發現其中的問題並非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即可充分解釋。以下擬先從動員戡
亂時期臨時條款著手，釐清過去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根本問題。



臨時條款：主政者權力擴張的橋樑

一九四八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規定
總統在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條件下，可以實施緊急處分不受到憲法原始規定及《緊急命令
法》之限制。此舉固然有行政機關擴權之虞，然而此一條文僅在一九四八年金圓券改革
、一九五七年八七水災時、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及一九八八年蔣
經國總統過世時曾經動用，在現實運作的層面對憲政體制正常的發展沒有構成持續而根
本的傷害。


而在《臨時條款》制訂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由於國民大會代表人數不足，根本無進行
修憲與更改《臨時條款》的可能性。一九六○年蔣中正總統基於連任之需要，因而進一
步傷害了憲政的發展；一九六○年先以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大幅降低國民大會代表總額
，以進行《臨時條款》之修改，使蔣中正總統得以一再連任至過世為止。此舉破壞了原
本憲法限制總統連規定。更重要的是，此例既開，一九六六年《臨時條款》的變動對憲
政體制就構成了更進一步的傷害。其中包括總統可以成立動員戡亂機構，而以國家安全
會議為中心建構由總統主導的國家行政體制，大幅擴權成為太上行政院，並且授權總統
可以調整中央行政、考試機關的組織及職權，使得其權力達到空前。



原本憲法的規範，遭到了嚴重的傷害，雖然同時也賦予在台灣舉行所謂第一屆中央民意
代表增選、補選，讓台灣本土菁英得以相當少數地進入中央民意機構，整體而言卻僅是
聊備一格，改革的意涵相當有限。


一九七二年最後一次臨時條款的修正雖然建立了中央增額民意代表的制度，但從此卻也
賦予中央民意代表持續行使職權的憲法位階明文依據，臨時條款體制成為台灣在推動國
會全面改選等政治改革之時必須先剷除的絆腳石。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種憲政
體制受到的破壞至少還有相當於形式上憲法規範的依據。更嚴重的是，當時憲政體制之
所以受到傷害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執政者完全沒有法律依據，甚至以行政裁量濫行侵奪。



就此一面向而言，前述高等法院與地方法院隸屬行政院即是明顯的違憲。而一九五九年
大法官會議正式解釋此一體制違憲之後，執政者竟然置之不理。此外，如中華民國憲法
所規定的地方自治，執政黨悍然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排除憲法的規範，而以行政命
令和行政裁量的方式，來推動其心目中（形式上）的地方自治。此種執政者以自身的政
治判斷及主張，全然不顧制度所導致的憲政傳統，或許才是在紀念行憲紀念日之時，更
應該面對與批判的歷史遺產。


量身裁衣的修憲過程

相對地，一九九○年以後的憲政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終結了《臨時條款》體制，使動員戡
亂走入歷史，並使民主成為可能，對台灣憲政發展而言固有相當正面而不容抹殺的貢獻
。不過，在歷次修憲過程中，「量身裁衣」的狀況仍然屢見不鮮，特別是「精省」與國
民大會改革方面都留下了尚未完成的「尾巴」，有待進一步改革。而政府體制方面問題
更為嚴重，權力分立制衡及權責分明的憲政制度依然沒有建立，引進所謂的雙首長制度
，也未能注重到國外原本的憲政設計，而缺漏甚多，甚至形成我國的憲政危機。


建構合乎台灣需要的憲政體制

雖然如此的憲政狀態是有其歷史的包袱及背景，但進一步思考憲政改革之時，如何思考
及抉擇權力分立的民主憲政常規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特別是長久以來台灣在國家
領域與憲法領域出現嚴重落差的狀況下，未能建立一部以台灣為主體的憲法體制是台灣
憲政發展的根本問題。未來若是要進一步推動憲政改革，必須從此入手。以台灣為主體
，由國民行使制憲權，建構合乎台灣需要的憲政體制，揮別過去「憲政傳統」的包袱，
才是可大可久之途。

天下創世

發生於1981年7月2日的陳文成事件，與發生於1980年2月28日的林義雄家祖孫命案相仿，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命案是誰幹的，當局卻又始終無法查出真凶，無法還家屬和社會公道
。80年代初期，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兩大命案卻又再一次於台
灣人民傷痕累累的心靈劃上一道血淋淋的印記。特別是陳文成博士返鄉慘死故土一事，
更使無以數計的台灣父老嚴詞警告海外子弟：永遠，永遠不要返回台灣。




出身貧寒，個性豪爽的優等生


陳文成，1950年出生於台北縣林口鄉，出身貧寒，但一路就讀建中、台大數學系和數學
研究所，嗜讀書，好運動，個性爽朗熱情、體魄結實，綽號「大牌」，是台大校園令人
印象深刻的一號人物。畢業後，陳文成與學妹陳素貞結婚，1975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研
究所，表現優異，1978年獲博士學位，同年並獲聘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在美國求學
、任教期間，陳文成關心台灣政治發展，並研究政治理論，積極參加同鄉會、人權會，
推動民主基金會，在財力上支援島內的《美麗島雜誌》。陳文成個性大剌剌、坦盪盪，
當時寄回台灣給美麗島雜誌的捐款支票，光明正大地寫了自己的姓名，也埋下日後殉難
之因。


大變動的時代，一個赴美留學生的心願


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全世界秩序大重整的年代。從西方的反戰運動，到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舊價值被質疑，舊威權被推翻，舊文化被顛覆，每天、每個角落都有驚天
動地的變革。唯獨台灣活在國民黨反共復國的神話統治下－－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沈默
之島－－完全不受變動世界的影響。



7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政論》創刊、鄉土文學論戰開始、中壢事件爆發，甚至以後的
《美麗島雜誌》的準組黨運動，幾年之間在全台灣鼓起一波波的浪潮，使整個文化、政
治、社會從僵硬走向鬆動，從停滯邁向新生。


就在這個台灣新生的關鍵時期，正值青壯年的陳文成和許許多多赴美深造的台灣子弟一
樣，接受西方文化衝擊並經歷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和命運感到
更了解，更關心，更努力。




1981年5月20日，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的陳文成博士去國六年之後，帶著妻子和剛滿一
歲的兒子返台探親，兼做學術演講，並遍遊他思念六年的故鄉風光，他說：「只有台灣
的山才是山，只有台灣的水才是水。」他告訴姐姐陳寶月，他計劃儘快回台灣，奉獻所
學。




國民黨帶走一個活人，還家屬一具屍體


六月底，回美國工作的日期已到，出境証卻下不來。7月2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
傳票，從家裡帶走了陳文成。從此，陳文成的父母、妻兒、兄弟和朋友再也沒有見過活
著的陳文成。


陳文成被警總帶走之後竟日未歸，家人發狂般找尋，二日晚上還打電話到警總問平安，
警總的人還說：「晚上八點多，就送他回美國了。幹嘛回來，笨蛋。」三日下午，古亭
分局員警通知陳氏家屬，說陳文成車禍身亡，叫家人去認屍。實則是7月3日清晨，陳文
成已被發現橫屍台灣大學校園。享年三十一歲。


青年學者陳文成枉死引起軒然大波，警總每天發佈不實言論，忽而說早就送陳文成回家
，忽而指使假証人說陳文成流連在外不歸，忽而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多年後，警備總司
令汪敬煦在其回憶錄說「陳文成是情殺，」完全忘了自己的罪行：帶走一個活人，還家
屬一具屍體。



國際間的迴響

陳氏家屬自此活在傷痛和恐懼之下。八月，陳素貞攜子返美，迎接她的是卡內基美隆大
學校長塞爾特的義助和台灣鄉親的慰藉。賽爾特校長特派該校統計系系主任狄格魯和法
醫魏契來台驗屍，返美後舉行記者會，証實「陳文成死於他殺」。賽爾特校長多年鍥而
不捨地寫信給蔣經國，要求「還我陳文成博士，」並主動提供日後陳翰傑就讀該校的獎
學金。美國國會為此舉行聽証會，陳文成命案上了頭條新聞。


陳文成的殉難使國際社會正式目睹了國民黨的胡作非為，使美國政府以果決做法處理校
園特務的告密習性，也使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苦難面貌鮮明地呈現於世人眼前。

陳文成是一個優秀台灣子弟的典型，他沒想要當英雄，當烈士，入忠烈祠。他的慘死是
台灣白色恐怖末期一個醒目的血腥記號。陳文成事件直接、間接地影響台灣的國際形象
，使國民黨的殺戮稍加收斂，無辜犧牲者的數字因之減少。
「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正名為「陳文成博
士紀念基金會」

事件過後，海內外台灣人踴躍捐輸成立紀念基金會。當時教育部以「命案未破」為由，
不准基金會有「陳文成」三個字出現，彷彿破案不是政府的義務，而是家屬的責任。基
金會不得不以「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為名，以推展台灣文化為宗旨，十餘年舉辦二二
八學術研討會、音樂會、歷史影像展、人權電影展等各個面向的文化活動，紀念以行動
和身軀為台灣奉獻的故人。直至2000年七月，新政府成立之後，經幾番努力，終得以「
正名」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此事距命案發生己經十九年了。


追查死因，還原歷史真相


1994年2月20日，基金會與立法委員蔡同榮等合辦「陳文成死因公聽會」，出席之法務部
、警政署官員表示：陳文成死因可朝他殺調查，不一而足。2000年1月，基金會成立陳文
成事件追查小組，由基金會董事黃宗樂教授召集，敦請李勝雄律師、張政雄律師、洪貴
參律師為義務律師，要求（1）還原真相；（2）追究責任；（3）請求賠償。經一年餘
多次會議的討論後，決定將於2001年六月底，二十年的法律期限屆滿之前，向當時的警
備總司令汪敬煦、保安處處長郭學周、組長鄒小韓、幹員王文彬、王憶華等五名凶嫌提
起告訴。

天下創世

以上所有資料 皆由台灣文化歷史學會轉載而出
至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也已經由電話過去學會詢問
資料可以轉貼 但不可冒名就是了

另外還有我從書籍上摘錄下來的一些文章 將會偏重於日治時期 國府時期 白色恐怖為主

有點散亂 因為我的筆記抄的很亂 等我整理好 排好版後 在一一補上

有任何問題可以回覆 我會盡力為各位大大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