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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一些有關台灣的歷史



導論


歷史可以鑑往知來

歷史是人群生活經驗的總合,過去的歷史影響現在,現在也影響未來,歷史就
像是面鏡子讓人看過去,也像窗戶可以看到未來。生活在台灣的人越來越關心
自己週遭的歷史文化,世界各國的人也對台灣各種現象感到好奇,藉著構成歷
史基本要素的地理環境、人群、時代的演變等面向,可以了解台灣歷史發展所
呈現的特色。



高度的開放性與國際性

台灣是一個南北狹長的海島,常被形容成像一條蕃薯,北方的日本在十六世紀
就注意到「高砂國」(Takasago),十九世紀末期南進取得台灣作為殖民地,
統治達五十年之久。西隔台灣海峽不到200 公里就是中國的福建、廣東,因此

早期漢人得以渡海來台,構成現今台灣社會的主要族群。南方經巴士海峽與菲
律賓為鄰,十七世紀大航海、殖民的時代,來到東南亞佔領殖民地的西班牙、
荷蘭也同時佔領過台灣,海島的地緣關係使台灣的歷史表現高度的開放性與國
際性。台灣又是一多山的島國,因此高山、丘陵、盆地、台地、平原、海岸、
動物、植物等呈現高度的複雜多樣性。



原住民族形成特殊的文化風貌

台灣人是由數種不同的族群所構成,包括屬於南島語族的原住民,通常又分成
平埔族與原住民族,平埔族只是概括的稱呼,從北到南還有噶瑪蘭、凱達格蘭
、道卡斯、拍瀑拉、拍宰、巴布薩、洪雅、西拉雅等族的分類。平埔族與漢人
接觸混居甚早,文化特質快速消失,但在很多地方仍可找到平埔族的後裔,地
名、風俗、歌謠依然流傳,如「台灣」就是源自西拉雅族稱呼台南安平地區的
地名。目前所稱的原住民族約38萬人,通常又分成泰雅、賽夏、邵、布農、鄒
、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達悟等十族,各族的社會組織、語言、習俗文化各
不相同,原住民族構成台灣特殊的文化風貌。



語言族群的複雜性

漢人都是由中國大陸移民來台,但移民台灣時代有別,十七世紀開始福建、廣
東地區的人民因生活經濟壓力,不斷冒險渡海來台,由於原居地、語言、風俗
的不同,有福佬與客家之分別,福佬語系人口約佔70%,客家語系人口約佔15
%,客家人分布在桃園、新竹、苗栗、屏東、花蓮等縣比較多,福佬人與客家
人的語言不同、信仰習俗也各有差異,即使福佬話、客家話本身仍有語腔的不
同,這是台灣語言族群複雜的現象





多元族群與移民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移治台灣,帶來150萬左右的中國各省人民,以從事軍公

教職業的人口為主,這批晚期移民過去都被稱作「外省人」,他們對現代台灣的
政治與社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外省人與本省人早期在語言、生活風俗、政治社
會活動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本省人常以「蕃薯」比喻自己,而用「芋仔」來
稱呼外省人,經過數十年的社會互動,台灣已有無數的本省、外省通婚所生子
女,「番芋仔」滿街走,一點也不為過,因此多元族群、族群互動頻繁、移民
社會 是台灣社會發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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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文化



已記錄將近二千個遺址

台灣地區自西元1896年發見第一個史前這片土地上記錄了將近二千個遺址。分布的
範圍幾乎遍及台灣本島及澎湖群島、綠島、蘭嶼、小琉球等附屬島嶼。垂直高度的
分布則從海平面附近數公尺起的海岸平原,到高達2950公尺左右的山地,比民族誌
記載的原住民族最高的聚落還高。這些遺址的長期研究工作,已經初步建立了一個
史前文化發展的大架構及其演變體系,也可以說明一部份史前文化與當代原住民族
之間的關係。




劃分了許多不同的考古文化單位

目前台灣地區史前時代的人類所遺留的文化,依時間的早晚,分布區域的不同和文
化相貌的差異可以分為許多不同的考古文化單位,由於不知道這些文化擁有者人群
的名稱,考古學者以具有代表性的遺址來稱呼他們。由早期到晚期可以大致分為:
1.舊石器時代:包括長濱文化、網形文化、左鎮人。


2.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大坌坑文化為代表。

3.新石器時代中期:以訊塘埔文化、牛罵頭文化、牛稠子文化、「東部繩紋紅陶文化」
為代表。

4.新石器時代晚期:以芝山岩文化、圓山文化、丸山文化、營埔文化、大馬璘文化、
大湖文化、鳳鼻頭文化、卑南文化、花岡山文化、麒麟文化為代表。

5.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以十三行文化、二本松文化、番仔園文化、大邱園文化、
崁頂(貓兒干)文化、蔦松文化、北葉文化、龜山文化、靜浦文化、Lobusbussan文化為代表。



在臺南縣所發現的左鎮人

左鎮人出土於臺南縣左鎮鄉菜寮溪河床,這個地區是臺灣本島相當重要的更新世化
石產地,也是當時唯一出現化石人類的地點,不過最近高雄縣大崗山區也發現了人
類的化石。左鎮人的化石標本包含來自不同個體的人類頂骨殘片及大臼齒。經鑑定
屬於更新世晚期的早期智人,其絕對年代可能在距今二萬到三萬年之間,也就是更
新世冰河時代的最後一次冰河時期。目前並未發現左鎮人使用的工具,學者推測他
們也許是長濱文化的主人,不過從生活型態而言,更接近住在丘陵台地地區的網形
文化人。




大坌坑文化為新石器時代的代表

從冰河時代最晚期氣候變暖以後,全世界分別從幾個適合農業的地區,發展了初期
的農業,因而走進了新石器時代。在鄰近臺灣的長江中下游發展稻米種植,華南與
東南亞發展根莖類作物種植,台灣是否也有農業初起的發展,目前還不明朗。不過
在6500年前左右,北部的淡水河口附近和西南部當時還是沿海地帶的新化丘陵、鳳
山丘陵,卻出現了帶有農業,使用陶器、磨製石器的新石器時代人群--大坌坑文
化人。





形成地區性網絡

從距今四千五百年前新石器中期開始,臺灣地區的人群已經學會種植稻子、小米等
穀類作物,加上原來的根莖類作物,農業已經多樣化。石斧、石鋤等砍伐森林、翻
耕土地的工具之外,加上石刀、石鐮等收穫工具,使得農業更有效率,土地贍養力
增加,單位面積可養活的人口大增,因而逐漸降低狩獵、捕魚、採集等的重要性。
定居時間長久,以及平原地區聚落大型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聚落中有閒階級增加
,宗教、藝術等非生產行為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增多,聚落間的交換或貿易逐漸形
成地區性網絡。




玉器的製造與交換

這樣的狀態,經過一千年的發展,到了四千年前左右或稍早,可能由於人口增加這
項因素,使得人群逐漸向河流中游與山區移動,目的似乎在尋找更多可利用的土地
與生態區位,使得土地利用的範圍擴張到河流中游山區的台地和山坡地。當然從各
種工具的複雜度,也看出土地利用型態的改變,尤其是農業生產型態多樣,生產力
增加,食物無於匱乏,伴隨而來的各種宗教儀式與藝術型態出現於當時社會中。交
換、貿易依舊盛行聚落與人群之間,這個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是玉器的製造與交換,
交換的關係網絡幾乎遍及全台各地,連澎湖也不例外。最有名的例子是,台東卑南
遺址、宜蘭丸山遺址、台北芝山岩遺址與屏東 Chula遺址出現了造型相似,製造方
法相同,具有水平風格的人獸型玉玦。同時人群之間也因為不明的原因,而出現了
獵頭等小型戰爭行為。



奠定臺灣原住民的複雜文化形貌

從3500年前左右人類開始擴張生活領域以來,逐漸適應並擴張至不同生態區位所發
展的多元文化型態,也因為臺灣山地地區及河流等地形阻隔,使得每一個塊狀區域
逐漸形成地區性文化,進而轉變成為具有獨特發展型態的文化單元,今日所見臺灣
原住民的複雜文化形貌,似乎奠基於這個階段。



以煉鐵著名的十三行遺址

距今1800年前左右,臺灣地區也伴隨東南亞地區青銅器、鐵器文化的興起,而局部
走入製造及使用鐵器、青銅器、金器為主的金屬器時代,最有名的煉鐵遺址就是淡
水河口南岸的十三行遺址,以十三行遺址為代表的十三行文化這群人廣泛分佈於淡
水河口至花蓮北側奇萊平原之間的海岸地帶。



適應與擴張

金屬器除了做為農具、獵具和日常工具使用之外,銅器、金器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用
於儀式性或裝飾用品上。取得金屬製品不易的山地地區,仍然大量使用粗製的打製
石斧、石鋤從事農業耕作,生產型態和新石器晚期差異不大,只是山區聚落範圍更
擴張到河流上游的高山地帶,海拔二千公尺以上甚至接近三千公尺地區,利用了山
區更廣泛的資源。平原地區族群則對於海岸平原與潮間帶資源的利用更為精密,西
南平原的大型園藝式聚落興起,中、北部則以海岸中小型聚落為多。除了區域自然
資源的精密利用之外,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人更利用煉製出的鐵器、銅器做為交換的
物資,進行北部與東部、中部之間的交換貿易活動,同時擴張交換貿易的範圍到亞
洲大陸南部、中南半島、菲律賓、琉球等海外地區,將資源利用的範圍擴張到本島
以外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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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小傳


340年前的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統率的軍隊在台南鹿耳門登陸,圍困荷蘭人九個
月之後,逼迫其離開殖民統治達38年之久的台灣,鄭成功想利用台灣為基地與清帝
國對抗,不過在1662年即生病去世,東寧王國由其子鄭經繼承,到第三代的鄭克塽
於1683年被清將施琅所敗降清而滅亡,鄭成功在台時間雖短,卻留下極多的故事與
傳說。





出身與教育

鄭成功(1624-1662)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父親鄭芝龍(1600-1661)是一

個海商兼海盜的人物,曾於1622年與顏思齊來過台灣北港,也和日本平戶有商業貿易
往來,因此曾娶日本女子田川松為妻。1624年鄭成功出生,出生地的海濱仍有「兒誕

石」的史蹟。鄭成功由母親田川氏獨力撫養至七歲,對其人格發展應有所影響,1630
年鄭芝龍將他帶回南安教養,因受限於日本禁止女人離境的規定,故田川氏並未隨行
,鄭芝龍延聘儒士教育鄭成功,以便爭取科考功名。


國姓爺名字的由來

1644年明朝帝國滅亡,東南沿海地區陸續有福王、唐王、魯王、桂王等力圖抵抗以
延續明帝國政權,唐王的勢力在福州,受到鄭芝龍的支持,又因唐王無男嗣,鄭芝
龍乃安排鄭成功為唐王效力,帶有他日可取而代之的謀略,唐王亦需要鄭家的支持
,將皇室的朱姓賜給鄭成功,所以一般民間稱呼鄭成功為「國姓爺」。





父子理念不同,分道揚鑣

鄭芝龍並非誠心助唐王抗清,反而藉擁立有功作威作福,1646年清軍攻入福建,唐
王被俘後死亡,鄭芝龍見南明無法成事而投降清朝,鄭成功曾與他苦勸論辯,仍無
法改變其父親的投機行為,終於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不久清軍攻入南安,闊別十多
年後才從平戶前來團聚的母親田川氏受辱被殺,益發讓鄭成功對清朝產生不共戴天
之仇恨,於是以廈門、金門為根據地,支持桂王(永曆帝)並接受其所冊封的「延
平郡王」名號,在福建、廣東、浙江沿海與清軍作戰。


1658年5 月鄭成功統帥17萬水陸軍北上,擬進攻南京,然因與長江流域的張煌言無
法全力合作作戰,清軍守城拒戰,鄭軍缺乏糧食補給,終而無功南返廈門。鄭成功
認為單以金、廈難以長久抗清,加上清廷採取海禁政策,阻斷鄭軍的經貿財源,而
鄭家原來就與台灣的荷蘭有過貿易往來,加上在台為荷人作事的何斌投奔至廈門,
提供台南的軍情、地理形勢給鄭成功,於是接受參軍陳永華的建議,決定揮軍攻取
台灣。



建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1661年4月底鄭成功率領約400艘戰艦2萬5千人的軍隊,由廈門經澎湖進攻台灣,30
日上午鄭軍在今台南鹿耳門登陸,民間傳言鄭成功登陸之前曾因糧食不足,又受困
沙洲登陸不易,乃在船頭焚香禱告媽祖,結果真的潮水大漲,鄭軍順利登陸,後來
在登陸地點建廟奉祀媽祖,結果因為台南海岸地形變化激烈,土城子和南邊的顯宮
里兩地都有規模宏大歷史悠久的媽祖廟,兩地還曾為了那一地點是真正鄭成功的登
陸地點而引發長期的爭論。


鄭軍登陸後即圍困荷蘭人,經過數次攻防戰及書信往來,至1662年1 月底荷人決議
和談投降,2月1日雙方簽訂合約,荷方留下在熱蘭遮城的物資財貨,私人財物及生
活物品則可以攜離,官員、軍隊、平民均可自由安全離台,2月9日荷蘭末代總督揆
一交出城鑰,率領2 千人的船隊返航巴達維亞,即雅加達,結束荷蘭在台灣38年的
殖民統治,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正式建立。





死因眾說紛紜

荷蘭人在2月初離台而鄭成功在6月底即亡故,關於他的死因說法很多,有謂他因16
58年的南京之役挫敗,1662年初桂王被叛將吳三桂俘虜殺害,而且他個性燥烈對屬
下嚴峻,受挑撥而叛離者多,加上菲律賓誤傳鄭成功將進取菲律賓,當地華人將作
內應,引起西班牙人屠殺華人之慘事,令他難以釋懷。另外其父鄭芝龍因鄭成功反
清而被流放東北,1661年底被殺於北京,清廷甚至派人破壞其先人祖墳,讓他悲憤
異常。而鄭成功東來台灣後由長子鄭經監守廈門,鄭經與其弟之乳母陳氏有不倫之
情,甚至生下一子,鄭成功大怒視為不可赦之亂倫行為,命部將前往廈門殺鄭經及
陳氏母子,部將竟然抗命不從,讓他痛心憤怒,以致生病而亡故,事實上真正的死
因應是罹患瘧疾所致,因台灣過去傳染病盛行,瘧疾奪人性命無數,鄭成功壯年早
逝,瘧疾應是決定性的奪命殺手,前述的國事、家事背景原因無非是要強化「民族
英雄」的神聖面貌而已。



神化了的人物:有關鄭成功的傳說

鄭成功在台灣已變成為神聖化的歷史人物,因此各地有不同的傳說,如有他吃過的
魚與螺,被稱作「國聖魚」、「國聖螺」,南投縣有國姓鄉。台中縣的草屯鎮傳說
是鄭成功的軍隊行軍經過,因雨天軍隊休息時將草鞋上所粘的泥土敲抖下來堆成「
草鞋墩」。台中大甲鎮的鐵砧山上有劍井,傳說是鄭軍行軍經過缺水飲用,鄭成功
拔劍刺地成井冒出甘泉。另說台北鶯歌鎮的鶯歌石是因鄭軍行經該處,有老鷹吞雲
吐霧作怪,結果被炮轟死而化為石頭,在三峽則變成為一座「鳶山」。基隆市的仙
洞也有流傳山洞會自動流出白米供應鄭軍的糧食,只因取米士兵偷懶將山洞口挖大
,從此不再有米流出的故事。這些神話故事反映鄭成功帶來漢人移民,台灣人乃將
鄭成功當成共同開拓台灣的始祖,於是稱呼鄭成功為「開台聖王」,進而奉為神明
來崇拜,台灣總共有63座開台聖王廟,台南市的「延平郡王祠」就是最具有代表性
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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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概述


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

媽祖是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無論大庄或小庄、山村或漁村、鄉鎮或市街、港
口或內山,都可看到媽祖廟。有些媽祖廟甚且是跨鄉鎮或區域性的信仰中心。有些
地方即使沒有媽祖廟,也會有祭祀媽祖的活動。有關媽祖的祭祀活動除了「媽祖生
」為媽祖慶賀誕辰之外,進香與迎媽祖的活動是最普遍的。我們不妨從媽祖的相關
活動來看媽祖信仰的社會、文化與歷史意義。



主神與客神一起參與巡境

神明都會有聖誕,媽祖生日為農曆三月二十三日,所有的祭祀活動都環繞在其生日
前後舉行。一般會選在生日之前舉行進香的活動,以便在聖誕之前媽祖可以回到本
地,接受本地信徒為她慶賀生日。生日當天和一般「神明生」一樣會有巡境的活動
,在媽祖自己的轄境內巡繞,以保佑境內平安。有時自己的媽祖還不夠,還要到外
地請別的媽祖來當「客神」,因此巡境之前往往舉行請媽祖或迎媽祖的活動,以便
主神和客神一起參與巡境。特別原本沒有祭祀媽祖的村莊,也常在「媽祖生」時從
外地請一尊媽祖來迎鬧熱並繞境。



「迎媽祖」的巡境活動

所謂的「迎媽祖」,是到外地去迎一尊本地居民普遍信仰或有淵源的媽祖來參與巡
境的活動。不管自己村裡或是共同舉行迎媽祖的區域是否已有一尊「在庄媽」或「
在地媽」,都可能會往外地去迎媽祖。通常是往地域層級高一點的地方去迎媽祖。
例如,台中縣霧峰﹑烏日與大里地區有一個「東保十八庄」迎媽祖的活動,已經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共有十八個村庄參與,這十八個村庄並沒有共有的廟,但卻有一
尊共有的媽祖稱為「十八庄媽」。每年三月初一開始把附近的旱溪媽祖、南屯媽祖
、台中媽祖、彰化媽祖通通請來,參與繞境,隊伍當中,「十八庄媽」在前領路,
各庄依一定的順序,逐日在庄內迎神繞境並請客。



進香」表達對該神明的敬意

「進香」則是到遠處的、有名的、歷史悠久的、香火旺盛的寺廟去朝香,表示對該
神明的敬意。與迎媽祖的差別是進香並不會把對方的媽祖之神像請回來,只是去分
沾她的香火,因此自己的神明是要出去的,到了進香對象的媽祖廟,神像也要進去
,放在神殿上,有時是用「掬火」的方式,有時是用交香的方式,沾取對方的香火
。另一個與迎媽祖的差別是進香的地點不一定與地域層級有關,因此進香的地點遠
一點也是常見的事。




希望自己神明的香火也同樣旺盛

媽祖進香雖然是去表示敬意,給對方面子,但是自己要的是裡子,也就是說儀式的
作用在沾取或分割對方香火到己方來,希望自己神明的香火也同樣旺盛,因此進香
回來都要舉行繞境的儀式,神明繞過家家戶戶,把香火正旺的神明的香爐裡的香枝
,與信徒家之香爐的香枝「交換香」,目的即是為了利益自己境內的信徒。進香雖
然需要的花費龐大,但是生財有道的廟宇常藉進香賺錢,因為一般人也喜歡參加進
香,左鄰右舍、呼朋引伴同往參加更是樂趣無窮,既是神聖之旅,也是觀光之旅,
又是社交之旅,一兼二顧三顧,這是台灣人的行為模式。最重要的是,共同舉辦進
香的地域社群藉著進香的共同行腳,促進彼此的共同體或社群意識,這是進香最明
顯的社會意涵。因此進香的來去兩造之間不無名與利、面子與裡子之互惠性交換的
意涵。海峽兩岸媽祖的交流也應如此,我向你表示敬意,你自當待我以禮。神明間
的行為表現其實亦是人間的交際邏輯。



回思先民蓽路襤褸的歷史意識

我們若觀察進香的路線可發現它正好是移民路線的反向。先民由唐山過台灣,在台
由南而北拓墾,今人到大陸進香,由北而南在台灣各地的歷史名廟展開進香,不無
回思先民蓽路襤褸,移墾艱辛的歷史意識。因此,鄭成功登陸最早地點的鹿耳門之
媽祖廟,中部移民進出的港口如鹿港與笨港,均有媽祖廟,並由於正統之爭,顯功
與土城之媽祖廟相持不下,北港與新港為誰是笨港之正統爭執激烈。





顯示台灣社會深層的二元結構

不僅顯功與土城、北港與新港,台灣很多地方的媽祖廟都有媽祖的二元之爭,顯示
台灣社會深層的二元結構。例如,新竹城有內外媽祖之分,內媽祖在天后宮,外媽
祖在長和宮;彰化城也有內外媽祖之分,城內是天后宮,城外是南瑤宮。二元之分
有時是官廟與民廟之別,有時是城內與城外之別,有時是漳泉之別。媽祖廟是民氣
匯聚之處,民之所分,自然也就現之於神。



媽祖的台灣化——由海神而成雨水之神

台灣的媽祖神像有一些特色,黑面是其一,雍容富貴是其二,與大陸消瘦的粉面媽
對照強烈。媽祖原是海神,緣起於莆田湄洲嶼小島上的漁村之女,生前死後都有護
佑海上安全、救助海難的靈驗事蹟。台灣先民攜之渡海來台,保佑平安,在台拓墾
以來,迭獲庇佑,媽祖已然台灣化,由海神而成雨水之神,「大道公風,媽祖婆雨
」的傳說更助長迎媽祖常帶來雨水的事蹟傳播。台中縣大肚與龍井地區,有一個「
西保二十庄迎媽祖」的組織,當地有一則諺語最能傳神的表達媽祖帶來雨水以及三
月時節氣候陰晴不定的景況:「墩仔頭烏,營埔雨,林仔爛糊糊,澇婿浪雨滂,王
田燒死人,山仔頂著青驚,社腳去探聽,講無影,大肚戲相拼」。

衍生出水利神與農業神的性格

雨水太多造成水災時,卻又有「掃溪路」的靈力,也就是說,巡境或迎媽祖時,神
轎特別繞過插香之處,該年若遇氾濫之水,必然順此而流,不侵庄社。總之,無論
是止風歇浪、海上救難,或是呼風喚雨,說停就停,叫流就流,均彰顯媽祖具有控
制水的靈力。台灣湍多水急,遇雨多災的自然環境自然衍生出媽祖之水利神性格,
以適應農業時期台灣社會的需要。而農耕最怕稻蟲害,媽祖也有驅蟲的靈力。這使
得媽祖更具有農業神的性格。此外,最誇張的媽祖靈驗事蹟是二次大戰時,美軍轟
炸台灣,媽祖顯靈在半空中掀裙接住炸彈,這個故事台灣南北皆有傳說,可以想見
戰時人們的恐懼,求之神明,如望救星。



具有整合人群的作用

媽祖姓林,林姓視之為祖姑婆,崇奉尤濃。台灣陳林半天下,媽祖香火不興也難。
況且媽祖除了是一庄一社、一鄉一街、一鎮一堡所祀之外,她亦具有整合人群的作
用,例如,苗栗中港慈裕宮(五十三庄)、台南後壁下茄苳泰安宮(三十六庄)整
合泉州籍與客家的人群;台中萬和宮南屯媽整合二十五字姓,彰化南瑤宮南門媽整
合漳州籍與福佬客三百五十個左右的村庄,彰化社頭枋橋頭天門宮(七十二庄)、
斗南順安宮(五十三庄)亦整合漳州籍與福佬客人群,北斗奠安宮(五十三庄)整
合泉州籍與漳州籍的住民等等。



媽祖的祭典形成聯庄組織

也因此媽祖的祭典會形成十三庄、十八庄、二十四庄、三十六庄、五十三庄、
或七十二庄這樣的聯庄組織。為了媽祖祭典的需要,各庄就要準備各式各樣的
熱鬧陣頭,以便在迎神賽會時得以代表村庄參與別庄的熱鬧活動。媽祖的祭典
因此帶動各項民俗曲藝與武藝的發展,眾多的曲館與武館之所以在台灣中部特
別盛行,也是因為台灣中部有很多媽祖的大型區域性祭典組織,允為媽祖聖地
之故。可以這麼說,如果只是為了一庄一社的祭典所需,民眾大概不會有什麼
興頭去花錢花力組織曲館與武館,並傳承民俗藝術。感謝台灣媽祖,興我台灣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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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概述


立下國外傳教的一生心願

  馬偕祖籍是蘇格蘭,父母親在1830年移民加拿大,1844年 3月21日馬偕出生於安大
略省牛津郡佐拉(Zorra )地方。他從當地的Woodstock小學畢業後進入多倫多的
Omemee師範學校就讀,然後在Maplewoold及Maitlandville 地方的小學教書。他曾聽過
英國傳教士William C. Burns演講到中國傳教的經歷,激發他想到外國傳教的心願,於
是進入多倫多的Knox神學院讀書,接著再前往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就讀。1870年學成返
鄉實習傳道數月,再到蘇格蘭愛丁堡修習研究課程。1871年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接受馬
偕海外佈道之申請,並指定中國為其宣教服務地區。



淡水傳教的草創時期

1871年10月馬偕離開家鄉到美國舊金山搭乘America 號輪船經日本、香港、廣州、汕頭
等地,並前來台灣旅行。1872年初早先已在南台灣傳教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李庥

(Rev. Hugh Ritchie)陪他由高雄乘船北上。1860年清帝國開放基隆、淡水、安平、高
雄四港口供外國經商貿易。1872年3月9日馬偕抵達淡水,此時淡水的商務已相當繁榮,
河口山嶺的優美景色讓他堅定選擇淡水作為宣教基地,並且終生奉獻台灣。



馬偕初到淡水除面對生活條件的不便,還有語言文化的隔閡,他原先學習的北京官話在
台灣派不上用場,於是向牧童學習台語,五個月後他就可以用台語傳道。他一面傳教設
立教會,一方面考慮到台灣的氣候、語言風俗、經濟等因素,認為訓練本地人成為傳教
士是一重要的工作,於是在七年間供在大甲溪以北地區設立了20間教會,並培養22個本
地傳教師。


馬偕既已決定終生在台灣傳教,1878年與五股坑的張聰明(英文名Minnie 1860-1925)
結婚,生有二女瑪連(Mary Ellen 1879-1959)及以利(Bella 1880-1970),一子
叡廉(George William 1882-1969)。




以耐心與勇氣完成傳教使命

馬偕在台灣竭盡心力從事宣教活動,也曾遭遇相當大的阻礙,如他在艋舺要租屋傳
教甚至發生房屋被拆之事,在三峽有人擲石反對他來傳教,不過他都靠著耐心勇氣
及替民眾醫病來爭取信徒。1883年以後他將傳教重心轉移至東部地區,在宜蘭平原
設立了11座教堂,也曾前往花蓮和離島地區,宜蘭地區的噶瑪蘭(Kavalan )平埔
族人有些人甚至以馬偕的「偕」作為他們的漢姓,總計馬偕在台三十年間供設立60
間教會。1872年在淡水設立第一座教會的地點在1932年改建一座哥德式教堂,成為
淡水美麗的建築物之一,旁邊的街道被命名為「馬偕街」、「真理街」,馬偕街口
也塑建馬偕的頭像,成為馬偕傳教歷史的重要史蹟。




醫療上的貢獻

馬偕本人雖非真正的醫生,但受過醫學訓練,在淡水傳教時就幫人治病服務民眾,也藉
機傳播福音,他利用奎寧治療瘧疾,或替有牙疾的人拔牙,解除民眾的病苦,據他自述
說在台二十多年當中幫人拔了二萬一千多顆牙齒,確實讓那些受牙痛折磨的人「沒齒難
忘」恩情。

1879年一位底特律市的馬偕夫人捐款三千元,支助他在淡水設立「偕醫館」
「TheMackay Hospital」,一些洋行的醫生也協助醫療事務,造福當地民眾。
尤其1884-85年間法國軍隊攻打淡水,不少受傷的士兵與民眾即時獲得醫治而保住性命,
事後台灣巡撫劉銘傳特別頒給賞狀致謝並捐款給醫館。1912年為紀念馬偕宣教40週年並
擴大醫療服務,在台北雙連新建醫院,就是今之「馬偕紀念醫院」的起源,1969年另在
竹圍設立分院,1970年在關渡設立護理學校,馬偕當年將傳教與醫療相結合的作法,
促成了台灣現代化醫學的發展。


教育上的貢獻

馬偕在台灣傳教相當重視培養本地人成為宣教人才,傳教過程也是在教育學生,至1880
年所教育出來的22個學生到各地去傳教或是主持教堂事務。1880年他返回加拿大述職,
報告在台灣的宣教工作,故鄉牛津郡的居民募捐了6215元,讓他帶回台灣興建學校。馬
偕返回淡水後在砲台埔設計施工興建「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1882年書院落
成,取名為「理學堂大書院」,同年九月招生,有18人入學。學校教授科目包括聖經與
神學之外還有地理、地質、動物、植物、礦物、醫學、歷史等等,除了教室上課還有野
外考察、醫館實習,教學多元活潑,畢業後就到各地的教會服務。


開啟女子教育之先

理學堂大書院在1909年遷到台北,改為台灣神學校。馬偕看到當時台灣社會重男輕女,
女性幾乎都是文盲,於是在1883年設立「淡水女學堂」,開啟女子教育之先,1916年淡
水女學校改為淡水高等女學校,再改為私立淡水女學校,1956年併入淡江中學。1965年
長老教會在理學堂大書院舊址創設淡水工商管理專校,現已改制為四年制的大學,名為
「淡水真理大學」,反映了其教會背景。



寧願燒盡,不願腐銹

馬偕自1872年抵達淡水,至1901年6月2日因癌症去世總共近三十年之中,除兩次短暫返
回加拿大述職外,將所有心力投注於長老教會的宣教、醫療、教育,他所傳播的新文化
已超越純宗教層次,對台灣近代文化發展有深刻影響,尤其它來到台灣就立志終生奉獻
給衷愛的台灣,更以「寧願燒盡,不願腐銹」作為行事的座右銘,馬偕夫婦在逝世之後
,都安眠在淡江中學校園內,而他所留下的教會、醫院、學校的事功在台灣持續流傳,
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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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現代化


每一時期皆有不同的時代特質

台灣短短的四百年歷史過程中,易幟五次。近代政府組織的首次出現,始於17
世紀初的荷蘭統治時期,其後經歷了明鄭統治時期、清王朝統治時期、日本帝
國統治時期、中華民國統治時期、直至現在。由於政權不斷更迭,台灣四百年
歷史的每一個時期,都發展出不同的時代特質。以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為例,如
果想以一個簡單的語詞來說明此一時代的特質,那應該就是「近代化」。



一度成為燙手山芋

1895年6 月,日本根據清日戰爭後雙方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容,獲得了包括澎湖群島
在內的台灣新領地。然而,至少在1895年6月至1898年3月期間,文明未開的台灣對
日本帝國而言,竟成為一塊燙手山芋。


各種風土病肆虐

由於缺乏近代教育機制的洗禮,多數的民眾仍是文盲,民智程度偏低;這裡的
風土民情與日本迥異;在過去清朝接近兩百一十二年的統治期間,社會公權力
不張,導致民風強悍,管理不易;再加上氣候溼熱,衛生環境不佳,風土病到
處肆虐。打開當時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在日本帝國統治初期的五年間,
各種風土病肆虐的紀事隨處可見。



曾一度提出「台灣賣卻論」

對台灣的經營統治,在諸多不順遂的情況下,日本帝國議會中曾有人提出「台
灣賣卻論」的想法,主張以當時的錢一億日元將這塊新領地轉賣給對台灣情有
獨鍾的法國。不過,這個提案並沒有被議會所接受。



採「漸進同化」的作法

1898年3 月,兒玉源太郎接任第四任總督之後,整個情況開始有了改變。因為
他啟用了一位有醫學背景的後藤新平來擔任台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氏本著「生
物學的殖民地經營」原則,開始在台灣奠定各項近代化建設的基礎。所謂「生
物學的殖民地經營」,依照後藤氏的說法,他認為就像是把鯛魚的眼睛移植到
比目魚身上一樣,是一件何其不自然的事!如果把日本帝國現行的各種制度直
接移植到尚未受過近代文明洗禮的台灣社會,勢必會帶來許多無謂的誤解與衝
突。對台灣的經營,後藤氏主張「漸進同化」的作法,也為長久以來在台灣統
治基本政策上「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特殊統治主義(非同化政策
)」的爭議暫時劃上了休止符。




後藤新平的新政

後藤新平從1898年3 月到1906年11月,長達八年的民政長官任職期間,從衛生
環境的整備開始,推動各項調查事業;統一幣制以促進金融與商業的流通;通
設與擴充各種交通運輸事業;開發水力與火力發電廠,以奠定台灣發展工業的
動力基礎;並從品種改良開始,重振台灣重要的米糖產業。




台灣的近代化幾乎與日本同步

必須一提的是,台灣的近代化經驗幾乎是在與日本同步進行的情況之下,發展
起來的。日本的近代化經驗始於1868年「明治維新」時期,主要的兩大訴求則
在於「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然而,直至1877年以前,帝國政府一直忙
於平息國內不滿勢力所醞釀出來的武力蜂起,整個近代化事業真正開始落實則
是在這些武力衝突完全停止之後。其後不久的1895年,日本隨即獲得台灣新領
地,由此可以推知日本帝國本身的近代化步伐並沒有比台灣快多少。對於以西方

文化為主體的近代文明,在許多時候日本的執政當局也仍在學習摸索中。因
此,有些時候台灣也成了日本在近代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實驗場。



實施戶口與國勢調查

以調查事業為例,除了土地調查、林野調查、台灣舊慣調查之外,日本帝國在
台灣也實施了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對於近代國家而言,為了有效掌握支配領
域的各種情報料,統計調查事業的推動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基礎工作。其中,國
勢調查又位居各種統計調查事業之根本。然而,日本帝國本身最早施行國勢調
查是在1920年,而台灣則早在1905年便已經完成了第一次的國勢調查作業。由
於當時日本的國家政治指導者對於國勢調查事業欠缺正確的認知,導致帝國內
部的國勢調查事業起步較新領地台灣遲了十年。主要的因素在於這些政治指導
者無法清楚分辨出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的異同處,自然不願意為國勢調查事業
提撥預算。因此,1905年在台灣初次實施國勢調查事業時,是以「第一次臨時
台灣戶口調查」的名目闖關;而1915年則是以「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為
名,推動國勢調查作業。事實上,國勢調查正確的譯法應該是「人口調查」,
從事調查事業的統計學者則以「國勢調查」的名義強調,「POPULATION
CENSUS」所含括的範圍除了人口學之外,還包括產業調查、經營調查等各個層
面,自然而然地給予外界有「國富」調查的印象,再加上歐美列強也實施這種

的政策,是日本想成為「文明國」所應必備的要件之一。在統計學者不斷透過
各種宣傳以及壓力團體的協助,終於在1920年說服了國家政治指導者施行國勢
調查,台灣也得以與帝國內部同時以「國勢調查」名義,名符其實地繼續推動
各種調查實務。


上下水道工程建設

又以整備衛生環境的上下水道工程為例,從1895年底委託英國技師巴爾頓來台
從事衛生工程建設計畫,至1898年時台北上水道工程事業已經竣工;在1905年
時台灣已經有兩座自來水廠;到了1934年時自來水廠則已經增加至83座。事實
上,台灣的上下水道工程建設,甚至領先日本帝國內部的部分城市。



對台灣的經濟助益亦是不可抹滅

帝國政府在台灣領有初期,以每年七百萬日元的補助金支付給台灣總督府,原
本預估十三年後台灣的財政應該可以獨立。然而,伴隨產業振興的順遂與公賣
、地租收入的增加,在1905年台灣的財政已經可以獨立,甚至從兩年後的1907
年開始,還可以回饋帝國政府。1935年10月台灣總督府曾舉辦過一次「台灣始
政四十週年紀念的大博覽會」,至目前為止這個可謂「空前絕後」的博覽會,

也是日本帝國在台灣近代化歷程上的一個成果報告。當時受到了包括中華民國
國民黨政權在內之海內外各界的矚目,評價極高。事實上,日本統治下「殖民
地近代化」的遺產即使在戰後的五○、六○年代,對台灣經濟的助益亦是不可
抹滅的。



無可諱言地,日本帝國在台灣所奠定的近代化基礎,基本上完全是為了配合其
帝國內部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所設計的,但是,如果台灣史上欠缺了這一段歷
史經驗,把今天的台灣社會與中國治下的海南島相比,恐怕也無出其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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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情勢看牡丹社事件


事件的發端

為了解決長久以來台灣海域上的外籍受難船隻屢遭島上原住民侵犯的問題,1874年5 月
,日本派員三千六百人在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指揮下出兵台灣。在懲治島上原住民之後,
重新與之交睦,並賜予日章旗及印章,以為日後交流之標記。



日本軍出師的具體名義,先是以1871年12月,一艘從那霸出發的宮古島船在歸返途中遭
逢暴風雨侵襲,漂流至台灣南部東岸八瑤灣附近,倖存上岸台灣島的六十六名乘員中,
有五十四名竟被島上原住民高士佛社、牡丹社人所殺害;

接著,1873年3 月又有日本小田縣(今岡山縣)的船頭佐藤利八等四人,在出海貿易途
中,亦遭暴風雨侵襲而漂流至台灣東部馬武窟附近,衣物遭台灣原住民所掠奪。

雖然日本方面曾試圖訴諸外交途徑來謀求解決之道,但是一如過去歐美遭難船之經驗,
清國方面總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來推諉責任。於是,日本乃在「清國無法處
理此等情事」的認知前提下,出兵台灣,懲治島上的原住民。

值得玩味的是:1871年12月牡丹社事件發生當時,日本方面為何沒有馬上派兵懲治
原住民?而長久以來主張對台灣具有主權的清帝國在此一事件中,到底扮演著如何
的角色?


台灣海域上的受難船漂流至島上而遭原住民迫害,此次並非頭一遭。1867年3 月美籍受
難船所引發的羅發號(Rover )事件就是另一個活生生的案例。歐美列強為了此類事件
,屢屢向清帝國政府尋求解決之道,然而一直都不得要領。羅發號事件之後,美國駐廈
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在求助無門的情況下,乃毅然直抵台灣與原住

民酋長卓杞篤(Tauketok)見面,並相互達成了船難救助協議。換言之,至少從這類情
事上,充分表現出島上二元政權的屬性。李仙得也基於這樣的事態而提出其「蕃地無主
論」的看法,甚至寫了一本書《Is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Chinese Empire?》

(台灣原住民地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份嗎?),成為日後日本的台灣出兵行為之理論依據


國際媒體的報導

當1871年船難問題再度發生時,西方媒體則做了如下的報導。

New York Times 1872年10月24日 來自舊金山的消息說「數名的日本人船員在台灣遭遇
船難,並被原住民所吞食。琉球王派遣使節前往江戶〔今東京〕,試圖在報復措施上求取援助」;

上海發行的North China Herald同日也轉載了Japan Gazette的消息說「最近從薩摩縣
〔今鹿兒島縣〕送來了台灣食人事件的報告,令日本的政府高官感到非常戰慄。被認為
是隸屬於薩摩侯所管的琉球諸島,有數艘戎克船漂流至台灣的海岸邊。根據送到日本的
消息是,戎克船上的乘員被島人所吞食......。此外,日本方面則有所苦情,即
日本對琉球的領有權等相關疑問。然而,在我們的印象中則以為,日本對琉球的領有權
應該是被國際所承認的」。



從上述的兩則報導中可以確知歐美人士對於台灣原住民存有許多畏怖與誤解;另一方面
,琉球船的台灣遭難事件,從肇事責任的歸屬開始所牽引出的不只是台灣,還包括了琉
球的主權問題。


歐美強權的立場

但是出乎意料地,當出兵台灣的政策被確立的同時,卻遭致以英、美為首等列強之干涉
。其主要的原因在於,位居十九世紀世界強權的英國極度擔心,清、日之間的紛爭可能
會對英國資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活動有所影響,進而傷害了英國商民在該地區的經濟利
益。在英國的威勢下,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對日本的出兵行為,採取警戒態度,批評
這樣的行為是違反萬國公法,並強調以安全保障為由所訴諸之武力干涉,將不會被國際
社會所承認。此時,美國的駐日公使一職已改由 John A. Bingham擔任,新任公使對於
日本的台灣遠征行為改採強硬姿態,並追隨英國的做法,禁止任何美國人與美籍船參與
此項出兵計畫。

值此之際,列強對於問題思考的邏輯則在於,日本的台灣出兵行為就好比「他國突然派
遣三千名軍隊上陸北海道」的道理一樣缺乏說服力。縱然李仙得所抱持的「蕃地無主論
」在地理根據上有其正當性,而清國也的確無法明確主張自己的「領有權」;但是也沒
有任何證據顯示清國已經放棄了其對東部台灣的權益關係,倘若有他國企圖要征服「蕃
地」,則清國自可在安全保障的理由下訴諸武力,而這種行為將會被國際社會所接受。
當時的國際輿論,基本上仍在「台灣乃屬中國版圖」的認知下做評論,這樣的結果著實
令日本外交界感到意外與震驚。



事件的終結

在英、美等強權壓力下,日本雖然仍出兵台灣,並懲治了肇事的原住民,而且清國也派
遣萬人大軍抵台與之對峙,但是清、日之間雙方並沒有直接發生衝突。在英國駐清公使
威妥瑪(Thomas, Wade)的斡旋下,1874年10月31日雙方簽下了一份北京專約,以由清
國提出補償金來交換日本的撤兵,避免了戰爭情事的發生。其條約內容重點如下:
1.清國政府必須承認日本的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
2.清國政府提出五十萬兩為賠償金,其中十萬兩是受難家屬的撫卹金,另四十萬兩則是
買回日本在蕃地所建設之道路與建物的所有權。


對於這樣的結果,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評論說「被侵略者卻必
須交付償金的道理,令人感到費解。日本實無收受償金的資格」。根據申報1874年11月
9 、10兩日之社論所述,清政府方面倒是很釋懷地認為「使日本先行派兵征伐生蕃,的
確是一大失策。但是做一點讓步,以五十萬兩的金額迴避戰事,免除了數年份的損失,
而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亦不失為上策。相對地,我國對於台灣所具有之統治責任
則得以彰顯,進而禁止外國之妄舉。日本為此也花費了三、四百萬兩,今後勢必會堅戒
類此之愚行」。

承如申報社論所述,為了懲治台灣原住民而實際花費了近約七百七十萬兩的公帑,對當
時已瀕臨破產邊緣的日本新政府財政而言,整個事件幕後的黑手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
通陣營,幾乎可以「罪萬萬」而被申請處分。


但是「鹿死誰手」仍未知曉。北京會談的結果,根據條約內容,出現了「台灣生蕃」加
害「日本國屬民等」、日本出兵的目的是「保民義舉」等用語;此外清國政府所支給的
「撫卹金」是由日本政府轉交受難者遺族,此等行徑自然表示清國已同意「遭難的琉球
人可以被解釋為是日本國民」。於是,日本對琉球的統治權逐漸受到國際社會所認同,
而清國對琉球宗主權之主張的理論根據相對地變得薄弱起來。日本藉由如此之情勢,自
然了斷了琉球與清國之間的從屬關係,日本的「琉球併合」政策乃得以逐步推動。


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帶給清國政府的暗示是「清帝國已經失去其扮演東亞國際社會中心
的角色地位」,以及從此埋下了日‧清對立的宿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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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與近代台灣民主運動



父親的影響


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林獻堂出生於豪富的霧峰林家,七歲開始他在林家所設的家塾
接受啟蒙教育,在國學教養上受益良多,家庭環境與教育對他的性格影響更深。他父親
文欽待人處事溫雅和善,而且熱心公益。他曾召勇營參與抗法戰爭,組抗日義軍,平時
亦修路建橋設渡,施診賑災。林文欽好學與溫和慈善的性格對林獻堂影響頗深,其人溺
己溺、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促使他長期投身於台灣民族活動。

一九○二年獻堂受邀出任霧峰區長,翌年辭職,後來不得已再受任命。一九○五年出任
台灣製麻株式會社(設於豐原)取締役(董事)。這時期他伸展思想的觸角,曾閱讀《萬國
公報》、《新民叢報》、《民報》等雜誌,並且由堂姪幼春(一八八○~一九三九)的推介
而開始心折梁啟超所提倡的民族、民權主義,逐漸醞釀出日後民族運動的方向。



巧遇梁啟超,確立溫和民主路線


一九○七年獻堂首次旅遊日本,在奈良戲劇性地巧遇梁啟超,雙方談及台灣人所受之不
平等待遇和台胞如何爭取自由平等,梁啟超告以中國在三十年內無力助台胞爭取自由,
台胞不可輕舉妄動作無謂犧牲,宜仿效愛爾蘭對付英國的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顯要
,牽制台灣總督府的政治,使其不致過份壓制台人,這番談話成為日後獻堂從事民族運
動採取溫和路線的原則。


一九一一年四月六日梁啟超下榻萊園五桂樓,討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民族運動
諸問題,並勸獻堂要多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學問,並開列東西書籍約達兩百
種,使其眼光更為開闊,梁啟超旅台對林獻堂影響最深的是指引其採行非暴力的民族運
動,並對其思想、學問有所啟發 。


林獻堂在一九一三年與從兄(堂兄)紀堂、列堂聯絡中部紳士辜顯榮、吳德功、蔡蓮舫
、林熊徵等向總督府請願,爭取創設台中中學,一九一五年五月正式開校,台中中學結
合全島紳士富豪為台人爭取教育權,帶有民族運動色彩,故成為民族運動第一聲。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台北成立「同化會」。隨後在台中、台南成立分會,會員達
三千多人,假文化之名,而行爭取平等待遇之實,總督府乃發動官民合作攻擊板垣。一
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以「妨害公安」之名解散該會。林獻堂致力於爭取在
台灣設議會爭取民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十四年間,
共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十五次請願,一九二七年之後民族運動陣線分裂,內外環境變化
激烈,一九三四年請願運動逐告中止。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由文化協會的運動推廣至全島,「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
十月十七日,雖由蔣渭水創立,但得到林獻堂的大力支持,故由他擔任總理之職。自一
九二三年至二七年止,他積極參與文協的活動,如在各地設讀報社、舉辦講習會,對民
眾進行思想的啟蒙,一九二四年起連續在萊園舉辦夏季學校,啟發青年之民族精神,文
協在各地舉辦的文化演講會更是啟蒙運動的中心工作。


一九二○年代起,隨著農民運動的熱烈開展,日本本土、中國大陸的思潮衝擊、共產主
義、無政府主義逐漸影響運動分子的思想與行動,勞工、學生、農民運動亦漸蓬勃,終
於造成民族運動陣營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文協正式分裂,進而演變為新文化協
會(左派)與台灣民眾黨(右派)相互對立的局面。獻堂面臨左派奪權右派抵拒而造成分裂
,深感沉痛苦悶,故兩派活動皆不參與。



日本政府的最後籠絡

一九三五年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終告沉寂,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氣勢
昂揚。一九四○年,台灣進入皇民化時期,日本為使台人日本化與日本同心協力投入戰
爭,故籠絡政治運動領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請獻堂擔任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
四年被「皇民奉公會」台中事務部任為大屯郡事務長,一九四五年任命他為貴族院敕選

議員,八月戰爭結束,五十年前清廷割讓給日本的台灣遂由代表盟軍受降的中華民國政
府暫時接收。



民國時期的望鄉隱士

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成立,獻堂當選省會議員、而且最具膺選議長希望
,由於黃朝琴參與角逐,他得到長官公署的屬意,丘念台亦勸獻堂考量公私環境退出競
選,遂由黃朝琴當選議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獻堂以治頭眩之疾赴日,治病是一種理由,實似有難言之隱
;獻堂出身富家豪族,而且是長期民族運動的領袖人物,竟被長官公署列為「臺省漢奸
」,也曾遭受武力威嚇的徵米待遇,而土地改革對其家族之地主資產的經濟基盤不無影
響。加以他對政府的主張和批評未被接納,在對政治灰心之餘,乃決定脫離是非漩渦,
漂泊異國,成為望鄉的遁士。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病逝東京,享年七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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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時代


二次大戰結束後約半年,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軍事衝突又起。1948年末,戰局轉趨對
共軍有利。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在經濟崩潰、民心漸失的環境中,節節敗退。1949 年1 月
21 日, 總統蔣介石被逼引退下台 (但仍暗中操縱政局 ) , 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但大勢
已去,難以挽回。共軍渡過長江後,佔領南京,國民黨政府由南京遷往廣州 (2月1日) ,
再由廣州遷往重慶 (9月7日) 。毛澤東於10月1 日在北京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 12月7 日國民黨政權退入台灣。蔣介石則早在 6月24日到台北,選定陽明山設立「總
裁辦公室」 (8月1日成立)。他並於翌年3月1日復職,繼續出任總統。


人口大增,經濟受累

國民黨政權在潰逃之前,其統治下的大陸經濟體系正迅速走向崩潰,台灣受其牽累,加
劇台灣經濟的混亂。而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潰敗,大批軍民陸續逃入台灣,一時人口驟增
,帶給台灣社會更大的壓力。終戰之初,台灣人口僅600多萬人,但從 1946 年到 1952 年
的7年間,台灣共增加了約200萬人,其中僅1949年到1950年的大逃亡就進入了軍民約100
萬人。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線生產線上的人口,因此台灣一時承受極大的
經濟壓力。人口開始大增的 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
6 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終戰之初的 7000多倍。令人難以忘懷的「四萬元換一元」的
新台幣發行,也在此時開始。

工作特權與居住環境的隔離

再者,在短期間移入台灣的大陸人儼然成為一大族群,加以國民黨政府的各機關要
職仍以大陸人為主導,位居要津。再加上眷區眷村等族群隔離政策的施行,使得自
二二八事件以後無法一時彌補的族群間的矛盾,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漸淡化。



政治性的質變

除了人口的壓力、族群的問題之外,對台灣產生結構性影響的,應該是政治性質的
改變。其實,隨著國民黨政權的敗逃台灣,1912年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了。
流亡來到台灣的蔣政權,雖然在台灣仍掛著「中華民國」名號,但其內容卻迥然不
同。1912年開國時的中華民國,其領土範圍並沒有包括台灣﹔但1949以後掛名叫做
「中華民國」的,其統治範圍卻幾乎只有台灣,而沒有大陸。國號雖然相同,但其
範圍剛好顛倒過來。



在 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在 1949結束後,其原先的掌政者 (蔣介石統治集團) 拿著
原先的「中華民國」名號,流亡到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繼續維持其

政權。原先代表範圍僅限於大陸 ( 不包括台灣)的所謂 「 國旗 」(其實沒有經過民
主法定程序,純然由一黨制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1949年之後卻只能拿
到原本不在其代表範圍之內的台灣來插掛。所謂的「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

歌),也是如此。至於,在中國大陸上醞釀、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現在也只
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來修修補補。雖然有人說,台灣在1945年
10月25日到1949年底之間,已經納入中華民國範圍。其實此時期的台灣,因尚未正
式簽訂中日和約來確定台灣的領土歸屬,所以還在地位未定的階段。


無怪乎,隔年 ( 1950 . 3 . 13 ) 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坦白說: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台灣的國家型態,自1949年底以後,竟出現這種世界罕見的型態。他的國旗、國歌
、憲法,都是由外面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帶進來的。


這樣的國家型態,正如學者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根據
Ronald Weitzer 在其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 (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 ) 一書中指出:「遷佔者國家」
是「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家」,「遷佔者對於原來遷出的

母國,或是實際上,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
自1949年底以後,國民黨政權撤出其原鄉母土,播遷入台,建立其統治地位,使台灣成為「遷佔者國家」的形態。


這個「遷佔者國家」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設計的國家架構,是以全中國為標準。儘
管國民黨政府早已退出中國母土,但在國家認同上,卻仍以其母土作為認同的指標
。他們宣稱有朝一日會「中興復國」,因此他們編寫中國古代封建時期的故事「田
單復國」「少康中興」,來「教育」台灣人,要他們「毋忘在莒」。整套教育內容
,及價值體系,是以大中國為座標來思考,完全沒有台灣的主體性,灌輸人民對其
中國山河的感情,以及對領袖的效忠,而不是對台灣歷史的了解,當然也沒有現代
國家意識的培養。雖然帶入一部規定有自由、民權內容的憲法,可是卻以「動員戡
亂」的名目,以及戒嚴法,凍結憲法有關自由、民權的內容。在其「戡亂體制」下
,蔣介石權力甚大,國會則不需改選,由大陸來台的第一屆民意代表繼續充當立委
、監委及國大。在外交上,則自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總之,蔣介石流
亡入台後,是一個「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在蔣介石主政的26年
間,台灣人為了成就蔣介石的「反共復國」的政治迷思,在內政、外交、社會等多
方面犧牲不少人力、物力和時光。今天許多問題的癥結也種因於此。



台灣與中國持續分隔的歷史之必然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蔣政權移入台灣,使台灣與中國之間又分隔開來。經過五十年
的日本統治,台灣與中國之間已有極大差異。戰後那四年之間,又發生二二八事件
的衝突,雙方未及充分交流,蔣政權就匆匆流亡入台,台灣與中國之間,至此一隔
又半世紀以上。這樣的歷史發展,使得海峽雙方發展成兩個國家,似乎是歷史演變
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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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祖國』的幻滅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
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
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以『征服者』的心態凌駕台灣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凌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
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
的延續。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
戚、苟且徇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
立刻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民不聊生

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壟斷的統治經濟。標榜『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陳儀
,有鑒於日據時代專賣制度成效卓著,因此不顧本身的政治文化與官場陋習,
一昧沿襲。對樟腦、火柴、酒、菸、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此外尚有許
多民生物資,則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厲行統治,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
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製造、石油、工程、造紙、印刷
、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
統制經濟如果能公事公辦,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
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
從中獲取暴利。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
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最為顯著。而米
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
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
看,從終戰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
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六百
多個單位,通通納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二十七家公司來
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臧,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
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
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四十萬到八十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社會上的動盪與不安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除偷竊之外
,耍賴、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
一派土匪作風,另台灣民眾痛心疾首。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
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
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了二十八倍。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
『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菸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
二十八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
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蜂起,全島騷動。事件的發展循著兩條路線進行,一
為武裝抗爭路線,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前者指的是出現在各市鎮的武裝民兵,
對憲警機關的攻擊行動﹔後者則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
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交涉與斡旋之下,情況漸趨穩定,然而陳儀對
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
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
向南京中央政府請兵來台。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
貿然派兵來台。三月八日晚,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
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台灣社會菁英犧牲殆盡,民眾傷亡慘重,
死亡人數約一萬至兩萬人。

埋下黑金政治的伏筆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
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分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
處於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
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
、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
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
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
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台灣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
之後早已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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