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類學家

雲荻

奈吉爾‧巴利著，何穎怡譯《天真的人類學家》。
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01初版，246面

摘要：

作者因為同事的一句話而開始考慮起是否去從事田野調查，當然作者清楚知道田野經驗是乏味的證書，要想變成浪漫冒險通常都得摻點民族學回憶的調味潤飾，本質乏味的人類學部門呈現在眾人眼中卻帶有珍貴的怪誕脫軌氣息，作者反其道而行地想真實記錄自己的田野工作，讓大家見識到完工的人類學理論與血肉模糊的事實間的關連。不過一開始，一竅不通的作者在光是選擇研究對象和籌措研究經費以及許可的問題上就面臨到不小危機，與官僚體系的接觸更是讓人想抓狂尖叫，當作者在頭一次與大使館官員打交道後，「一種奇特的疲憊感襲來，混合著屈辱與難以置信。我將越來越熟悉這種感覺。」

作者在到達喀麥隆後，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對眼前所見事物有著不可思議與伐善可陳兩種觀感，且對即將生活的世界一無所知，在英國的生活準則全部不適用於喀麥隆，作者用苦中作樂的筆調陳述所遭遇到的事情，對未來茫茫無所措的作者幸好還有個教會能倚靠，教會除了是緊急支援站外，更是絕對重要的庇護所，使作者能稍作喘息，不用煩惱最簡單的句子都要費盡唇舌解釋。在遇到多瓦攸人─作者的研究對象前，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選擇與山地多瓦攸人接觸嚇壞了一干人等，畢竟那可是所謂的「野蠻人」，誰會不知死活的想要住到叢林去，甚至在搬進多瓦攸人村莊前，作者還染上了瘧疾，似乎老天故意開玩笑，所有前置作業都是經歷一番艱辛才完成，耗費了許多時間不談，連需要有個健康身體好從事研究都因感染瘧疾而失敗，研究甚至還沒開始呢！

初抵達村落的頭幾個星期，作者實在很難說已經在進行研究了，他不斷地學習一種超難的語言、很不容易在村裡見到一個村人、大雨下個不停，盤繞在心頭的是虛弱以及無比孤寂，面臨此種情況時，作者做法是遁入資料蒐集中，每天花費許多時間到田裡踱步，記載無關緊要的事，不過這至少讓多瓦攸人適應和熟悉作者在他們眼裡看來奇特莫名的行事風格。要怎麼下手才能取得對研究有用的資訊也是讓作者煞費苦心，多瓦攸人到底相信什麼，不是直接問他們即可得知，必須每個階段都參酌各種解釋，才能忠實反映他們思想，並且，男人自認是宇宙最終秘密的寶庫，必須巧言哄騙才肯透漏一丁點訊息，女人就不同了，她們認為自己所知訊息毫無價值，可以隨意轉述給外人聽，就算有些儀式女人並不能參與，這不代表女人一無所知，只是可能她們知道的是片段，需要拼湊一番，但這些已足夠為作者開啟新的探索領域。不是無時無刻都有研究可做，多瓦攸活動也有無可避免的無聊部份，此時作者因應之道就是將自己轉入田野工作的「換檔心情」，一種生命近乎停擺的狀態，而這深深影響到當作者回國後，仍沒法擺脫。

多瓦攸所有的生命危機、歲時祭典都跟割禮大大有關，割禮詞彙、割禮衣服時常在我們認為不合理的地方出現，多瓦攸文化裡，割禮絕對佔了重大部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不是單純的一項儀式，背後的意義可深遠的很，但作者光是為了要搞清楚這個象徵體系，把整個圖像拼湊完成，可費了不小功夫，這樣形容還是太過輕描淡寫了。在稍微了解多瓦攸文化後，作者繼續以帶有詼諧的筆調記錄生活的種種，如跟城裡人來往的情景，而這又可分為官僚、富來尼人和教會白人，每每都讓人大呼不可思議，就連要離開喀麥隆時，種種步驟就像把來喀麥隆時的一切再重新演練一遍，如果只以為這樣就大錯特錯，與多瓦攸人之間的互動也使得他的欲離去更添上許多五彩繽紛的色彩。

最後，當作者返回英國後，許多適應不良症紛紛出現：非洲村落與歐洲城市的最大差別─時間的流逝、多瓦攸生活的別無選擇使他失去決定能力、一種奇怪的疏離感出現，不是周遭事物改變，而是眼中所見的一切都不再正常和自然，作為英國人變成了像假扮多瓦攸人般作態，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調適不良，更因舉目望去都是匆忙的白人而更加嚴重。但是人類田野工作會陰險地讓人上癮，六個月後，作者再度回到喀麥隆的多瓦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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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本書可算是帶領著一些外行人、不熟悉人類學的人進入這領域的入門書，就如作者所說的，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調查在外人眼裡常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旁人不得其門而入卻又對此深深感到好奇，但是誰知道在背後可是有著滿腹辛酸，一個人前往絕對陌生的異文化生活，過程初期一定稱不上愉快，就算日後回憶的潤飾中只剩下愉快，作者採用日記式的寫法將調查過程中所發生過的事詳細地記錄下來，忠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這可能導致很多讀者在看完後跌破眼鏡，就像書中所說：「當田野工作的“發明者”馬凌諾斯基的日記出版後，揭露田野調查的真面目，揭露馬凌諾斯基其實深感孤獨和被慾望所苦，並且認為黑人令他憤怒又乏味，學界卻認為不應該出版，因為它對人類學造成傷害、無故破壞偶像，讓大眾對人類學先驅失去景仰。」

在詼諧的語調裡，其實作者告訴我們許多以往被成見所囿的迷思，例如人類學者被研究對象最終將被「接納」，甚至擴大到一個陌生民族到頭來會全盤接納來自不同種族和文化的訪客，並且認為這外來者將與本地人無兩樣這點，作者就告訴我們這與事實可差的多了，人類學者頂多只能期望被當成無害的笨蛋，可為村人帶來某些好處，人類學者只是項財源。但是人類學者還是會多少影響到他的研究對象，進而改變一些與他們傳統不同的做法，當然最明顯看到成效的地方也卻易看到改變，如多瓦攸人也開始學作者用芭樂葉治療肝炎；如作者在那試種萵苣得到大成功，這使多瓦攸人把那塊土地改名叫「沙拉之地」，作者代表的是一種不同的文化，而文化與文化一旦接觸，就算差異很大的彼此，也依然會互相影響，更進一步就是互相交流，我覺得一種文化很難說絕對純正，除非那民族活在極度封閉的環境裡，或許古代是有此可能的，但是只要週遭有別的與你不同的人，文化就會因為時間而有許多種的內容，更別提現在世界是如此的“開放”。

不過由此也可以延伸到一方面，那就是雖然我們都高喊不要輕視他人文化，各個文化都有其豐富和不可磨滅的內涵，我們應該要相互尊重，但是當一個人到達一地與自己文化差異很大還不打緊，可是生活的便利與否、價值觀的大異其趣、現代化的程度、疾病的治癒方法等等加總起來，很難不讓人產生比較的心理吧，畢竟生活在電力、自來水隨時都有，科技的影響隨處可見的地方突然換到這些全部變成了奢侈品的環境，無時無刻不提心弔膽自己得到怪病，甚至要治癒這些病要比以往花上更多力氣，還不一定治的好呢，就像作者因此莫名奇妙地失去了他的牙齒，這些總是不能輕易適應吧，也可能有些事物根本終其一生無法適應和接受，再加上旁人都認為多瓦攸人根本就是低下的民族，他們生活模式的背後原因就是無知，在這種情況下，作者要怎樣培養樂天知命、逆來順受的精神，要怎樣克服心理障礙、實際困難而取得研究資料來瞭解多瓦攸人的文化，這心路歷程就顯得意義重大了。

喀麥隆由於曾是法國殖民地，至今法國色彩仍相當濃厚，我想喀麥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定藉助或是參考法國很深，學習的不只是技術或是器物層次，也包括了民主制度，但是在書裡可以看到，就算實施了民主，卻是一種假民主，一次選舉，表面上看來投票人數熱烈，實際上卻沒多少人知道這次選舉所為何來，他們只知道把身份證帶來交給官員，讓官員在上面蓋章幫你投票，也不准投反對票，投票數若是不足，還得把全部人叫來重投一遍，結果是唯一政黨的唯一候選人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得票率，這難道不諷刺嗎，民智未開的民主所展現的讓外人覺得笑話和可悲，我想，很多殖民地都有類似情況吧，在擺脫殖民母國後，想跟上世界潮流，但是人民卻還沒有準備好，也因此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半調子，這能不讓人好好思考一番嗎？

最後，閱讀本書不需要具備人類學的先備知識，或許會看不懂書裡所敘述有關人類學的專有名詞等等，但是在看完後，可以發現作者涵蓋的層面已經不只人類學的角度了，作者以幽默的筆調、日記式的記載帶給讀者的是一種新的體驗，或許曾捧腹大笑，或許也曾露齒一笑，不過此書帶給我的不只是愉悅感，更多的是藉由閱讀，我體認到一個人類學者的境遇背後要我們重視和深思的，作者最後寫道，在他回國後他反而不能適應英國的生活，但那是他從小生活其中的環境；多瓦攸人被作者影響，甚至更擴大可以說是被西方文化影響，作者也是一樣，一年多的多瓦攸蘭生活想必也是影響作者甚大，不管是病痛還是內在精神，但是同樣地也可以在這看出，一個田野調查工作帶給工作者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改變是如此巨大，田野工作不是浪漫地令人嚮往，它其實充滿著許多後遺症，書中字句的呈現是用汗、血、淚換來的，可是為什麼作者還是願意再度回到多瓦攸蘭去呢？或許就如作者所說這工作讓人上癮，可是我想這也是因為作者與他們有了感情，有了看不見對這文化割捨不下的牽絆，或許這就是田野工作比較感性的一面吧。



[ 本文最後由 武藤聖 於 06-8-26 03:16 PM 編輯 ]

雲荻

補充一下
我寫的這本是《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
上面也說過作者後來曾重返多瓦攸部落
因此另有一本書為《天真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瓦攸蘭》
在這本書裡作者同樣融合專業知識與慈悲心，
以幽默辛辣兼具的筆法清楚勾勒非洲傳統遇上現代世界的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