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省思】論中國民族主義之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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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

作者：王小東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E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一.開啟一個新時代

　　為什麼用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因為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下，民族主義更能代表一種新思想、一個新時代。D

　　我以前多次說過，民族主義本是西方學術界和大眾傳媒扣在中國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一些思想頭上的帽子。但我為什麼主張接過這頂帽子呢（很顯然，不可能他們扣什麼帽子我們都接）？實際上，我接過這頂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責的：一些親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駡就不用說了，一些朋友也責備我為什麼不使用愛國主義這個現成的、褒義的概念而非要搞出個民族主義。對這個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回答，因為一方面，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種語言中，愛國主義都是褒義的，民族主義有時卻是貶義的。

　　我開頭對於這個問題的想法其實很簡單。首先，面對強勢的西方話語及其眾多的國內幫腔者，你辯不勝辯，這個帽子你不接也得接，不如就主動接過來，這本身就是對於他們的無端指責的一種蔑視，而去沒完沒了地分辯“我不是民族主義”，倒是說明你自己心虛了。其次，我曾對一些堅持要我恢復使用愛國主義這個提法的人說過：不是我不想用愛國主義這個詞，而是這個詞在這些年中實在已經被搞得太庸俗了——還不是因為有“漢奸”整天罵它，而是這些年對於這個詞的庸俗使用使得人們一聽到這個詞就發笑，根本不可能有興趣去聽一聽它還有哪些新內容。著名電影演員姜文有一次說：“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D僅就姜文這句話中所批判的打著“愛國”的旗號，卻販賣庸俗、矮化、窩囊、膽怯的垃圾的行為，則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D

　　民族主義雖然也是個老詞，但在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詞往往會起到一個新詞的作用，人們會耳目一新，會去注意它的新內容，同時，又由於它是老詞，人們會第一眼就大致瞭解其含義。D

　　我起初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土氣。然而，最近我看到甘陽先生2000年5月14日發表在《聯合早報》上的一篇文章，《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深受啟發。D

　　“英國政治學家米訥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義》（1967）中因此曾試圖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出一種學理上的區分。他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本國的現實狀況（lovingone\'scountryasitis），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反之，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toberealized）。”D

　　我覺得這段話非常好，真正的說出了我模模糊糊想表達卻沒有表達清楚的意思。有些朋友批評我，說我既然是個民族主義者，何必又事事去到外國人那裏找根據？我並非事事都到外國人那裏找根據，但如果外國人確實有個非常合適的說法，我又為什麼非不去採用呢？更何況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學界的中國人，就是崇拜外國人，就是不肯聽別的中國人自己說出來的話，就是只肯聽二傳、三傳來的外國話（如果你自己說自己的話，他們就認為是“不學無術”，你只有完全重複別人的話，特別是外國人的話，他們才認為你有學問，“學界”才會“承認”你），這雖然可悲，卻是個現實，順便用外國人來唬唬他們也是個順手牽羊的方便之事。D

　　這裏的關鍵是民族主義想做一種新的解釋，並含有開啟一個新時代的意思。D

　　我在《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上看到一個帖子，裏面的內容我很多都不同意，但有一段寫得非常好：“一個風雲歷史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是做開啟一個時代的英武的強者，還是做為一個時代畫上句號的文質彬彬的淒怨的靈魂？我的回答是前者。一個新的時代一定會來，這一點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努力多想想，能貢獻一點智慧是一點，這個新的時代就會好一點，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它就有可能很糟。D

　　開啟一個新時代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恐怕是很急迫了。最近更讓我感到急迫的是俄羅斯新總統普京的上臺。我聽到很多人說普京不過如此，等等。像俄羅斯這樣一個大國，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機之中，除了上帝，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普京當然要和國內外的各種勢力妥協，當然不可能馬上把整個頹勢翻過來，但他畢竟已經擺脫了前一段俄羅斯主流思想的那種閹者的夢囈。而俄羅斯人民選他上臺，說明了俄羅斯人民也擺脫了這種夢囈。也許有人會說，俄羅斯的強大使得我們可以有對付美國一超獨霸的一個杠杆——我在過去的文章中就表達過這種觀點——這又有什麼不好呢。這確實是這一發展的一個方面，但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即中國多了一個威脅。在國際關係中，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是老話了。俄羅斯的復興對於中國是福是禍要取決於我們中國人駕馭局勢的能力，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擺脫中國主流思想中的閹者的夢囈，取決於我們能否及時開啟一個新時代。

　　二.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認為，從整個地球的角度說，我們這個時代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D
　　（1）生存空間的問題D
　　（2）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D

　　1.生存空間的問題

　　我們這個星球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間”這個字眼，似乎也因為納粹德國曾經使用過而成了違反“政治正確性”的概念，誰使用它，誰就會被妖魔化。當中國的學者有時不得不觸及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使用另外一個詞：“人地矛盾”，而這樣一種替代，至少在傳播學意義上，給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這裏，我絲毫不想掩飾我對於當代的中國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識份子們的不敬。他們寫了那麼多偽善的書，說了那麼多偽善的話，卻對於我們這個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D

　　人類在過去的歷史中，為了爭奪自然資源，為了爭奪生存空間，曾爆發過多次極為血腥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記憶猶新。戰後，有了那麼一種新的論調，說是在戰後的自由貿易體制下，自然資源、生存空間並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業競爭中獲勝，就能過上好日子。我認為，一個拋棄了偽善而真正嚴肅思考我們這個星球的問題的人決不會同意這種顯而易見的謬論。D

　　所謂自然資源、生存空間並不重要，任何國家或民族只要在商業競爭中獲勝，就能過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幾個很小、情況又非常特殊的國家和地區。日本似乎也是一個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戰爭中打敗中國，然後掠奪中國的自然資源而獲得它的原始資本的。D

　　任何一個人，只要到中國內地那些自然稟賦極差而人口卻極為稠密的地區去看過一眼就會明白，生活在那裏的人基本上是絕望的：恰恰是因為他們被賦予的自然資源太少而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商業競爭中獲勝。他們的嚴酷的生存條件也惡化了他們的社會關係：在每一個人都要為生存而拼命爭奪自然資源的時候，寬容、自由和民主難以立足，環境保護就更談不上了，連文明都難以找到立足之地。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資源更多、生存空間更寬敞的地方去。D

　　中國的許多困難來自生存空間。必須捅破“生存空間”這層窗戶紙。我經常看到媒體上，以及許許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說西方人多麼多麼文明，他們坐公共汽車從不亂擠、搶座，他們的街道有多麼多麼乾淨，等等。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反駁此類言論的帖子。這個帖子說：美國人從車裏往外丟髒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過因為人少，街道才顯得乾淨。對於這個說法，我深以為然。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個我個人的經歷：我曾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居住過，那裏的最豪華的百貨公司門口夜裏常常有人小便，人數還不少，故此白天也會聞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溫哥華的人口少、自然條件好，它仍舊稱得上是北美最乾淨、最美麗的城市。我敢說，如果讓美國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國這種密度條件下，他們會比中國人更不文明、更骯髒、更破壞生態環境、更窩裏鬥……，甚至連他們的民主制度恐怕都會變了味。D

　　日本也許是個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極度克制自己的個人自由來適應高人口密度的環境的。曾經有一個非常瞭解日本的文化，因而為日本人所喜愛的朋友（她是中國國籍，但為朝鮮族人，出生于韓國）告訴我：日本人的“規矩”之多，真是外人難以想像，如果並非從小在日本長大，絕對是動輒得咎，而這一切都源於日本的擁擠。因為生存空間的狹小，日本人的生活品質與他們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們也不要忘記，它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丟掉了幾乎所有近代奪取來的生存空間（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島，原來就是中國的屬國，現在還在它手裏），但它從中國掠奪的金錢和自然資源幫它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底子。D
　　我並不是說我們就不應該改進自己的行為了，就目前而言，我們就是這個自然資源條件、這個生存空間、這個經濟發展階段，我們必須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適應它們，但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的許多問題的環境制約因素。這個環境制約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間的這個因素。D

　　最近，在英國發生了歷年來死傷人數最多的偷渡客死於非命事件。英國海關人員6月19日淩晨在英國南部多佛爾港檢查一輛荷蘭牌照的卡車時，在集裝箱內發現58具（54男、4女）屍體，該批偷渡客來自中國大陸。D

　　類似的新聞我看過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難受。一些西方人，還有一些慣於詆毀中國以取悅西方人的中國人會說，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專制政權”。但每一個客觀公正的人都明白，雖然中國在人權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滿意，但這些人決不是在“逃避專制政權”，而是在逃避匱乏的自然資源、擁擠的生存空間。實際上，那些生存空間匱乏的國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國家，他們的國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嗎？D

　　有些人還會說，這些偷渡客並不窮，否則他們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費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匱乏的自然資源、擁擠的生存空間已經成了中國人的一種集體潛意識，每年有無數的中國人歷盡千辛萬苦，能賣什麼就賣什麼，包括勞力、智力、尊嚴、女人的身體乃至靈魂，以各種方式謀求進入自然資源不那麼匱乏、生存空間不那麼擁擠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歐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則俄羅斯、東歐、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D

　　那些排著長隊考託福的莘莘學子們，那些甘願嫁給又醜、又蠢、又窮、又老的外國人的年輕、貌美、聰明的中國姑娘們，那些揮舞著生花妙筆為中國人拋棄自己的祖國而讚美、謳歌，描繪著一個外國天堂、外國人天使的文人墨客們，我想說，我都理解。可這些人卻不肯說出真相，也許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這個真相，這一切的根源在於生存空間的狹小。D

　　所謂中國人往外跑是因為“苛政猛於虎”是不對的，另一種說法則是中國人不應該出去，我認為這也是不對的。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怎麼出去。誰能把中國人光榮地帶出去，誰就是中國的英雄。D

　　中國的生存空間的狹小，很多人都是認識到了的，而其根源，則很多人都認為是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失誤。我想說的是，僅從中國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看，僅從這幾十年看，這種說法未嘗不對，但從世界的角度看，從更長的歷史長河看，這種說法就有問題了。在15世紀時，中國的人口已經相當可觀，達到1億至1.3億，歐洲則只有5000萬至5500萬。實際上，相對於世界總人口，特別是相對於歐洲人及其後裔，近代中國的人口比例並不是增多而是大大減少的。因此，從世界的角度看，從更長的歷史長河看，中國的生存空間狹小，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的時代中國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為在近代擴展至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中國人打了敗仗，而歐洲人打了勝仗。D

　　面對這種嚴酷的生存空間問題，西方的政府和一些學人表現出十足的偽善的面孔。據報導：美國移民歸化局局長梅斯納（Doris Meissner）6月份訪問北京和福建時，敦促中國加強邊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閻學通說得非常好。他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來一直敦促中國對外開放的華盛頓現在要求中國動用員警和部隊像管制監獄一樣來控制邊境。閻學通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當拆除障礙，允許人員自由進出。他還認為，遷移自由應當看作和言論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國沒有言論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個國家去享受言論自由。”D

　　然而，美國卻要求中國動用員警和部隊嚴格控制剛剛放鬆的邊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國人明說：這個世界就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你們的祖宗沒有搶到我們的祖宗搶到的空間那麼遼闊、自然資源那麼豐富的地盤，你們就活該倒楣，有能耐你們也來搶，那我們也認了，誰讓我們搶不過別人的呢？問題是美國在標榜“人權高於主權”。既然“人權高於主權”，那你為什麼不把你自己的那個主權稍往下放一放，允許人員自由進出，以享受人權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權高於主權”這條原則，那麼，多佛爾港的那58個中國人根本就不會死。D

　　很多中國人都認識到了中國的生存空間狹窄和自然資源的匱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卻十分荒唐。張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中國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戰。挑戰什麼呢？比比誰消耗的自然資源更少（要是比這個，中國人可贏美國人多了：一個中國嬰兒生下來，其一生的自然資源消耗僅僅是美國的幾十分之一），並認為這最終會“感動”西方人。再沒有什麼比這種偉大的“新儒家”（張先生自己標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謬的了。張先生應該去看一下美國人寫的《文化與進化》一書，這本書明確地說：高級物種與低級物種之間的差別甚至“並不在於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於利用的數量”。張先生的“高招”不僅不可能感動西方人，恐怕反而會招致西方人的恥笑，笑中國人的愚蠢、低劣。當然，張先生會說，這是西方人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不對的。然而，就算我們同意張先生的價值判斷，我們也無法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這裏我想補充一句，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不是所有中國的東西都贊成，所有西方的東西都反對，譬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對應該採用西方人的觀點，而不是“新儒家”的觀點。新儒家的觀點只不過是中國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D索爾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做《傾塌的俄羅斯》。索爾仁尼琴認為，俄羅斯人之所以對於自己的民族利益喪失防衛意識，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前蘇聯某些政策或意識形態長期影響的結果，比如，對所謂的沙文主義的不斷批判，諸多不盡合理的民族政策，關於世界大同的烏托邦幻想，使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空前地淡化，整個民族失去了內在的凝聚力。當然，索爾仁尼琴認為，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畫及其成功實施，也是俄羅斯步入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會主義國家僵化的意識形態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如過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現在的美國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個勁地批民族主義，這些作為一種理想也許是崇高的，但距離現實太遠，在現實中反而會被“劣幣”所淘汰。
　　D
　　2.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

　　我們這個星球的另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如此眾多的人的命運為少數不瞭解他們、也不關心他們的人所決定。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說，這是一個專制政體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後面還要說到；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說，則是美國和西方強國俱樂部的霸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自由主義與霸權”一章裏已經有較為深入的解說，在這裏再強調一下。我極為欣賞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但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說，我不能不說，這是一種類似羅馬人的、和奴隸制結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統治種族的民主投票可以決定消滅奴隸種族。我認為，中國人的命運不能為另一群人所決定，即使他們是通過民主程序作決定的，因為在這個民主程序中，沒有中國人的參與。這是我與中國的那些親西方的知識份子的分歧所在。D

　　3.從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設想一下國際秩序

　　生存空間的問題和少數人決定多數人的命運的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不解決，所謂“人權”、“自由”、“環境保護”、“和平”難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還是人類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頭硬的人消滅另一群拳頭軟的人，以謀取自己的利益。D

　　而滿口“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和平”、“環保”的西方和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在惡狠狠地詛咒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同時，對於這兩個基本問題卻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我認為，西方學者回避談這兩個問題顯示出他們的偽善，而中國學者不談這兩個問題則顯示出他們的愚蠢或偽善。我看到是一個已經過世了的西方哲學家羅素的話比較真誠，他沒有像當代那些偽善的西方和中國的知識份子那樣譴責中國的民族主義，他老老實實地說：“我不主張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若那些愛國的中國人反問我：不提倡的話何以圖生存？我卻也無言對答。”D我實在無法像中國的那些主流知識份子那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別高尚。然而，我還是願意設想一個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體系，但我認為，這樣一個體系只能產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這個體系必須應對我在前面所說的兩個基本的問題。這個體系必須實現：自然資源與生存空間分配更平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些鼓吹所謂全球化的學者說，所謂全球化，就是在世界範圍內自由配置生產要素。但他們避而不談的是，這些“自由配置”的生產要素中，為什麼不包括勞動力。只有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國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稱得上是“全球化”或“地球村”，民主的世界體系。管理這個世界的機構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則共同，選舉產生，而不是僅僅由美國人選舉產生。D

　　我認為，在現代，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西方並沒有出什麼像樣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學領域，西方確實還在湧現一些偉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偉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裏自私地談論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偽善地裝裝“博愛”、麻痹麻痹處於邊緣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雖然中國的主流知識份子迄今為止表現得比西方的知識份子更思想貧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紀人類偉大的思想家多半將出在中國。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既處於邊緣，對於這個星球的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有著比西方人更為深刻的切身體會，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質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對於這些問題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D

　　

[FONT=標楷體] [/FONT][COLOR=red][FONT=細明體][COLOR=black][FONT=PMingLiU][COLOR=red] [SIZE=3][COLOR=blue]征帆萬里今何處？大夢一去六百年。[/COLOR][/SIZE] [SIZE=3][COLOR=blue]我慾乘風歸四海，奈何黃粱已是空！[/COLOR][/SIZE] [SIZE=3]——“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SIZE] [SIZE=3]——“是啊，暴風雨來了。”[/SIZE][/COLOR][/FONT][/COLOR][/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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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尚武精神

　　當代中國國民精神的矮化，是許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國的國民精神永遠保持這種矮化的狀態，我們中國人不僅不能在這個世界上有尊嚴地生存，恐怕僅僅是生存都難。由於痛感到這樣一種恥辱、這樣一種危險，一些年輕人，如文成等人，在網上提出了振興尚武精神的呐喊。

　　1.從人類歷史看，能過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雖然我認為應當從廣義去理解尚武精神，但是，談尚武精神，首先當然還要從它的原始含義去談。尚武精神的原始含義，當然是指人類在武力衝突中戰勝敵人所需要的種種精神品質；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當然也和武力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密不可分。D

　　一個民族是否能過上好日子，與其所佔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直接有關。而這個世界上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的佔有，則是由戰爭決定的。現今的西方列強幾乎都是在戰爭中搶到自然資源或生存空間的國家和民族。白種人今天在世界上仍舊佔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完全是因為在近代擴展至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他們打了勝仗。有些在列強自己互相之間的戰爭中落敗因而喪失了搶奪來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的國家，如德國人，仍舊靠在戰爭中的優秀表現過上好日子的。首先，作為白種人的一部分，德國人分享了白種人在戰爭中奪得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其次，德國雖然在兩次大戰中戰敗，但其在戰爭中及戰後的優秀表現卻有目共睹，因此，取得勝利的西方列強不得不考慮要對其安撫，以免將其再次逼上戰爭之路。D

　　日本也不是一個例外，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打敗了，敗得很慘。這一仗決定了日本進入列強俱樂部，而中國成了一個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憐蟲，空前龐大的戰爭賠款的領土割讓，幾乎鐵定了中國後來貧窮落後的命運。這一結果直到今天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中國為什麼打敗了？原因有很多很多，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戰爭那個時候，要論科技，論軍事科技，中日兩國是半斤八兩，都不怎麼樣，都得從外國買。這買就要花錢。那麼，那時的中國是否花不起日本那麼多錢買軍艦呢？絕對不是這樣。別的不說，《馬關條約》（1895年）我們就賠了２億3千萬兩（其中3千萬兩是“三國干涉還遼”時用於贖回遼東半島的），６年之後的《辛丑合約》（1901年），我們又賠了４億5千萬兩，合計，７年之內一下便賠掉６億8千萬兩——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能沒錢買軍艦？但當時中國的錢不花在武備上，而花在皇室的窮奢極欲上。據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當時宮廷半月之費，就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而一個頤和園改建的初期預算是白銀１億兩，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艦隊”而有餘。有這麼多錢，中國海軍卻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竟然“未購一艦”！不僅如此，就在中日雙方都己箭在弦上，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於1892年正式宣佈以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二年！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該多買幾尊嗎？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60萬兩，購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20萬兩，聊購次等快炮12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而日本則傾全國之力，克勤克儉，來打這一場戰爭，據說連皇娘的脂粉錢都捐出來了。我要再次強調的是，當時中國絕對是不肯花錢，而不是沒有這個財力，這一點從當時大多數西方觀察家都判定中國的國力遠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即使出一些差錯，“歸根到底，毫無疑問的是日本必然最後被徹底粉碎”。然而，由於日本肯在武備上花錢而中國不肯，導致了中國海軍的武器裝備大大不如日本海軍：中國海軍的艦隻的噸位雖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於日本（以時速15海裏的慢船，對抗時速23海裏的快船），火炮的發射速度大大低於日本（以五分鐘打一炮，對抗一分鐘打五炮）。就算中國海軍官兵的人員素質比不上日本，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力量，也完全可以購買更好的裝備，憑藉裝備的優勢打敗日本。結果卻是被日本的優勢裝備打敗，為什麼？有人說是因為清朝政權是一個專制政權。可難道當時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權力嗎？有人說是因為日本比中國西化，中國西化不夠。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種說法，但我認為可以把原因歸結到尚武精神上來：日本民族當時的尚武精神極強，而且是舉國上下都強，無論貴族與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於武備而不在於花園（日本皇室的這種追求恐怕並非是因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聲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歷史就是歷史）；另一方面，中國則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敗的滿清貴族階層更是早已忘了武備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結果是有錢也不行，最後被人家搶個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國捨不得花小錢去買軍艦，最後只得花大錢去賠款。從投資的角度說，如果當時那筆錢不是投在頤和園上面，而是投在軍艦上面，則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筆錢的回報輕而易舉地建一萬個頤和園，這就是尚武的經濟學。D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個地球上現在還倖存的人，幾乎都是在戰爭中有優秀表現的種族的後代，在戰爭中表現過於拙劣的種族，很難留下後代。這種說法似乎有點違反“政治正確性”，但卻是人類社會的一個事實，自然界的一個事實。D

　　現在西方人往往強調貿易的重要性，強調是貿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擴展的最前列。是的，我承認，一開始也許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來的是炮艦，而商船必須跟在炮艦後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鴉片戰爭吧！難道英國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艦後面才賺了中國人的大錢？才能把賣鴉片賺來的黑錢安安穩穩的拿回去？難道美國的商船沒有跟在英國的炮艦後面沾光？尚武並不是拿著大刀片子瞎掄，我在說了前面這些話之後，已經可以想到會有什麼樣的髒水會潑過來了：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或者更聰明、更訴諸人們切身利益的攻擊：說是要把老百姓吃飯的錢糟踐在沒用的大炮上（其實，就算是糟踐在大炮上，也比讓中國的暴富階層糟踐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裏要強），等等。這些帽子很大，我說不怕是假的，我實在是怕這些帽子的。然而，對於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國人保存任何剛毅精神，企圖把每一個中國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來想去，實在是無法令他們不潑髒水，令他們滿意。我講生存空間問題是客觀地分析中國所面臨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困難，並沒有主張我們現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擴展生存空間。我講列強因尚武而過上了好日子，中國因不尚武而落到後來倍受欺淩的地步，是在總結歷史的經驗，總結歷史經驗不等於簡單地去把歷史上的事再補回來，再重新打一仗，事過境遷，很多事情是補不回來的，這些人大可不必著急。但分析中國實際面臨的一個相當根本的困難，總結中國不尚武的歷史教訓，當然是有用的。只有認識清楚了問題和教訓，在風雲變幻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中國人才有可能避免進一步喪失生存空間（不是有很多外國人和中國人急著進一步剝奪中國人的生存空間嗎？不是有許許多多的“N塊論”出現嗎？），才有可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新機會。除此之外，尚武是為了振興中國目前確實十分矮化的國民精神。那麼，現在說尚武精神是什麼意思呢？D

　　（1）一個民族的尚武精神當然要包括這個民族對於武備的重視。我認為這一點在和平時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講到對於現實政策的影響，我認為，鑒於現代科技對於國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重視發展科學技術，而且是真正的、扎扎實實的科學技術，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麼“知識英雄”之類，因為尚武精神來自戰爭，在戰爭中搞花架子就意味著失敗。D

　　（2）尚武精神意味著不向任何強權低頭，意味著不依附於別人，意味著自尊自強，意味著敢於戰勝困難、敢於戰勝敵人、意味著除強扶弱。我曾經說過，商人也可以尚武：我舉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總裁盛田昭夫曾經寫過這樣一段回憶。當時著名的布諾瓦公司表示希望購買十萬台索尼的收音機，但有個條件就是在收音機上得印上布諾瓦的名字。這對盛田昭夫來說是筆利潤豐厚的買賣，但盛田昭夫反復權衡之後，還是拒絕了他們，他說：“五十年前你們的牌子也和我們今天一樣，不為人知。我把新產品帶到這裏來，現在我要為我們的公司將來的五十年邁開第一步。再過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許諾，我們的公司將會與你們今天一樣有名。”D

　　“我對這個拒絕OEM(原設備製造商)訂貨的決定從來就沒有後悔過，因為這個決定給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儘管當我回到東京向井深和其他負責人談起此事時，他們中間有些人認為我幹了一件傻事。我當時就說過，從那以後也經常說：‘這是我做出的決定中最好的一個。’”D

　　我認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體現的就是一種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當代中國商人有這種精神（當然不是絕對沒有，有個別當代中國商人似乎有點尚武精神，但還需要觀察。其實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這是不是當代中國迄今沒有幾個在世界上值得稱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個原因呢？D

　　（3）尚武精神意味著對於自己人的團結和誠實（雖然對敵人是兵不厭詐）。現在這個提法也會招人罵。有些人總是害怕中國人團結起來，說是這樣就會“團結在不得人心的官吏的領導之下”。我很奇怪，難道這些人從來沒有想過中國人自己可以爭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做在別人的“領導之下”的奴隸？難道中國人不可以自主的團結起來？還有人又說了，因為我批判過某些中國人的思想（逆向種族主義者），故此我就沒有資格提倡中國人團結了。這些口稱自己多麼正義、多麼君子的人太能胡攪蠻纏了。既然如此，我就明說了吧：那些雖然也算是中國人，但就是拒絕中國人應該團結起來的主張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堅持逆向種族主義的人），我並不主張團結，沒有什麼人值得我們去乞求團結。我主張團結，並以誠意相待的，是拋除這些人在外的中國人。除此之外，我還想補充一點，我在這裏所提的團結是建立在這樣兩個原則之上的：首先，個人權利是目的，團結是手段；其次，團結必須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的——提倡尚武精神自然也是建立在自願基礎之上的。D

　　我有時是非常悲觀的。看到中國目前的腐敗、看到中國目前的渙散、懦弱、看到中國目前的科技于世界先進水準越拉越遠，我往往禁不住想：將來的中國人要保生存，可能是不得不爬著出去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即使中國人真的非得爬著出去不可，也應該保持尚武精神，也應該保持內心的自尊。爬著出去，寄人籬下，自然要忍受屈辱，但內心的自尊、內心的尚武精神則不可沒有。D
　　坦率地說，我確實看不起中國的許多讀書人。一個留學加拿大的女留學生曾給我講過這麼一個故事：上課的第一天，老師讓大家報一下出身來歷，外國學生自然報來自哪個國家，加拿大學生自然報來自哪個省份，但有一個中國學生也報自己“來自阿爾伯塔（加拿大的一個省）”，白人老師非常鄙夷地說，你明明來自中國，明明是中國人，報“來自阿爾伯塔”我們就不知道你是中國人了？另一方面，我曾碰上過一些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民，他們沒什麼文化，多半是爬著出去的，爬出去的時候多半也不擇手段，但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你卻能發現他們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有時甚至是沙文主義情緒，雖然他們很可能申請過政治避難，但他們內心卻仍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不僅如此，他們還非常團結，互相幫助。在北美、歐洲，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跑出去時常常身無分文（特別是那些來自印度支那的，有的人連個手提箱都未能帶出來），但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都生存了下來，有些人確實還發了財。於是那些中國的讀書人又會說那是西方的制度好，西方的寬容，我不完全否認這些原因，但還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些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強烈意識。而我們那些讀書人呢，剛到異國他鄉時，很可能也受過這些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意識的恩惠（別的不說，中國留學生都知道，從華人那裏租房住，同樣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場價格低得多。因此，許多發誓一到國外，就要和白人住在一起，學外語、學西方文化的中國留學生，除了在中國已經發了財的，不得不去租華人的房住），但轉過頭，等到在白人那裏討到了口飯吃，就開始罵那些幫過他的中國人，罵唐人街。D

　　講尚武精神、講內心的自尊，講中國人幫中國人，我認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質樸的華人那裏還是有的。然而，離開了形成一種明確的思想體系的民族主義，這些質樸的情感所能產生的凝聚力難以超過黑社會的水準。因此，即使中國人不得不爬著出去，民族主義（這時就更難使用愛國主義這個概念了）也是他們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機會，實現民族復興的不可或缺的思想。
　　D
　　2.駁“閹者的夢囈”

　　80年代是整個中國思想界大罵中國傳統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來了一幫誇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說“21世紀是中國世紀”的。然而，他們又是怎麼誇中國文明的呢？他們說：西方文明的特點是“爭”，中國文明的特點是“和”；今後，中國還要繼續發揚這個“和”，以其來戰勝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就能“為萬世開太平”了。網上有人很恰當地把這套說詞形容為“閹者的夢囈”。但是，這一套說詞還真是頗有支持者，後來又有各式各樣的變種。西方的一些大學者，如羅素和湯因比，也想把我們中國人往這條死路上引（我高度敬仰這兩位學者的智慧和人格，因此我並不懷疑這兩位西方人的良善動機，然而，我還是要指出他們為中國人指的道是錯誤的——他們應該首先設法去說服他們自己的同胞）。D

　　任何一個可以延續的文明，必然既有“爭”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應該是平衡的。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延續到今天，裏面絕對是包含這兩個要素的。今人無知，只擇其一。就憑這還能指望“21世紀是中國世紀”？還能“為萬世開太平”？這裏有一個簡單的真理：你必須首先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爭鬥中強于對手，你才有資格來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否則，你的批判僅僅會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頭來，絕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戰勝你。形象的說，如果你和一個壯漢打架，你打不過人家，在那裏喊“君子動口不動手”，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個平手，你才有資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規則。揭露西方國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質是對的，但妄想中國可以以“和”來勸說別人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就全然是夢囈。如此夢囈下去，21世紀非但不會是“中國世紀”，中國人能有多少在21世紀倖存下來都是問題。不管這“萬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沒有中國人的份。D

　　今年是義和團運動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紀念。美國人正在準備大張旗鼓地紀念朝鮮戰爭，準備連續紀念三年。中國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現，大意是我們不該打這場戰爭，我們是上了史達林和金日成的當，否則臺灣早拿回來了，跟美國關係早好了，中國早富了。我不反對學者們做這些學術研究，學術研究應該沒有禁區，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應該的。但我想告訴大家我從一個留學日本的女留學生那裏聽到的她的導師，一個日本教授，是怎麼評價中國的抗美援朝的。這位日本教授說：知道嗎，中國進軍朝鮮之後，你們中國人才在國際上有了地位，中國人才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站了起來。那些學者們所說的也許都對，但我認為都沒有這位日本教授所說的這一點重要。恰恰是因為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的英雄們表現出了在戰爭中中國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給我們帶來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們必須懂得列強是怎麼看問題的。D

　　3.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使得其他國家感到威脅的悖論

　　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言論，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使得美國和其他國家感到威脅，如《聯合早報》上一篇文章聲稱：“……在中國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中，可能使美國得到中國是其唯一最大威脅的判斷，到時美國可能和俄羅斯達成利益交換，以便騰出主要精力來對付日益壯大和反美的中國。不加遏制或疏導中國民間的反美情緒，將使中國付出較大的代價並出現21世紀最重大的戰略決策失誤”，云云。然而，放棄自我防衛能力，引刀自宮，也許可以換取別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種威脅，但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還是讓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的威脅更好些。D

　　更進一步說，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壓制住，就夠了？美國就不把中國看成是它的威脅了？美國一些戰略家說過，美國是否防備一個國家，並不取決於它的意圖，而是取決於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經說過：“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是無比遼闊、資源和人口遠遠超過美國的歐亞大板塊海岸之外的一個島嶼。在歐亞大陸的任何一半——歐洲或亞洲——出現一個佔據支配地位的大國是一個構成對美國的戰略威脅的明顯標誌，無論有沒有冷戰都是一樣。因為由此而形成的集團將具備在經濟上，而最終是在軍事上，超過美國的能力。美國必須抗擊這種危險，即使這個居於支配地位的大國顯得十分友善；因為其意圖一旦變化，美國就會發現自己進行有效抵抗和扭轉事態的能力大大減弱了。”35因此，僅僅把中國的民族主義聲音壓下去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中國分裂成一個個小國，其中的大部分貧弱到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的水準，人口餓死個十分之九，美國和其他國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別人看成是一種威脅並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有時還是一種能力的體現，一種光榮——對別人毫無威脅的只能是廢物。然而，最糟糕的情況是你本沒有任何威脅別人的能力，別人卻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脅，你還怎麼解釋都沒用，因為你雖然本事不濟，塊頭卻太大。與其如此，還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練得和自己的塊頭相符。對於中國而言，這就有必要在中國人中提倡民族主義，提倡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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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現在是全人類合作的新時代，軍事競爭已經讓位給了經濟競爭，要說有戰爭，那也是經濟戰爭了。然而，戰爭也許會換一種形式，但物種競爭的本質不會改變，所需的高尚品質更不會有任何改變。D

　　從根本上說，西方種族主義的陰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為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種形式的武力保衛自己的民族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我在這裏並沒有否定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與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衛自己為前提的。你能保衛自己，其他民族就會上門來與你合作。你不能保衛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罷了，暫時可能先容你口飯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飯量倒不小，別人豈能容你？D

　　

回覆使用道具檢舉

Grayfog

名望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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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05-9-11 01:46:07 |只看該作者大字中字小字正體化简体化載入全部圖片

回覆: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

四.精英與平等

　　這個問題我是看了話劇《切·格瓦拉》之後想到的。看了這個話劇，我和在場的大多數觀眾一樣，深受感動。20多年了，也該有點真正不同的聲音、特別是為弱勢群體呐喊的聲音出來了，即使這種聲音是片面的。從某種角度說，不片面也不行，既然這些年都是“‘窮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這樣的片面，但平靜下來想想，這確實是個重要的問題，還是要冷靜地想一想，特別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D

　　1.不應反對精英，而應問精英幹了什麼？

　　從民族振興的角度說，如果我們的精英，我們的貴族階層，真的為我們的民族做出了許多貢獻，他們從我們這裏多拿走一些東西，只要不超出他們的貢獻，對於我們的民族還是有好處的。我們必須承認，精英或貴族階層在歷史上往往能起遠遠超出他們的人數比例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經濟學家劉力群常常講：那些成為列強的國家，它們的貴族階層在民族的危亡關頭往往是高尚了一把的，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我認為，日本的貴族階層應該是高尚了兩把：一次是明治維新，另一次是戰敗後。其他如英國的貴族階層，平時懶散，養尊處優、不務正業，但在戰時，往往是他們沖在最前面，犧牲也最大。但我們的貴族階層、我們的暴富階層，他們做的又如何呢？除了從我們這裏拿走大把的錢，在國外為自己鋪墊一個舒適的家，想著哪怕中國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無事了，還想過別的嗎？想過為我們這個民族做點什麼嗎？不要說與日本的貴族階層比，就是和我們中國清末的貴族階層比，他們又如何呢？恐怕其中心存報國之志的比那時還少。據說一個銀行行長，在讀到小說《曾國藩》中曾國藩給容閎六萬五千兩銀子，叫他去歐美採購機器時，感歎道：那時的人真好啊！今天，我絕對找不到這樣一個人，能放心給他這麼多銀子，他還能把機器給我買回來。D然而，作為民族主義者，我認為，還是應該爭取團結本民族各階層的人，包括精英或貴族階層。我們應該承認精英或貴族階層的能量是比較大的，如果他們願意為民族復興而出力，他們是能夠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希望在未來，中國的貴族階層也能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精英或貴族階層不願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出力，也無視下層百姓也要活這樣一個基本要求，那麼，他們確實就沒有理由從我們這裏拿走那麼多的東西，我們就不願意給他們這麼多東西。D

　　2.關於知識份子

　　我平常經常批評知識份子。然而，我同時也認為，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知識份子的力量。實際上，知識份子也應該算是精英的一部分，他們的力量也是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我認識一個已經退了修的工廠黨委書記，困擾于工廠和工人目前的狀況，經常問我現在知識份子怎麼想。我開玩笑說：不是工人階級領導嗎？何必問知識份子怎麼想？這位當過志願軍，沒念過多少書，但卻很有政治見解的前黨委書記說：工人不行，還是知識份子管用。事實也是如此：在歷史上知識份子的作用就是大的，而在我們這個科技作用越來越大，資訊作用越來越大的時代，知識份子的作用就更大了（當然，起正面作用更大，起負面作用也會更大）——奇怪的是很多知識份子自己偏偏說自己起不了什麼作用，因而也不該負什麼責任。D

　　應該說，當今中國的知識份子中有那麼多的人不喜歡我們這個民族，以反對自己的民族為榮，是於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時代裏受了傷害有關的。而我們這個民族，正在因為我們的知識份子在那個時代受了太多傷害而繼續付出代價。我這樣說，可能又會有另一方面的人批評我：知識份子應該是與其他人平等的，為什麼他們就特別的不能受傷害？為什麼他們就要特別受到保護？我們的社會憑什麼要特別考慮善待他們？我不想在道義上爭論這個問題，我只想說，過分地傷害知識份子這個階層（我對於知識份子的定義是讀過大學的人）的代價是我們這個民族所負擔不起的。然而，今天，雖然中國的知識份子的待遇確實還有許多不如意之處，但應該說，那個時代的那種普遍的傷害是不存在了，因此，從知識份子方面說，雖然許多人過去所受的傷害值得同情，但至少不應該因此種傷害而把怨恨沒完沒了的擴展到我們自己這個民族頭上。D

　　3.人類歷史上的平等思想譜系

　　人類歷史上建立平等社會的思想譜系自佛、基督開始，在兩千年裏，一直只是寄寓于天國，然則其間一直積蓄力量，直至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才試圖把平等社會帶到人間。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付出了這麼多代價之後，雖然不能說人類社會在這個方向上沒有進步，但在建立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方面，迄今還是失敗了。人類這種追求人間平等社會的衝動在這次失敗之後，還能繼續保持下去嗎？這種追求人間平等社會的衝動究竟是會在未來修成正果，還是人類歷史上曇花一現的非常態？我確實非常困惑。D

　　然而，即使實現不了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一個相對公正，一個強者不能肆無忌憚、弱者不致求告無門，一個最窮的人也有一杯清茶、一碗淡飯，這樣一個社會總應該是可以實現的。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說，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有上述這樣一個水準的公正，又何以能凝聚整個民族，在這個星球上和其他各民族競爭呢？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至少應該包含這樣一個水準的公正和平等的訴求。D
　　從世界的角度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平等、世界大同並行不悖，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中華民族是被壓迫民族，是弱勢群體。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取得更高的地位，分享更多的資源，即意味著這個世界更公正、更平等。D

　　五.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關於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形勢，一些人樂觀，說是現在至少是安穩的，二、三十年內不可能有外敵入侵，國內也不會出什麼大亂子；另一些人則悲觀，認為國際形勢嚴峻，國內也是矛盾重重，看不出解決之道。這裏有趣的是，那些反對民族主義的人，平時往往對於中國的局勢非常悲觀，悲觀到認為中國人、中國文明都爛透了，簡直無可救藥了，但如果民族主義者一說中國面臨的局勢嚴峻，中國人應該振作起來，應對這種嚴峻的局勢，他們馬上又會破口大駡，說是中國的國際國內——當然首先是國際——形勢好得很，民族主義者在危言聳聽。D

　　我認為，至少我們不應忘了《易經》上的話：“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更進一步說，民族主義者對於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期待是比較高的，如果期待比較高，而不是得過且過就算了（更不能眼看著自己的民族慢慢被人家困死，只求自己帶著幾個家人能逃出去），那麼，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相當嚴峻的。下面我想談一談對於中國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並同時捎帶回答一些對於民族主義的質疑。D

　　1.簡論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

　　關於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關係，我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文中有比較深入的探討。我在該文中提出了“人權是目的，族權是手段”，“要外爭國權，就必須內修人權”等等觀點。我認為我把民族主義不但不反對，而且支持民主主義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D中國的未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應該是民主制，這一點我是完全贊同的。第一點，為什麼贊同？論述民主之好處的文章甚多，我的觀點和他們出入不大，故不在此贅言。第二點，更具體一點，什麼樣的民主制？如何實現？也有很多論者，我有疑惑，但苦於未能有比他們更高明的見識；我也正在思考，如能有一得之見，自會拿出來貢獻給我們的祖國；然而，我又想，我們的思考自然不是無謂的，但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變遷取決於很多因素，其最終實現形式和實現路徑實非吾等所能逆料。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大致就是這些。D

　　於是便有人出來詬病。說是民族主義對於中國國內的問題總是一帶而過，叫我學學何清漣女士，云云。又有人說，中國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不民主，國際問題僅僅是“次要矛盾”，應該先解決“主要矛盾”，民族主義談國際問題，就是故意掩蓋“主要矛盾”，云云。對此我的回答是，何清漣女士寫的反腐敗的文章，我很同意，當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圍攻她的時候我寫文章支持過她，但我並不一定非要做和她一樣的事，人本來就是各司其職的。至於“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的話，我就打個比方：譬如說空氣和水，你可以說空氣是更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因為兩分鐘不呼吸你可能就活不成了，而不喝水還可以堅持一兩天，但現在空氣很多，而水卻沒有，是不是你就不要喝水了？如果是那樣，可以很有把握的預料，你也活不成。如果談“解決”，那麼，現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沒有解決，但我們現在講民族主義也好，講自由主義也好，講社會主義也好，只是一種思想討論，並不是實際操作（如是先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先解決兩岸統一問題）。在思想討論這個層面上而言，我認為民族主義是最少被表達的，但卻並不是不重要的，而自由主義則早已佔據了90%以上的出版物和講壇。為什麼僅僅因為“主要矛盾”還沒有解決，我們就沒有權利談民族主義了呢？D

　　要講論述，每個人都有權利論述他認為自己所長並願意論述的問題，用所謂“主要矛盾”來封別人的口，毫無道理。當然，對於如民主主義這樣的重要的問題，民族主義者還是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的。這一點，我想《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文已經做了。我這裏還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對於中華民族的昌盛和強大極其重要，這個問題不解決好，中國確實難以實現富強的目標。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對於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有著很高的期待，故此當然會致力於對於國家富強必不可少的國內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民族主義者對於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高期待，他們對於國內政治的清明有著更為迫切的追求。D

　　2.逆向種族主義與中國的危機

　　“逆向種族主義”是我在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用以概括中國人自己認為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中國文明是劣等文明的一些現象。D

　　這個提法出來之後，遭到了許多人的批判。這些批判大致來自這麼兩個角度。（1）逆向種族主義是一根棍子，打擊、壓制了中國人對於自身缺點的反省。（2）如果提逆向種族主義，那麼，魯迅是始作俑者，提逆向種族主義就是反對魯迅。D

　　我根本不反對反省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文明自身的缺點，而且極力提倡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我在本文之中就有對於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文明自身的缺點的反省（於是又有人說我自相矛盾）。問題是怎樣反省，逆向種族主義是不是一種反省？D我們對於中國的情況都很不滿意，我們對於中國發生的醜惡現象都十分痛恨，我們對於中國文化中的缺點都應該好好反省。但假若進行明明白白的煽動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空前絕後的是這種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竟然是針對自己民族的，還叫反省嗎?從這一點講，我們這個民族確實病得不輕，我們確實要好好反省，首先就要反省這個逆向種族主義。

　　這裏我不得不說到魯迅先生了。首先，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鞭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對於本民族的愛是明顯的，這一點是五四時期鞭撻中國國民性的中國知識份子（不僅僅是魯迅）與80年代以來的逆向種族主義者根本的不同之處。其次，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鞭撻並非沒有失之偏頗之處。記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互聯網上與人辯論過這些問題。我反對逆向種族主義（當時我稱之為“民族自虐”）但維護魯迅先生。在辯論中我收到過一封來自多倫多的電子郵件，寄郵件者聲稱是魯迅先生的親戚。他告訴我說，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國民性的很多說法來自於日本人當時的宣傳，故此告誡我不應把魯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論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國民性的說法是否來自於日本人的宣傳，我認為，五四時期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以及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鞭撻，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我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未來》一文中寫到“‘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色彩卻無‘民族虛無主義’或‘逆向種族主義’的半點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義的，……。但是，從‘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或‘逆向種族主義’的發展還是符合邏輯的。”我認為這段對於歷史的評論是恰如其分的健康的反省不會是一種對自己民族的全盤抽象否定，不會喪失對於自己民族的愛，也不會喪失內心深處的自尊。逆向種族主義絕不是對於自身缺點的一種健康的反省，而是一種民族自虐狂熱。10年前我在互聯網上就發過一個帖子說：有了錯誤改錯誤、有了病打針吃藥，和躺在地上哭喊和咒駡自己、捶胸頓足、抓破自己的臉、拿腦袋撞地，完全是兩回事。實踐證明，20年來逆向種族主義在中國主流思想、中國大眾媒體中的大行其道，並沒有起到任何提升中國國民性的作用，反而使得中國人進一步喪失了自尊和自信，而喪失自尊和自信則很自然的導致了國民精神的進一步滑落，當然也不可能像它的支持者們聲稱的那樣，給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民主與自由帶來什麼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逆向種族主義是自我完成的。

　　我對於逆向種族主義的批判不是針對個人的。我沒有權力打什麼棍子，有這個權力我也不會打，因為我明白，這種問題絕不是能夠依靠打棍子解決的。對於那些具有逆向種族主義思想的個人，我是理解的：這160年來，中國人所受的挫折太多，被浪費的美好情感也太多，都是中國人，他們感受到的東西我也同樣感受得到。逆向種族主義深刻地反映出中國人精神深處的認同危機，乃至作為個人的自尊生存的危機。對於民族生存而言，這是一種比其他任何危機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機。我們只有以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堅韌精神和優秀品格，才能克服這一危機。D

　　3.科技落後的危機

　　在近幾個世紀以來，科技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繁榮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現在總是說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其實，真正重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經濟發展。一個國家科技先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經濟也會很發達，反之則不然。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恰恰是中國的清朝。清朝的經濟力量不可謂不強大，僅就數量而言，鴉片戰爭前不久還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其品質已經遠遠比不上西方列強——這裏經濟的品質就是指其科技內涵。結果如何呢？我們大家都看到了。到了今天，很顯然，科技的重要性更大了，因為現代科技已經有了比那時更可怕得多的力量。比如說，生物學、電腦科學、納米技術、新材料，等等，在這些方面的重大突破很可能會使得首先掌握這一突破的人們獲得對於其他人的絕對控制權。D

　　從科技落後的角度講，中國的危機也是非常深重的。這裏更可怕的是我們的精英階層、我們的大眾傳媒自己意識不到中國科技落後的嚴重性，總是在那裏用一些虛假的“好消息”來矇騙自己和大眾。比如中國參加了人類基因組測序百分之一的工作就大吹大擂中國在生物遺傳科學上的水準，比如大吹大擂“中國的電腦技術只比美國落後幾個月”，比如大吹大擂與科技基本上不沾邊的所謂“知識英雄”，比如大吹大擂所謂“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絲毫不想貶低中國科技人員所付出的艱辛勞動。我本來出身於理工科，我的許多同學都工作在中國科技的各個重要崗位上，包括電腦科學、生物遺傳工程、新材料、航太等，我知道他們是在怎樣的不利條件下工作的，我也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國外同行中也是佼佼者，我對於他們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正是他們使得我對於中國科技的真實情況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瞭解，我深深的知道情況很不好。D

　　然而，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對此卻仍然處之坦然呢？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假設：地球村了，美國人的科技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科技。所以，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沒有必要搞高科技，安心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國際分工中安於低技術勞動就行了。所以，大眾傳媒把買來的外國高技術產品——我們往往只是做了一些技術含量極低的組裝，甚至只是包裝——的水準吹成了我們自己的科技水準。D

　　落後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對於這種落後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最後還編出一些謊話來欺騙自己和別人。中國人必須在科技方面真正的振作起來，而不是熱衷於搞一些的花架子（最近的最大的花架子就是在傳媒上大肆吹噓那些幾乎沒有任何科技含量的網路公司。我再強調一遍，這些網路公司也許在使用一定程度的新技術，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就是高科技公司：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買個衛星電話來使用，也可以服用最新發明出來的抗菌素，但這能說明這個人已經掌握了高科技嗎？）。時間很可能並不站在我們一邊。僅舉一個例子，那些大吹大擂“中國的電腦技術只比美國落後幾個月”、“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人很少提到中國在大型積體電路，這個計算機工業的基石方面的水準。中國人都知道計算機工業的“摩爾律”，即每隔18個月矽晶片上集成的電晶體數就會翻一番，但中國人可能還很少有人聽說過“第二摩爾律”，它是說，隨著晶片的複雜程度加高，每隔4年晶片生產成套設備的成本就會翻一番。這一趨勢必將使得技術和生產更加集中到在這個領域現有的贏家手中，而現在的輸家在未來輸得更慘。這是一個在現代科技中，由於技術的特性所決定的，已經跑在前面的給你腿上綁上個風火論，已經跑在後面的給你腿上綁上個沙袋的典型事例。這個現實與“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臆想完全對立——當然，技術的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相反的拉平趨勢也是有可能出現的。科技落後完全可能危及到中華民族的生存。D

　　總之，我認為中國面臨著四個方面極為嚴峻的挑戰。即：（1）生存空間的狹小、自然資源的匱乏、環境的惡化。（2）科技的落後。（3）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4）民族精神的矮化、民族凝聚力的喪失。D

　　中國人必須在這四個方面都取得勝利，才有可能在將來維持一個體面的生存。而這既要靠我們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堅韌精神和優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對於我們的眷顧。(限於篇幅，本文注釋從略)D

　　本文是作者2000年6月25日在香山所做的關於民族主義的演講的紀錄，全文約40000字，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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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省思】 論中國民族主義之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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