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七天就可亡台可能性？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分分合合的歷史。傳統的王朝更迭模式進行到1840年-1910年的時候，因為西方勢力的入侵而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變化。帝制直接在西方民主的呼喚中滅亡，但是舊勢力舊思想在中國卻遠沒有滅亡。孫文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並不徹底。以袁世凱為首的一大批清朝舊官僚投機革命，建立了北洋軍政府。雖然革命黨人想通過和平的方式對這個政府進行西方民主化改革的嘗試，但是並沒有成功。儘管如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依然堅持著他們西方式的民主理想：政府民選，軍隊國家化。而過於理想的革命黨人無法使用選票等和平手段來說服手握兵權的軍閥首腦。這一切讓革命黨人認識到，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達到目的。孫文在廣州組建國民政府，創建國民革命軍，於1924年發動北伐戰爭，討伐北洋軍閥政府。與共產黨和蘇聯的合作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同時孫文從蘇聯引進的黨掌握軍隊的模式。這樣中國就出現了黨控制的軍隊。孫文對於中國民主進程的本意是，黨臨時掌握軍隊-控制了全國局面-訓政-憲政-把軍隊歸還給國家-最終實現政治民主，軍隊國家化。可是孫文沒有想到的是在黨掌握了軍隊之後，黨發生了分裂，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本牢固的政治同盟發生了互相攻擊的情形。

國共的分裂，是革命路線的分裂，而不是對革命的背叛。儘管國共雙方都指責對方叛變革命,因為從雙方的政治綱領上看，雙方的最終目標是存在衝突的。孫文的國民黨要在中國建設資本主義,而共產黨要實現共產主義。雙方的分裂是必然的結果。之所以兩黨能夠組成同盟，是因為兩者在當時擁有共同的敵人 ——北洋軍閥。另外國共的合作方式也是雙方分裂的原因之一。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與國民黨進行合作。這種方式在各自黨內都存在分歧。共產黨在加入國民黨後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不安。1927年馬日事變和四一二政變之後。大量共產黨人被拘捕或屠殺，共產黨人的活動也轉為地下。共產黨為了反抗國民黨的鎮壓，利用手中控制的少量的國民革命軍武裝反抗。1927年，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國民黨稱之為「南昌暴動」），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中國工農紅軍」，而原本的國民革命軍，大多數被國民黨控制，繼續北伐統一全國。從此，軍隊為黨的事業而戰，國共兩黨都有了開戰的資本。內戰爆發了。

國共內戰是國共兩黨因為政見上的分爭，而引發的戰爭。和以往不同的是雙方的軍隊都是黨控制的軍隊。軍隊成了黨的政治工具，為黨的理想互相廝殺。黨能夠有控制軍隊的行為或職能，起源就在於蘇聯的十月革命模式和孫文的引進。如果沒有黨對軍隊的控制，就不會有國共內戰；然而，如果沒有黨對軍隊的控制，也不太可能會出現北伐的勝利。不管怎麼說國共內戰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無論結局如何雙方的都對戰爭負有責任。

政治上舉措失當

就國共兩黨的會商方面而言，國民政府在戰後因應國民普遍厭戰的心情，旋即主動邀請毛澤東前往重慶舉行會談，毛澤東初不以為意，後考慮到實際環境還是參加了，[1]這雖然使得國民政府在這方面取得了主動，但在日後的會談進行過程中，國民政府在議題的設計卻反而使得主導權落入共產黨的手中，國民政府因而無法經由會談取得較大的成果；相反的，中共運用重慶會談有效地宣傳，以達到打擊對手，拉攏中間派系的目的。[2]

其次，在處理外交問題上，國民政府的過份親美排蘇，也使得國民政府在處理國共問題上面臨極大的困難。雖然，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頗大，[3]但是日後國民政府未完全依約行事，導致蘇聯的不滿，因而全力支持中共。[4]蘇聯本來對華外交便是以中共為籌碼，以換取蘇聯在華的利益與對其國家安全的保障，[5]因此當國民政府表現的太過親美時，蘇聯便支持中共以迫使國民政府在美蘇問題上保持中立。對於國民政府而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本來就是為了避免蘇聯對中共的直接援助，[6]但是在親美的外交路線下，難免為使蘇聯感到不安，加深彼此的誤會，導致條約形同具文，使得蘇聯全力支持中共。[7]

戰後，美國一直希望促成中國組成聯合政府，以避免中國可能發生的內戰成為美蘇戰爭的導火線，因此一直積極干預國共雙方的和談，並且介入調處國共間的內戰，以使雙方停火，組成聯合政府。馬歇爾來華調處，促使國共雙方再次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在國共雙方互有退讓的情況下勉強達成協議，[8]但國民黨卻在其六屆二中全會中否決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給予中共大加批評的機會，也使得中共獲得更多第三黨人的同情。

第三，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的戰後接收問題處理不當，也導致淪陷區人民大為反感，加以經濟狀況嚴重，人心思變，國民政府又無力挽救，終於導致國民政府丟失大陸。[9]

最後，國民黨在面臨強大的競爭對手時，往往以分裂代替團結，致使對手有機可乘。國民黨內派系眾多，彼此之間的恩怨亦多，在國共內戰進行的同時，國民政府企圖以民主改革的形象挽回逐漸喪失的民心時，開始推行憲政，各派系由於選舉恩怨，反而引發更劇烈的派系鬥爭。複雜的派系問題，也為國共內戰中的國民政府投下了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就國內政治情況而言, 政府在抗日期間, 結納各派人士, 一致抗日. 至日本投降, 共同敵人消滅, 各派又形分離. 再加以中共的拉攏與分化, 形成反政府的勢力. 至政府內部人士對共黨問題的態度, 亦未能一致, 實亦影響本身的團結, 削弱本身的力量. 尤以李代總統戡亂後期的倡和, 自亂陣營, 致半壁河山, 不戰而失. 事後一逃了之. 其誤國之大, 莫此為甚!

軍事上的失利

國軍初期在戰場上獲得較大的成就，但隨著收復區的擴大，國軍的兵力便由於過於分散，導致國軍雖然在總兵力上佔有絕對多數，但是在局部戰場上卻又相對居於劣勢。相反的，共軍在退卻的同時，卻將軍力集中使用，以將國軍孤立部隊個個擊破。[10]國軍兵力分散的原因，在於國軍接收時的戰略目標──掌控城市並鞏固交通線。但共軍卻以鞏固其解放區為其戰略目標，並在解放區建立有效的動員機制，為下一階段的國共內戰作準備，同時也利用村莊來包圍都市，使都市成為個別孤立的據點。[11]同時，在國共內戰中，對於據點的「名」、「實」之間的爭奪而言，國軍比較堅持「名」的方面，而共軍則較為「務實」些，最為明顯的例子便是胡宗南於1947年攻下延安，[12]在此軍事思想下，國軍在整個戰爭中，顯示出對城市的固守性質，使得共軍獲得較大的實利。

國軍對共軍的軍事對決中，國軍最大的弱勢在於國軍內部派系林立，臨戰時不能同心協力，此狀況不僅存在於中央軍與地方軍系，甚至於中央軍內部亦然，相較於國軍內部的派系恩怨，共軍雖然亦存在有軍事派系，但在面臨戰爭時，他們卻能同舟共濟，從而能有效地打擊國軍，獲得軍事上的勝利。

國民政府在對地方軍隊的運用也影響了國共戰爭的力量對比，國民政府對偽軍的排斥，或輕視的心態或多或少，影響了偽軍在國共內戰中的立場。同時，國民政府對於地方軍系的軍事部署，也使得地方軍系的首長認為：「國民政府有意犧牲他們，使他們成為國共內戰中，最大的受害者」，此種心態並非因為國共內戰才產生的，而是早自中原大戰以來，各地方軍頭紛紛感到有此可能，由於地方軍人對中央有如此長久以來的不信任感，所以他們在面臨前有大敵，後無援軍的情況下，很容易地就向中共投降。再者，中共對這些地方軍隊的軍運，也促成了地方軍隊的「起義」。

國軍在指揮系統、情報系統上亦有嚴重的疏失。[13]就指揮而言，由於蔣介石經常遙控指揮，往往導致前線指揮官不了解自己管轄的部隊所在何處，甚至導致前線軍事部署的混亂，一則指揮官無從指揮，[14]二則軍隊主官面臨令出多門，往往不知如何執行，必須反覆請示中央，如此往復，導致戰機的失誤。且國民政府國防部的決策核心，便已有中共地下黨人潛伏，如劉斐、郭汝瑰等人，甚至有些軍事計畫便是出自其手，因而有將領稱：「國防部的軍事部署下達部隊的同時，共產黨也取得一份了。」就情報方面而言，國軍由於欠缺對農村的控制，且對共軍的情報不明，因而導致有些情報早已過時而不自知，反而因此而陷入共軍的陷阱。相反的，共軍一方面由於有地下黨員潛伏國防部高層，能即時掌握國軍的戰爭計劃，以為應對。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對農村的有效控制，使得其行蹤難為國軍得知，而國軍行動反而為共軍所偵知，因而喪失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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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還包括了蘇聯對華的態度，張玉法於《中華民國史稿》稱：「是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至重慶談判，毛不接受。經史達林電勸，謂中國不能再內戰，毛始於8月28日偕周恩來等至重慶。」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1998，頁443。

[2] 「在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同各黨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國友好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與交談。他們向各界人士宣傳、闡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民主的願望，爭取了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和支持。」引自陳廷湘主編，《中國現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464。

[3] 「早在蘇俄允許共軍進入東北之初，蘇俄一方面不准用共軍名義，同時也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毛澤東一度為此大發雷霆，強調批評史達林不許他革命。」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另，「史達林在1945年8月15日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撰文時，更明確表示：『蘇俄政府願意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次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黨政府。』史達林並率直勸告中共：『應與蔣介石締結暫時協定，參加蔣介石的政府，解散軍隊。』」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60。從上可看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共的衝擊。

[4] 其實，蘇聯亦沒有完全按照條約行事，《劍橋中華民國史》：「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的手中。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採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829。

[5] 張玉法於其《中華民國史稿》稱：「蘇軍在中國東北支持共軍的作法，顯然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與精神相違。」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45。

[6] 「戰後國民政府對蘇俄讓步，主要在換取蘇俄的支持，並希望蘇俄約束中共，使與國民政府合作。」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432。

[7] 其實，美國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也使得蘇聯不得不懷疑美國人的企圖。「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台灣和滿洲。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北平、天津和北方其他要地。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衝突中不介入的原則。但是，既然衝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隱含了一種矛盾。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不介入”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內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徵。」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28。

[8]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33。

[9]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的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財產，若屬於非法占有的，要麼應發還原主，要麼應依據官方所定的程序移交新主。……但是，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議詞(劫收)，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政府官員對待前佔領區居民的態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確。……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偽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淨化之前，不適於繼續學習，作為“偽學生”，應當幫助他們“洗掉思想上的汙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42-845。

[10] 中共軍隊在後卻的同時並未受到致命的打擊，因而保存了實力，以備決戰時使用。1946年10月馬歇爾便曾警告蔣介石，指出中共「儘管他們在退卻，但是並沒有投降。當共產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並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鬥，那麼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由於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製造無窮無盡的麻煩。」但蔣介石為勝利所迷惑了，未能注意到這個警告。引文出自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4。1946年9月，毛澤東指示共軍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爭的特點。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殲敵的目標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得地方。力求速決的目的在於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5。

[11] 「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於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56。「在『人民戰爭』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60。

[12] 「攻占延安為國民黨人的戰爭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儘管這證明是一個束縛部隊的軍事包袱，這些部隊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評論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離開晉南進攻延安，只不過是拿山西的30個較為富庶的縣去換陝西的45個窮困縣。」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78。

[13] 「政府的指揮官們從沒有學會有關速度和果斷的課程，而這是他們對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揮官們對機械化部隊作戰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的理解。因此，他們決不可能從這兩個他們完全獨占的方面獲得應得的好處。他們的防禦之所以很糟，不僅是因為相互不團結和猶豫不決，還因為戰術計畫不當、情報和後勤支援不充分。」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89。

[14] 蔣介石在下野前，便已經有越級遙控指揮的情事，下野後亦然。「蔣介石先是從其退隱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後是從台灣，繼續巧妙地操縱軍政事務。……。(1949年)在這一年早些時候，他已成功地把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忠於他的若干個殘留下來的精銳陸軍師，以及政府價值三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儲備轉移到了台灣。」，「他(蔣介石)對李宗仁及桂系成員白崇禧將軍在長江以南組織可靠防禦的企圖進行暗中破壞。」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頁892。

國民黨當初在大陸貪污腐敗美國原本要援助中國的款項很多被上海孔宋家族貪污這事情當時的美國報紙也有報導再加上共產黨的宣傳成功許多的國軍將領及官員陣前倒戈例如抗日名將傅作義原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卻因毛澤東寫一封信給他就"和平解放北平"了讓共軍進入北平傅作義原是非常忠貞的國民黨員抗日戰爭期間立了不少功勞連這樣的人才後來都投共了其他人投共就不稀奇了難怪後來老蔣兵敗如山倒中國一夕山河變色的確是有跡可循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因通貨膨脹，濫行印製紙鈔而導致貨幣大貶值，國民政府為挽救經濟財政危機，1946年以來，屢有改革幣制之議。1948年8月19日，正式宣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即日起，以金元為貨幣本位，發行金圓券，限於9月30日，收兌法幣及東北流通券。

民國三十七年，國民政府任命蔣經國到上海執行金圓券的法令，所有私家銀行的金、銀和外幣，須上交到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金元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金元2元折合銀幣1元，金元4元折合美鈔1元。人民不得持有黃金、白銀、銀幣、外幣，均須於12月31日前兌換金圓券，並限期登記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所有物價以8月19日為準。金圓券總額為20億，估計2億金圓券可回收全部法幣及東北流通券（20億金圓券等於通貨膨脹10倍）。可是，不改革財政經濟，僅以一種新幣制代替舊幣制，斷難有成。內戰不停，又焉能談經濟改革。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金圓券重蹈覆轍，國民政府又以銀元券取代金圓券，兌換比率為以一銀元兌換金圓券五億元。由於銀元券的發行未能減輕中國的通貨膨脹，加上國民政府貨幣政策朝令夕改，國人對手持的貨幣完全失去了信心，這也是國民政府崩潰的原因。

政府動員戡亂, 仰賴大量發行紙幣, 均為形成惡性通貨膨脹的原因. 按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實行法幣制度後, 對抗戰貢獻至大. 戰時物價雖有波動, 法幣亦有貶值, 尚非如戰後完全失去控制作用. 尤其從民國三十六年以後, 發行量激增, 通貨膨脹更為加速. 是年初, 法幣發行總額為三萬五千億. 到了七月便達十萬億. 二月十七日, 政府乃將美元對法幣的兌換率, 由一對三三五零提至一對一二零零零. 然在抗戰前之比率僅為一對三, 戰時為一對二零. 到這年九月, 比率升至一對三八零零零, 十一月升至一對七三零零零. 但黑市比率更高得多. 三十七年八月竟升至一對一二零零零零零零(一千二百萬). 食米一斗二千萬元, 香煙一盒二十萬元. 這年八月十九日, 政府發行金元券代替原有的法幣, 規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幣三百萬元, 與美元的兌換率一對四. 人民持有金銀外幣者, 須在限期內兌換新幣. 國人的反應, 最初極為良好. 但至十月以後, 各地便發生搶購現象, 上海, 南京等地糧食奇缺. 十一月十一日, 金元券的發行已達規定二十億的極限, 於是工商停頓, 社會經濟陷於混亂狀態. 其物價指數由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的一零零, 至三十八年四月下半月則為一零零乘三七零零零零. 人民與軍隊都要求使用硬幣(銀元). 到了七月, 政府在廣州又有銀元券的發行.
金元券的崩潰, 使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 大為喪失. 過去信任政府而將自己所持金銀外幣兌換新幣, 瞬間化為烏有, 不免失望與埋怨. 至一般人民及軍公教人員, 則因物價飛騰, 生活艱苦, 自易發生求變心理. 青年學生因對現狀不滿, 在中共的煽動下, 不斷發生 " 反戰 " 與 " 反飢餓 " 的風潮. 這些動亂不安的現象, 都是造成戡亂失敗的因素.

鐵之狂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