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之狂傲

標題: 從外語傳入說到同文館 [列印本頁]

作者: 雲荻 時間: 05-4-10 00:34
標題: 從外語傳入說到同文館
作者:王學泰

排異反應大約是生物的特性，不僅在身體內部很難容忍外來的東西，身體之外也是這樣。每當有了異於自己的事物出現在眼前，人的本能反應第一是驚訝，第二就是排斥。語言是最能表現人的體內外特徵的，因此人們對於異於自己的語言尤其敏感。自周代起統治者就提倡“雅言”（當時以關中話為“雅言”）了，要求讀《詩》《書》，典禮司儀都要用“雅言”，無形中這是對方言的排斥。《孟子》中提到說楚方言的人是“南蠻舌”之人。對於同屬華夏的方言尚且如此，對於外國人說的外國話自然是不在眼下了。

一
　　然而很奇怪，東漢中葉以後當我們第一次較大規模與完全陌生的外國文——梵文、盧文——接觸的時候，並沒有引起什麼風波，更沒有發生引人注目的歧視與排斥。甚至與常態相反，我們對懂得這些文字的人們還很欽佩、尊敬。在《維摩詰經注序》中描寫西域和尚鳩摩羅什開壇講經的丰采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複”。鳩摩羅什一面翻譯，一面講經，僧俗聽眾，畢恭畢敬，表現出對精通佛理和諳熟梵文高僧的尊重。那時不僅把精通外語者請進來，而且還不辭辛苦地走出去，東晉的法顯，唐代的玄奘歷經瀚海大漠，西天取經，都是勇於向外學習的典範。為什麼文人士大夫對這些外語外文沒有抵觸，反而羡慕精通梵文的人呢？這與佛教很快被國人接受，並在中土紮下根來有關；另外，當時華夏文化正處於發展上升時期，文人士大夫胸懷寬廣，對於異邦文化很有容納量。
　　
第二次陌生的大規模外國語傳入則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歐洲語言文字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英語。這次的外語西來與那次“番語”截然不同，它是伴隨著炮艦鴉片一起來的，因此國人一開始就對它充滿惡感，稱之為“蟹行文字”（英文等橫排，如同螃蟹橫行）。有文化的上層人士也由於文化的衰敗腐朽，頭腦冬烘，除了一部分為了個人利益無恥媚外以外，大多對於涉外的事情是持敵視態度的。同光年間，與外國互派使節。中國使節是代表皇帝出使外洋，一路也稱“欽差”。途徑州縣都要按照欽差的規格迎送，各處州縣官多鄙視。有的竟說：“此算什麼欽差，直是一群漢奸耳”。郭嵩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要找十幾個隨員，竟無有應者（皆見佚名《外交小史》）。這些在今人看來都是匪夷所思的。
　　
到了咸豐年間，英法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直進北京。洋鬼子登堂入室，你想閉著眼睛不理他不成了。此時語言交流自然成了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清官員中幾乎沒有會外語的，要找翻譯也很難。葡萄牙人佔領的澳門、英國人佔領的香港和已經開放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等地，由於現實生活的需要和貿易的需要，一些商人懂得了外語。最初清政府的官員用他們作通事，能夠解決一些日常的交流，但很難與外國人做深入的交談，因為這些懂外語的商人知識面有限，所懂的外語一般也是與商業貿易有關的，如貨物名稱，價格多少之類，很難登大雅之堂。
　　
為了瞭解“夷情”和外交的需要，洋務派的領袖李鴻章向朝廷上奏《請設上海學館折》。提出了清政府應該建立培養外語人材的學館，以便利與外國溝通。他說：“互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夥。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翰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然而就是到了這個時候（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作為大學士和軍機大臣的倭仁（當時的理學家）還上奏“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他說中國問題的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藝”。禦史張盛藻上奏也反對建學館事。他說，天文算術之類的事情，應該由欽天監（掌管天文曆算的衙門）去管，製造工作，應該由工部管（因為擬議籌辦學館除了學習西洋語言文字外，還要學西學，如數學物理之類），文儒近臣，不應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這種無知愚蠢的奏文竟然在北京官場中廣為傳誦，以為至論。可見當時北京的風氣。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二十多年了，挨了那麼多打，頭腦也沒有清醒過來。
　　
寫到這裏不由得使我想起清王朝歷史責任問題，現在許多史學家在吹捧“我大清”，對康雍乾讚頌已經到了肉麻的程度；對於晚清則多以“賣國”二字輕輕了之。其實，有清一代，最高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更多的是誤國。清朝歷代皇帝最關注的還是如何統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除了漢文化圈以外的世界是兩眼一抹黑的，他們絕對不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從康熙起就失去了許多使國家富強的機會，失去了進入世界強國之林的機遇。鴉片戰爭以後，顢頇的清統治者又死抱住祖宗之法不放，不肯進步，連外語這個簡單交際工具都不想去掌握，舉國之大，有四億人口，與外邦打交道卻連一個合格的翻譯都沒有，簡直是荒唐而又可恥。清政府在外交上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不可勝計。

二
　　政治現實的需要是迫切的，以教授外語和西學為主的官辦學校同文館終於在同治元年開張了。此年六月十一日正式開學只招到了十名學生。從學生數看來很可憐，但它是我國第一所官辦的外語和西學學院。
　　首先這個名字就很可笑，“同文館”本來是宋代接待外國使節的招待所之一。因為它是接待高麗人，高麗與宋同屬漢文化圈，高麗也使用漢字，高麗與大宋是屬於“書同文”的，所以以此命名。清廷把教授自己子弟學外語的地方取了這樣一個怪名字，是你去與西洋人“同文”，還是讓西洋人與你“同文”呢？有人把“同文”解釋作“通文”也很勉強。
　　
同文館在頑固派的反對聲中開鑼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招不到學生。現在學外語是個熱門，外語學院與藝術院校是目前最有錢的高校，就是有千軍萬馬在擠這兩條道。那時彌漫社會的是科舉崇拜，誰肯問津洋鬼子的東西呢？漢人的讀書人家認為只有讀儒書，寫八股，考秀才、舉人、最後中進士，當官，才是人生中的正途。正像《儒林外史》中的馬二先生所說，人生在世，總以“文章舉業”為主，就是孔夫子活到今天也得如此，他老講“言寡尤，行寡悔”，誰給他官做？這就是社會輿論，也是漢族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態。
　　
同文館最初只能在“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八旗子弟”中遴選。即使是旗人也受到漢人科舉至上風氣的影響，旗人也不願意去。怕把自己賣給洋鬼子。朝廷只好以物質刺激的辦法，多給助學金（當時稱作“膏火費”意為晚上點燈閱讀的花費），每月三兩白銀（《儒林外史》中開篇講的那位鄉村塾師周進，一年薪金才十二兩白銀），讀一兩年後，可升至六兩。學生學習成績好，高班學生如能給低班學生輔導的話，還要給以報酬，最多可以拿到十五六兩銀子。這樣一個學生一年可以拿到近二百兩的銀子。那時一個七品知縣，正式的年薪才七十多兩。至於同文館學生的伙食更是現在學生難以想像的，天天三頓宴席。甚至夜裏聽戲晚歸，可叫廚子做夜宵，送到寢室來。就是這樣來學習的學生仍自覺矮人一等。同文館優秀學生張德彝後來做到駐英國、法國等國公使，官至三品，就這樣，他晚年回憶自己一生時，還對子弟說：“餘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可見當時洋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第二問題是教師多不合格。同文館很少聘到真正的教師，當時中國人沒有精通外語的，只能從來華洋人中選。這些洋人多是外國駐華公使或總稅務司署負責的洋人推薦的。這些被推薦來教書的人流品複雜，大多沒有教書經歷。有的是西洋浪人，看上了每月三百兩銀子的薪金；有的是為了在同文館中學中文的，邊教邊學，學好了也就走了。有的是推薦者的親屬，如夫人之類。這些人沒有學問，對教學也不認真，很難培養出水準高的學生。有的學俄文的，學了六七年連字母表都背不下來。
　　
當然，更成問題的是，主持同文館者沒有近代辦學理念，把學校辦成了衙門，學生都是老爺。最初連學制都沒有，成了混日子的地方。光緒十一年（1885）同文館整頓、制定了《同文館章程》18條，《續增同文館條規》8條。在招收學生方面，有了改進，招收的主要對象是年齡大，已通漢文，有了出身（指舉人、進士之類的功名）的人。並建立了科目。分語言文字和科學兩類。語言文字有英、法、德（當時成為“布文”，即布魯士文）、東（日本）文；科學分算學、格致（物理）、化學、醫學。光緒二十四年開辦京師大學堂，科學各科併入大學堂。學生按照學習時間的長短和實際水準，分為前館、後館。前館即高年級，相當現在的專科；後館為低年級，相當於現在的中學。學制八年。
　　
同文館在當時腐敗老朽的中國仿佛是怪物，受到人們的嫉視，最後在要掃蕩一切洋鬼子的義和團運動中被摧毀。1900年義和團在老佛爺的支持下開進北京，在各衙門設壇作法。同文館的老師學生皆屬於洋鬼子和二毛子，為團民鎮壓物件，早已逃之夭夭。大師兄在這裏開壇辦公。令人驚奇的是，大師兄下達訓令和代天發佈文告時用的印信，卻是同文館總教習的圖章。圖章上滿是“蟹行文字”。團民們不認識，大師兄說：這是“天文”，你們不懂，是洪鈞老祖賜給我的。這也是一種“洋為中用”吧！
　　

《大地》 (2005年第五期、第六期合刊)

作者: 空魚 時間: 05-4-10 10:28
標題: 回覆: 從外語傳入說到同文館
看了這篇才越覺得清末中國的悲哀

完全不願意去接受新事物

難怪會滅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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