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的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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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書院      作者：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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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裡，孫文有一次山西行，據《國父年譜》，這一行程如下：
　　先生既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乃一面從事計劃，一面親往各地視察。先於九月六日赴張家口，視察中國工程師詹天佑自行設計修建於第一條鐵路，旋返北京。時山西各界紛電邀請先生赴晉視察，國民黨山西支部並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棟來京迎迓，先生乃於十七日離京去晉。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張繼、吳鐵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納，交通部亦派葉恭綽沿途照料一切。先生於正大路車中，曾詢梁上棟曰：“你是學工程的，你對於正大路用窄軌有何意見？”梁答：“除非萬不得已，仍以用標准軌為宜。”先生復問：“你對於我的建築鐵路計劃，有何意見？”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計劃。”先生乃對梁說明其十年內建築二十萬裡鐵路於計劃。繼詢山西礦務及軍政情形，梁據實以答。先生頗以山西內部不協為憂，囑張繼、梁上棟等設法調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閻錫山談話，言及吳祿貞被刺事，不勝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軍政界在山西大學禮堂開會歡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說，勖各界仍本革命犧牲精神，努力前進，因建設時代較破壞時代更應加倍犧牲。下午，山西衣工商學界在勸工陳列所開歡迎會，先生演講“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二十日，赴國民黨山西支部指示關於國會選舉事宜。二十一日離晉，仍搭正太路車，閻再派梁上棟送至石家莊〔注一〕。
　　孫文在山西，有過三次演講，據《國父全書》，三次演講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在太原各界歡迎會演講，題目是《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學界歡迎會演講，題目是《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閻都督歡迎會上演講，題目是《山西贊助共和之功》。在這三次演講中，孫文有這些話：
　　第一次——“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伯川之功。不唯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人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屢次失敗，滿清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第二次——“前在日本之時，嘗與現任都督閻君謀劃，令閻君於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面鼓勵各省進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雖成，而吾濟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壞易而建設難也。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當統一是也。
　　晉省於民軍起義之際，既立此好榜樣，則今後於中國重行建立之事業，亦當為各省模範，庶民國數月來外患迭生險像，消滅於無形。”
　　第三次——“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共和成立，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孫文提到的閻都督伯川（閻錫山），事後在“回憶錄”中，在引了上面三段演說後寫道：”這對我實在是過獎之辭，而山西革命同志與全體軍民，受此鼓勵，則感到萬分興奮，並對我們偉大領袖孫總理永遠崇拜不已。”
　　其實，閻錫山所說的“過獎之辭”，並非謙虛之言，倒真是過了獎的了。因為孫文所說的“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是與事實不符的。事實上，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時，各地的響應次序，是這樣的：


┌────┬────┬────┬──┬─────────┬─────┐│起義日期│舊歷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起義後 │　　│　　　　　　　　　│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　　　　│武昌│孫武、蔣翊武、熊秉│黎元洪　　││　　　　│日　　　│　　　　│　　│坤　　　　　　　　│　　　　　│├────┼────┼────┼──┼─────────┼─────┤│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長沙│ 焦達峰、陳作新 │焦達峰（後││二日　　│日　　　│　　　　│　　│　　　　　　　　　│為譚延闿）│├────┼────┼────┼──┼─────────┼─────┤│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西安│張鳳翙、錢鼎、張鈁│張鳳翙　　││二日　　│日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二│第十三天│九江│ 徐世法　　　　　│馬毓寶　　││三日　　│日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八│第十九天│太原│　　　　　　　　　│閻錫山　　││九日　　│日　　　│　　　　│　　│　　　　　　　　　│　　　　　│└────┴────┴────┴──┴─────────┴─────┘┌────┬────┬────┬──┬─────────┬────────┐│起義日期│舊歷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　　　　│起義後 │　　│　　　　　　　　　│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昆明│張文光、彭蓂、趙復│ 蔡鍔　　　　　 ││一日　　│日　　　│天　　　│　　│祥、羅佩金、李根源│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南昌│　　　　　　　　　│ 吳介璋（後為彭 │ │一日　　│日　　　│天　　　│　　│　　　　　　　　　│程萬、車烈鈞） │├────┼────┼────┼──┼─────────┼────────┤│十一月四│人月十四│第二十五│上海│李平書、陳其美、李│陳其美　　　　　││日　　　│舊　　　│天　　　│　　│燮和　　　　　　　│　　　　　　　　│├────┼────┼────┼──┼─────────┼────────┤│十一月四│九月十四│第二十五│貴陽│張百霖、黃澤霖、賀│楊蓋城（後為楊 ││日　　　│日　　　│天　　　│　　│國昌　　　　　　　│伯舟）　　　　　│├────┼────┼────┼──┼─────────┼────────┤│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杭州│周承業、朱瑞　　　│湯壽潛　　　　　││日　　　│日　　　│天　　　│　　│　　　　　　　　　│　　　　　　　　│├────┼────┼────┼──┼─────────┼────────┤│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蘇州│章梓　　　　　　　│程德全　　　　　││日　　　│日　　　│天　　　│　　│　　　　　　　　　│　　　　　　　　│├────┼────┼────┼──┴─────────┼────────┤│十一月六│九月十六│第二十八│鎮江 林述慶、許崇灝　　│林述慶（鎮軍都 ││日　　　│日　　　│夭　　　│　　　　　　　　　　　　│督）　　　　　　│├────┼────┼────┼────────────┼────────┤│十一月六│九月十七│第二十八│桂林 章陶岩、陳元伯　　│沈秉坤（後為王 ││日　　　│日　　　│天　　　│　　　　　　　　　　　　│芝祥、陸榮廷） │├────┼────┼────┼──┬─────────┼────────┤│十一月七│九月十十│第二十八│石家│（吳祿貞起義，失 │　　　　　　　　││日　　　│日　　　│夭　　　│莊 │敗）　　　　　　　│　　　　　　　　│├────┼────┼────┼──┼─────────┼────────┤│十一月九│九月十力│第三十天│廣州│胡漢民、朱執信　　│胡漢民　　　　　││日　　　│日　　　│　　　　│　　│　　　　　　　　　│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一│福州│彭壽松、許崇智　　│孫道仁　　　　　││日　　　│日　　　│天　　　│　　│　　　　　　　　　│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二│安慶│張彙滔、管鵬、吳旸│朱家寶（後為孫 ││一日　　│一日　　│天　　　│　　│谷　　　　　　　　│毓筠）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四│濟南│丁世嶧　　　　　　│孫寶琦（旋取消 ││三日　　│三日　　│天　　　│　　│　　　　　　　　　│獨立）　　　　　│└────┴────┴────┴──┴─────────┴────────┘┌────┬────┬────┬──┬─────────┬───────┐│起義日期│舊歷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　　　　│起義後 │　　│　　　　　　　　　│　　　　　　　│├────┼────┼────┼──┼─────────┼───────┤│十一月二│十月初二│第四十三│重慶│張培爵、楊庶堪、測│張培爵　　　　││十二臼 │日　　　│天　　　│　　│恃、失夕洪　　　　│　　　　　　　│├────┼────┼────┼──┼─────────┼───────┤│十一月二│十月初五│第四十六│瀘州│　　　　　　　　　│劉朝望（川南都││十五日 │日　　　│天　　　│　　│　　　　　　　　　│督）　　　　　│├────┼────┼────┼──┼─────────┼───────┤│十一月二│十月初六│第四十六│沈陽│（藍天蔚起義，失 │　　　　　　　││十六日 │日　　　│天　　　│　　│敗）　　　　　　　│　　　　　　　│├────┼────┼────┼──┼─────────┼───────┤│十一月二│十月初十│第四十八│成都│尹昌衡、董修武、周│蒲殿俊（後為尹││十六日 │日　　　│天　　　│　　│駿　　　　　　　　│昌衡）　　　　│├────┼────┼────┼──┼─────────┼───────┤│十二月二│十月十二│第五十三│南京│徐紹楨　　　　　　│程德全　　　　││日　　　│　　　　│天　　　│　　│　　　　　　　　　│　　　　　　　│├────┼────┼────┼──┼─────────┼───────┤│十二月二│十一月初│第七十四│開封│（張鐘端起義，失 │　　　　　　　││十二日 │三日　　│夭　　　│　　│敗）　　　　　　　│　　　　　　　│├────┼────┼────┼──┼─────────┼───────┤│民國元年│　　　　│第八十五│灤州│（王金銘、施從雲走│　　　　　　　││一月二日│　　　　│夭　　　│　　│義，失敗）　　　　│　　　　　　　│├────┼────┼────┼──┼─────────┼───────┤│一月七日│　　　　│第九十天│伊梨│楊纘緒　　　　　　│廣福　　　　　│├────┼────┼────┼──┼─────────┼───────┤│三月十一│第一五四│天水　　│黃鉞│　　　　　　　　　│　　　　　　　││日　　　│天　　　│　　　　│　　│　　　　　　　　　│　　　　　　　│└────┴────┴────┴──┴─────────┴───────┘




　　由此可見，山西並非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而是第十九天後才響應的，已在長沙、西安、九江響應之後，只是第四名。閻錫山“回憶錄”中也說是“決定於九月初八日起義，時為武昌起義後第十九日”〔注二〕。可見孫文所說的“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是錯誤的。
　　孫文是革命元勛，他當然清清楚楚知道武昌起義後各地的響應次序、他當然清清楚楚知道山西不是首先響應的。
　　既然清清楚楚知道，卻還故意說與歷史真相不同的活，除了政治原因外，別無其他解釋。由此可見，對政治人物的話，我們必須求證以後，才能決定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注一〕參看梁上棟《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注二〕據閻錫山“回憶錄”，是“原與孫先生約定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再動”，但“不得已而早動”，是別有原因的。閻錫山說：
　　我沒有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就緊跟著湖北武昌之後，在太原起義，這並不是既定的計劃，而是受了事實的邁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在山西巡撫陸鐘琪於武昌起義後，特召其子亮巨來晉，做緩和革命之計，亮巨與我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但屬泛泛交，主張亦不接近，不過他知道我曾參加同盟會，且是鐵血丈夫圍中人。他到晉翌晨，即訪我談話。一見面就說：”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我當時答覆他說：”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為革命而起義，抑系別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他又說：”我們還可以再觀察幾天，不過我可以和你說。
　　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我笑了一笑說：“這話說得哪裡去了，你來，我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蘭蓀（姚鴻發字）一起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他說：”我通知罷！”
　　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得我實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給河南三千支，隨帶子彈，且已運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標分別開往臨汾與代州，而由巡防部隊接替太原的防務。……
　　閻錫山又說：
　　越數日，首先接到開拔命令的是一標一營，開拔日期為陰歷九月初八日（陽歷十月二十九日）。我得到這個消息後，認為起義的時間不能再緩，即決定於九月初八日起義，時為武昌起義之後十九日。
　　起義的前一天，我派張樹幟同志去一標運動，並吩咐他先運動同志中的下級官和頭目，再影響非同志的下級官和頭目，將下級官和頭目運動好後，以下級宮和頭目帶起軍隊來，逼迫營長，只要他們不障礙，就不可毀傷他們。一面井囑該標見習高冠南糾合同志暗中協助，先從一營人手。因一營奉令於九月初八日出發，出發之營，於出發前一日，方發給四萬粒子彈，二三兩營尚未奉到出發命令，故未領到子彈，聯系的暗號，約定運用好後，即在電話上告我：“債討起。”
　　如運用不好，則告我：“債不能討。”張樹幟同志臨行時，我又告訴他說：“你縱然運用不好，也不可離開一標的隊伍，如二標發動時，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糾合我們的同志帶隊響應。”
　　張樹幟同志走後，我即召集二標中下級軍官同志十一人開會。
　　我首先問他們說：“我們是遵令開拔，還是起義？”大家同聲說：“我們應該起義。”我又問他們說：“一標不同情怎麼樣？騎炮營有沒有辦法？”他們說：“炮兵可以設法，騎兵沒什關系，一標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來！”我說：”好罷！那麼我們等等看，先把二標的動作研究研究！”討論至午夜，一標有電話來，知道運用成功，當時就決定讓他們回去照計劃於翌日早晨開城門動作，一標打撫署前門，二標打撫署後門。開會的同志剛出了我的門，瑞墉之弟瑞祿就攔住大家，拉住排長李執中的手問：“你們開會做什麼來？”機警一點的同志說：“研究開拔的事。”但李執中認為事已敗露，遂跳了井。他們返回來報告我，我很著急，但仍命大家隨時與我保持聯系，照原計劃行動。實則當時官場中對革命的警覺性不夠，他們雖知道我們開會，並未防我們起義。
　　又說：
　　九月初八日（陽歷十月二十九日）天剛亮，我就到二標二營，因將該營管帶瑞墉囚禁之後，須我特為照料。我並告知一二兩標對陸巡撫及其公子暫囚勿傷。兵動後，我督率二標先攻撫署後門之巡防隊，因非攻破巡防隊，不能攻撫署後門，一標向擾署前門進攻時，協統（旅長）譚振德在撫署門前厲聲他說：“你們造反啦！趕緊回去，不究！”我革命軍中有一位楊潛甫同志（楊乃山東曲阜人，亦為同盟會盟友，系盟友趙守鈺任二標三營督隊官（營附）時，經另一且友賈銘甫於介紹召其來晉者，起義前一日晚，一標破釜沉舟的行動，也是他領導起來做的），反激他說：“協統也知道革命的大義麼？如知，指揮我們向前，否則，後退！”譚尚力阻不退，楊潛甫同志乃舉槍將其擊斃，奮勇當前，帶隊衝入撫署，撫署衛兵未做抵抗即紛紛潰散。陸巡撫此時衣冠整齊，立於三堂樓前，陸公於亮臣隨其旁。陸公子說：
　　“你們不要動槍，我們可以商量。”陸巡撫說：“不要，你們照我打罷！”
　　當時因陸巡撫之隨恃有開槍者，遂引起革命軍之槍火，陸巡撫與其公子亮臣均死於亂槍之中。陸巡撫譚協統陸公子與我們的立場雖異，而他們忠勇孝的精神與人格則值得我們敬佩。因為立場是各別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對他們的屍體均禮葬之。
　　又梁上棟《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中記閻錫山對孫文說：
　　“陸巡撫有感革命勢力之威脅，調其子亮臣來晉，對我說：‘山西不要早有舉動，大勢需要贊成革命時，可整個贊成。’但不數日陸巡撫命令山西新軍兩標（相當團），一標開平陽府（臨汾），二標開代州，調巡防隊七營接太原防務。並令黃國梁的一標先開拔，我的二標後開，我認為這是反革命的布置，開拔之日，不得不於一標彈藥到手之後，即冒險發動。”
　　〔注三〕由於孫文對閻錫山有了錯誤的“過獎之辭”，所以閻錫山的左右也就“居之不疑”了。例如《閻伯川先生紀念集》中收有“閻夫人徐竹青女士率家屬祭文”，就有“辛亥八月，義旗首舉。各省響應，清廷退步”的話，顛倒歷史，變本加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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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字伯川，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永和堡的一個地主兼商業貸款者家庭里。閻錫山五歲喪母，寄居舅父家，由外祖母撫養成人。九歲入私塾，１６歲隨父閻書堂（子明）到五台縣城內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商，經手貸款及金融業務。１９００年，閻書堂的錢鋪倒閉，閻錫山隨父躲債流落太原。為了生計，閻錫山曾在裕盛店(客棧)當過店員。
１９０２年，閻錫山參加了山西武備學堂的招生考試，並被錄取。在接受了三年的初步軍事教育後，閻又於１９０４年被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他先後在東京振武學校、弘前步兵第３１聯隊和東京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了五年。

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正值孫文在日本倡導革命。遂由結識而加入中國同盟會。不久，閻錫山又遵照孫文的指示，聯合同盟會中學習軍事的李烈鈞、程潛等２８人成立鐵血丈夫團。辛亥革命時，他們大多是各省起義的主要軍事領導者。１９０７年，閻錫山遵孫文之令，和友趙戴文由東京攜炸彈回山西布置革命工作。到上海時，得知海關檢查極嚴，閻錫山就將趙戴文所攜炸彈集於己身，並對趙說：“如被檢查出來，我一人擔之，你不可承認是與我同行之友。

檢查時，我站前列，你站後列。”趙戴文不解，問：“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閻答：“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易被注視，仍以我站前列為宜。”果然，海關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為嚴格。閻錫山在度過這一難關後對趙說：“事到危難宜放膽，不可畏縮，畏縮易使人懷疑”。

１９０９年，閻錫山從日本畢業返國，初任山西陸軍小學教員，不久又應清庭朝考，得中舉人。回晉後，任山西陸軍第二標教官，翌年任第二標標統。閻錫山一面致力於訓練新軍，培植幹部﹔一面成立“俱樂部”，結交革命黨人，宣傳革命。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各省紛起響應。消息傳到山西後，太原和晉南，晉北的革命黨人積極準備發動起義，山西巡撫陸鐘琦看到這種情勢，大為惶駭，立即調動兵馬加強防備。１０月２５日，陸鐘琦又在太原召集軍政大員會議，決定將分駐各地的巡防隊調集省城，鎮懾太原。將熱心革命士兵比較多的黃國梁部調離太原，以防意外。

這次會議，閻錫山也參加了，了解內情。會後，他立即召集黃國梁、溫壽泉、趙戴文等革命黨人召開秘密會議，研究對策。以時機緊迫，提出兩項辦法：一為遵令調拔，領到子彈後即將軍隊開往韓後嶺，伺機返回太原，舉行起義﹔二為不離開太原，領到子彈後即發動起義。最後決定採取第二項辦法。

１０月２９日（農歷九月初八），太原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攻占巡撫署，擊斃巡撫陸鐘琦，取得勝利。在太原起義成功當天，為籌商大計，推舉領導人，組織領導機構。閻錫山、溫壽泉、張樹幟、姚以價等起義領導人在咨議局舉行了緊急會議，陸軍督練公所總辦姚鴻法等人也應邀參加。會前，同盟會的閻錫山、溫壽泉、張樹幟等曾在閻的標本部開會，商討過都督人選。閻主張選姚鴻法為大都督，理由是：一、姚鴻法原任四十三混成協協統，是原來的直接長官，辦事較方便﹔二、如起義失敗，姚的父親任清庭陸軍部侍郎，事情好緩和。大家一致同意，並推溫壽泉與姚接洽，但姚堅辭不允。溫回報後，大家由主張選閻為大都督。選舉大會由咨議局長梁善濟主持。閻錫山、溫壽泉相繼講話說：“清政黑暗，專制已久，國是日非，民不聊生。現在武漢、西安已經起義，震動全國。良機難得，不可失去，因有這次山西起義”。姚以價在會議上強調他雖不是同盟會員，但是漢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責無旁貸。”演說完畢，就發票選舉都督。選舉中，張樹幟發覺有選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便立持手槍跳到主席台上，將梁善濟擠到身後，大聲號召說：“應當推選閻錫山為大都督，大家一齊舉手！”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粱善濟見勢不佳，從後門離開會場。張樹幟又大聲號召說：“應當推選溫壽泉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過。這樣，閻錫山就當上了山西大都督。

二軟禁馮玉祥

１９２８年４月，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四個集團軍，舉行“二次北伐”，擊敗奉系軍閥。至年底“東北易幟”，實現統一。但“統一”不過是表面上的。蔣、馮、李幾大軍事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很快就因“編遣會議”的召開而表面化、尖銳化，並爆發混戰。

新的軍閥混戰是從蔣桂戰爭開始的。桂系在西征唐生智和二次北伐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成為統一中國的巨大障礙。１９２９年春，蔣介石以桂系擅自免去湖南省主權魯滌平為由，下令討伐桂系。為孤立桂系，蔣介石派人聯絡閻錫山和馮玉祥。３月２９日，閻錫山發表通電，率先響應蔣介石的討伐令。馮玉祥則採取騎牆政策，並欲伺機占領武漢，答應出兵助蔣討桂。沒想到。蔣介石很快就將桂系擊敗，兵不血刃地進入武漢。桂系一除，馮玉祥就成了蔣介石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為了擊敗馮玉祥，蔣介石一面竭力收買馮的部將，一面離間閻馮的關係。

６月７日，蔣介石致電閻退掉了去日本的船票，並將馮玉祥誘至建安村軟禁起來。閻錫山一面誘禁馮玉祥，一面又想讓人“理解”他。７月１日，在致全國編遣委員會的電中閻錫山稱：“馮總司令昨已來晉，錫山若不同行，在馮總司令縱能諒解，不以賣友自利見責﹔其部屬眾多，豈能求其共諒？”他又召集部下開會，再次表示堅決與馮一道出洋。蔣介石看出閻是在演戲，就順水推舟，派出方本仁等人去勸閻錫山不要出洋。閻錫山借機下台，但仍作出為難的樣子說：“犧牲前約，自古所難，然使有裨於國家，無背信義，山非拘泥，亦不必爭此小節。”７月１２日，他又到建安村向馮玉祥努力表白自己暫緩出洋並非本心，而是出於種種苦衷。

馮玉祥豈能看不出其中的把戲。但他不露聲色，而是暗中設法拆散蔣閻聯盟。馮玉祥秘密授意他的部下宋哲元等人，繞過閻錫山，直接向蔣介石靠攏，表示西北軍願意接受中央指揮，要求接濟軍餉。蔣介石看到西北軍已經屈服，認為他的各個擊破的計劃已經實現。便立即決定召開第二次編遣會議，把矛頭對準閻錫山。閻錫山看到他聯蔣壓馮的如意算盤，到頭來卻算到了自己頭上。只好又來個大轉彎，再次聯馮抗蔣。是年中秋之夜，閻到建安村向馮道歉，並提出聯合反蔣。馮玉祥看到拆散蔣、閻聯盟的目的已達。遂向閻表示願捐棄前嫌，合作反蔣。這樣，一場前所未有的新軍閥大混戰在中原大地上展開了。

三“四九”小朝庭

１９３０年４月，閻錫山與馮玉祥、李宗仁等軍事首領和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聯合發動反蔣運動。蔣、閻、馮陳兵百萬在中原展開規模空前的大混戰。史稱“中原大戰”。在發動軍事倒蔣的同時，反蔣派同時籌開擴大會議，在北平組織“國民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角就是閻錫山。

閻、馮、李等軍事首領與汪精衛、陳公博等改組派經多方商議後，決定召開擴大會議。１９３０年４月２日，陳公博攜帶起草的《共同宣言》到太原見閻錫山。宣言要點為：推閻錫山主持軍政，馮玉祥、李宗仁主持軍事，汪精衛主持黨務﹔先行組織擴大中央委員會幹部委員會，推定常委２１人，由委員會產生政治會議。４月６日，趙丕廉代閻電駐北平的鄒魯、謝持、覃振等速來太原，共策進行。２７日，閻錫山召集到達太原的各方代表，交換意見。決定先邀汪精衛等人到北平商榷進行辦法。後經多次討論決定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先發表“聯合宣言”，再發表“發起擴大會議宣言”，於７月１３日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成立了擴大會議，設立中央黨部，由汪精衛負責。

擴大會議成立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會銜，通電全國，發布了聯合宣言，組織了擴大會議辦事處，分別拍發了致各將領，各委員電，並派覃振專往前方慰勞將士。閻錫山、馮玉祥接電後，首先分別向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復了賀電。閻的賀電為：“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公鑒：寒（１４）電奉悉。此次討蔣，為維系黨綱將墜而戰，為解放人民痛苦而戰。主義極明，薄海同憤，我前敵將士，抱無畏之精神，誓剪渠魁，以爭黨國生存，乃其天職。承特派覃委員慰勞，不獨錫山感荷隆情，即全體將士，亦鼓舞不置也。除分電轉知前敵將士竭誠相迎聆訓外，特復。閻錫山參（１６）日”。

８月８日，在中央黨部會議廳召開了擴大會議第一次正式會議，通過了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宣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組織大綱草案、中央政治會議規劃草案，並通過了常務委員會及組織部、宣傳部等各部的組成人員。不久，又召開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大綱，決定另組國民政府。推定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等七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９月５日，擴大會議發出通電，敦促各位員即日赴北平就職。閻錫山遂於７日偕趙戴文等到平。１９３０年（民國１９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時，閻錫山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宣誓就職。誓詞曰：“餘誓以至誠，奠定奉總理遺教，實行本黨三民主義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終不渝。謹誓”。因為閻錫山的就職時間裡有四個“九”，後被人戲稱為“四九”小朝庭。

就職典禮完成後，即將由汪精衛起草的通電簽署拍發，分請唐、馮、張、李等於所在地先行就職。同時，委任前線各路指揮，積極進行軍事部署。但後不久，倒蔣軍事失敗，擴大會議曇花一現便告結束。閻錫山在作了不到一個月的主席後，悄然離去，避往大連。由於山西的軍政領導人都是他的親信，所以閻錫山在大連仍舊搖控山西軍政大權。

四閻錫山與西安事變

“一二九”運動後，抗日救國運動在全國興起，日軍開始侵犯閻錫山的勢力範圍綏遠，並在山西屢造事端，給閻在山西構成極大危脅。鑒於這一形勢，閻錫山開始調整策略，由聯日反共轉向聯共抗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閻錫山讓薄一波等共產黨人和其他抗日人士組成了“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１０月底，他又大力支持傅作義部隊抗擊日偽軍對綏遠的侵略，並取得百靈廟大捷，挫敗了日寇侵略綏遠，妄圖建立“蒙古帝國”的陰謀。

閻錫山還和張學良秘密商討聯共抗日問題，並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取得了共識。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正值綏遠抗戰之際，閻錫山需要國民黨中央政府給他以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國陷入混亂，他以晉綏之力是無法抗擊日本的。而西安事變本身就具有內戰的潛在可能。如果處理不當，馬上就會演成大規模的內戰。環顧國內，舍蔣介石，誰有能力來領導中國的對日戰爭呢？因此，他雖然與蔣介石有過深刻的矛盾，仍改變以前對張、楊的態度，堅決站在國民黨主和派一邊，力促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此時，南京方面與西安方面中斷聯繫。與兩方都有聯繫的閻錫山的舉止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長孔祥熙在收到閻錫山的電報當天，就復電閻，“我公公忠體國，雄鎮邊陲，登高一呼，眾流響應﹔尚祈主張正義，領導群倫，俾抒國難漢卿於公夙致推仰，尚責以大義，動以私情，挽已倒之狂瀾，拯救國家於萬劫。”並賦予閻錫山以營救蔣介石的全權。

張學良雖極不滿閻錫山的所為，但為了顧全大局，促使蔣停止內戰，達到兵諫目的，仍派代表赴晉，向閻錫山詳細陳述西安事變的經過。閻錫山在接見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後，即命秘書電報南京，太原的報紙亦報導張、楊的代表到晉，蔣介石安然無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國人心。閻錫山還準備派出代表赴西安調停張、楊與蔣之間的衝突。並要求張、楊准許他的代表去西安後“能與委座單獨談話”。後因各種原因未能成行。

到１２月２０日，局勢逐漸明朗。一方面，中共代表到達西安，幫助張學良，楊虎城和平解決事變。另外，張、楊也與南京方面建立了聯繫。閻錫山作為調停人的地位逐漸失去意義。

張學良也就不願讓閻錫山享有一份功勞了。２１日，張學良對去接閻的代表李金洲說：“今天不用去了，我決不讓老閻作這一買賣，你擬電報給閻氏，就說今天天氣不佳，不宜飛行，等氣候好轉了再行前往。”閻錫山被蒙在鼓裡，對西安方面的進展毫無所知，２５日，他對傅作義說：擒虎容易縱虎難，自古沒有這種事實，也沒有這種道理。他滿心希望利用這一事變，達到對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當天，閻錫山駐南京的代表趙丕廉以急電向他報告，蔣介石已脫險由陝飛到洛陽。閻錫山半信半疑，雙手插在腰後褲口，不停地踱來踱去。直到蔣介石座機抵南京，趙又以急電報告閻，閻錫山才確信無疑。他閱此電報後。隨即坐在沙發上，好久沒有說話。

五、“存在就是真理"

抗日戰爭爆發後，閻錫山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軍曾積極抗日，在與日軍的激烈作戰中。閻錫山損失慘重，實力大減。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隸屬於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卻在抗戰中日益發展壯大。對八路軍的發展。閻錫山感到不安。為維持其在山西的統治地位。閻錫山同共產黨的磨擦加劇。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閻錫山發動對山西新軍的進攻，史料稱之為“十二月事變”。此舉立即遭到共產黨的大力反擊，中共稱“閻錫山的陰謀不僅沒有得逞，而且威信掃地。”

為了重振隊伍，鞏固實力，閻錫山於１９４０年４月將第二戰區司令部遷往山西隰縣南村坡。由於南村與“難存”同音，閻錫山就把南村坡改為“克難坡”。把戰區司令部駐地稱為“克難城”。這樣，一來表示要在不斷克服困難中存在和發展的決心﹔二來表示“克去難存”便能住下去。他還把１９４０年命名為“克難年”。果真，閻錫山在這裡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戰爭結束。

此時，閻錫山的管轄地只有隰縣、鄉寧等七個完整的縣和臨汾、洪桐等十多個不完整的縣，處境十分艱難。北有共產黨，東有日本人，南有蔣介石六個中央軍，且“人心未定，金融混亂，社會不安，形勢險惡，已達極點。”正如閻錫山所說：“我們的環境，可以說是四面壓迫，打擊我們吃飯穿衣，被人限制我們的交通，使我們一日不得一飽，衣服不能更換。”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學觀點。他說：“所謂真理就是指為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是客觀實際需要的真理。我們的組織是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的。我們主張的是人類謀幸福的道理，所以我們的組織就是代表人類的真理的。因此，我們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國家的、社會的、世界的真理。”他還把這句話的發明權歸於列寧。他說“存在即真理”這句話，是列寧在蘇聯革命時與德國簽訂和約時講的。當時有人反對他割地求和，提出質問，列寧就答以“存在就是真理”一語。由此出發，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則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因此，他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高幹會議討論時事問題時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以存在為目的，先要能存在，採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閻錫山為了他的“存在”而“不惜一切手段”，他一面和共產黨合作，一面又和日本人有聯繫。他曾命令前線部隊“絕對不准對日軍開槍射擊，以致發生衝突，違除對該部隊主管嚴加懲處外，所有消耗彈藥，一概不準報銷，並應負責加倍賠償相應彈藥費。”閻錫山還派人依照他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四項原則，與日軍駐山西第一軍參謀長楠山和漢奸蘇體仁等會晤，要求日方裝備五十個團，拔步槍五萬支，機槍五千挺，重機槍五百挺，同時將晉中十縣政權交給閻方接管。

與此同時，閻錫山還在克難坡舉辦“幹部暑期進步討論會”，後改稱“洪桐訓練班”，將軍隊連級以上和行政小區區長以上二萬多人進行訓練。訓練其間，閻錫山親自授課，使用《論語》警句，試圖証明“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論點。閻錫山逢時際會，統治山西三十八年。其一生擁蔣也反蔣，聯共也反共，抗日也通日。自稱是“在三隻雞蛋上跳舞”。抗戰期間，他曾在一次會議上對他的幹部們說：現在一等聰明的人在共產黨，二等聰明的人投了日本人，在座的諸位是三等聰明的人。”果然，幾年之後，他就被“一等聰明的人”從山西土皇帝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從此再也沒能回到山西。

六、太原五百完人（實為46人）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國共全面內戰爆發。閻錫山的部隊率先和解放軍多次交鋒，敗多勝少。時不過三年，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已芨芨可危。

１９４８年底，太原被解放軍包圍。閻錫山整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閻深知大勢已去，於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９日乘飛機離開太原。離開太原前，閻指定梁化之（早年曾加入共產黨，投閻後一直主管特工系統）、王靖國、孫楚、趙世鈴、吳紹之組成五人組，在太原繼續抵抗。要求他們“與太原共存亡”。解放軍包圍太原後，先採取了圍困瓦解的方針。多次呼吁梁化之等人“走北平的道路”。被拒絕後，解放軍於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晨５時，對太原發動總攻。當天即掃清外圍據點，占領東山，居高臨下，直逼太原。在太原城內的梁化之、王靖國、孫楚等人仍率殘部三萬餘人拒絕投降。２４日晨５時半，解放軍展開最後攻取太原的戰鬥，一千三百門大炮在城牆上轟開了十二個缺口，６時１０分登城成功。解放軍入城部隊將閻軍分割包圍，各個殲滅。１０時，太原城被共軍全部占領。

閻錫山飛離太原時，要他的幹部們，特別是高級幹部們學習“田橫五百壯士”，準備“殺身成仁”，並為他們準備了毒，而責若輩死綏，以致破城之日，屍與溝平，屋無完瓦。晉人莫不恨之。”閻錫山到台灣後，通過行政院拔新台幣２０萬元在台北園山建“招魂塚”，閻題了碑文和祭文。祭文中說梁化之等人“殺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與之兩立，死不與之見面，戰至由巷而院，力盡物竭，而集體自殺而焚其體。”“此生可謂得其結果而無憾矣！”“人生於世，誰能避其死，死其成仁，得其義，勝苟生者多多矣！”閻錫山稱梁化之等人之死“是為人類國家伸正義”。“太原無降者，自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以次，滿城文武官員在城陷之際集體自殺，徹底實現閻錫山的指示：“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產黨相見！”

七.出任行政院長

到１９４８年底，閻錫山深知大勢將去，一方面開始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屬表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間，閻錫山接見幾名外國記者，指著桌上一些裝有毒藥的小瓶說：“我決心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這些小瓶同歸於盡”。他還將一貫道的扶乩生王某請到家中扶乩。扶乩結果是“飛虎隊就要到來。”“太原城有祖師爺保護”。閻則借以穩定軍心。不久，蔣介石要閻錫山放棄太原，速退西安。擔任西北行營主任，負責指揮西北各處重責。幹部由陳納德用飛機接走。軍隊盡量西渡。在放棄太原前，將兵工廠炸毀。但閻不同意這件事，仍然表示要堅決固守太原。與此同時，閻錫山通過在南京的楊愛源向代總統李宗仁和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及陳納德等人聯繫，由他任行政院長，何應欽任國防部長，白崇禧任參謀總長。打算在太原不能保時，飛往南京任行政院長，太原形勢緩和時，仍統治山西。但就在他的安排就要實現時，李宗仁改變了態度，發表由何應欽為行政院長，並請賈景德電閻，告以閻的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長委屈，正籌劃崇高名義。賈景德在電中相告，行政院長既以發表何應欽，當然副院長一席未便曲就，容圖再想辦法。閻接電後，甚為生氣。但因解放軍已迫進城下，乃復電賈景德雲：“為了拯救晉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計，雖副席亦可也。”

隨著太原形勢緊張，閻錫山變得終日心神不定，坐臥不寧。閻錫山平時待人和藹，但此時卻暴躁不安，手裡常拿一根木棍，不論親信和部屬，見人就想打，請示或回答公事的人員，見了就要罵。除了過問郊區的戰況和運輸糧食的飛機情形以外，其他事件，一律不願過問。這種情形，據他周圍的人說，是三十多年從未見過的。

就在部屬不知該怎麼辦時，閻錫山突然於３月２９日下午笑容滿面地召集他們開會。他極其和藹地對秘書長吳紹之說：“你把李代總統的電報念給大家聽聽”。原電為：“和平使節定於月初飛平，黨國大事，待我諸公前來商決，敬請迅速命駕。如需飛機，請即電示，以便迎接，宗仁，儉印”（３月２８日）。電報念完，閻徵求大家意見，談約半小時，有人默不作聲，也有人說：“此次赴京開會，應在南京多住些日子。”閻錫山說：“也許三五天，也許十天八天，等和平談判有了結果，我就回來”。正在這時，梁化之插嘴說：“天氣已經不早了，飛機在機場等候，請早動身吧。”閻不要大家相送，立即起身，乘坐汽車，風馳電掣地由綏靖公署直奔郊外燎溝機場，除梁化之和閻的五妹閻慧卿到飛機場送行外，其餘人員均送到大門口，作了幾十年共事的最後一次死別。

閻到機場後，在解放軍大炮的射擊下，匆匆登機，飛離太原，去往南京。

閻錫山到南京的第二天拜訪了李宗仁，對太原的防守作了匯報。李對他說：“你休息幾天吧，暫時不必回去”。閻也就借此不再提回太原的事了。

四月中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何應欽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中共１月１４日提出的和談八項條件。閻錫山說，條件的實質是難以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後也難以解決問題。他還親赴溪口和蔣介石面商，謂李宗仁進行的和談，決不會成功。到和談破裂時，他願擁蔣再度出山，由他任行政院長，扭轉敗局。南京被共軍佔領後，廣州成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閻錫山也到了廣州，並和ＣＣ系聯合發起成立了“反侵略大同盟”。國家主義派、民社黨也參加其中。該大同盟雖然曇花一現。但卻為閻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時行政院長孫科在內外交困下辭職。李宗仁想讓自己人居正擔任行政院長，組成以桂系為中心的內閣。蔣介石怕不能操縱政府，反對居正出任行政院長，但又不便讓自己的親信來出任。這就給閻錫山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居正一被否決，閻錫山便以守城“名將”的名聲和堅決反共的態度，在ＣＣ系的大力支持下，於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上任後，先飛到台灣見蔣介石，然後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議，發表了組閣名單。以朱家驊為副院長，其餘國防部、財政部等要害部門都未曾變動，還是蔣介石的原班人馬。閻錫山將自己的親信賈景德任命為行政院秘書長，王平為財政部次長，方聞為總務司長。６月１５日他首先提出一個“扭轉時局方案”，規定後方幾省成立“反共救國總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總司令。

７月１日臨終留謎１９５０年３月，蔣介石在台灣再次出任總統。陳誠繼任行政院長。閻錫山從此逐漸退出政治舞台，其職位是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這時的閻錫山，住在陽明山之菁山，深居簡出，很少參加公開活動。這裡原是日本人沒有完工的一個農場。沒有公路，自來水，也沒有電燈電話。閻錫山為躲避炎熱和颱風，打了一個石窯洞，起名“種能洞”，住在這裡，每日埋頭寫作。他先後出版了《世界和平與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哲學和共產黨的錯誤》，《收復大陸與土地問題》，《反共復國的前途》等著作。１９５９年，香港《真報》記者和他談重返大陸的問題，他說：“一旦能配合國際形勢，王師跨海北進，直搗黃龍，毫無問題。諸位別看我閻錫山老態了，真個一旦反攻號響，看吧，我還要請求率領健兒們再打幾個勝仗給國人看看﹔我有信心，生從太原來，我這把老骨頭仍將活著回太原去”。但此時的閻錫山心中明白，他不會再看到生他，養他的故鄉了。就在這次談話後不久。閻錫山於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３日病逝於台北寓所，享年７７歲。病重時，閻錫山對一直看護他的賈景德說：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隨蔣介石回大陸去，而深感遺憾。閻給其親屬留下了六點遺囑：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挽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記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內，每日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

生前，閻錫山還自作挽聯數幅，囑家人在他死後，貼在指定位置。貼在靈前的是：“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筆事功”。橫幕為“朽﹝目真﹞化欲”。貼在檐柱前的為：“擺脫開，擺脫開，沾染上洗乾淨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橫幕為：“努力擺持”。貼在院中的為：“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橫幕為：“公道愛人”。貼在院門上的為：“對在兩間，才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橫幕為“循中蹈對”。中間兩幅較易為人理解。對前後兩幅，憑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說“閻一生喜弄玄機。臨終還留此謎聯，讓人動腦筋”。閻錫山病逝後，成立了以何應欽為首的治喪委員會。委員有於右任、張群、賈景德、唐縱、李石曾、張道蕃、谷正鼎、谷正倫、梁寒操等人。５月２９日入斂，蔣總統親往祭奠，並送一塊“愴懷耆勛”的匾額。隨後葬於陽明山七星山之上。

閻錫山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最混亂的時期。多少風流人物在這個歷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劇。有的人像流星一樣很快就消失了。而閻錫山在清王朝末期、辛亥革命、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及在台灣的最初十年等幾個時期，總是扮演著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功過自有評說，但閻錫山在近代中國政壇上的“不倒翁”形像，為閻的一生及他的時代提供了一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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