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見了李鴻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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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書院   作者：李敖

八十三歲的老國民黨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傳記文學》寫了一篇《中山先生見李鴻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見過李鴻章，則因缺乏資料，難以臆斷。據唐紹儀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見其器字軒昂，其時不過二十許人，即懷有大志，便斷言其必將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並請唐設法介紹見李鴻章。時唐在高麗袁世凱幕府任事，對於北洋有關人物多直接或間接認識，便代為介紹天津海關候補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為之先容。屆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見。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麼名字？中山先生答孫文，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東音，把文字念門音。李鴻章一聽，便說，你官話都不會講，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語，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行至二門，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紹儀來天津，徐秋畦告其與中山先生謁見李鴻章經過，並言以後你不要再請我介紹任何人晉見李中堂了！
　　看了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對自己說：“國民黨又造假歷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這違章歷史拆除大隊的一次成績。


唐紹儀見了孫文嗎？

　　桂崇基是江西貴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教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後任考選委員、國大代表。來台後任東吳大學校長。他因為在國民黨內鬥中，很早就給鬥下來，所以早就過氣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等書之不足，又來這麼一段歷史，有歷史訓練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一核對唐紹儀和孫文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紹儀，廣東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學生，他是其中之一，畢業於那魯大學。
　　光緒初年回國。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得到袁世凱賞識。一八九五年，隨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他隨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他又隨同赴任。後來歷任奉天巡撫、郵傳部大政府內閣總理，後來歷任外交總長等職務，。他雖跟孫文關系不錯，但孫文死後，不容於國民黨南京黨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國民黨以他會被日本人利用做藉口派特務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時八十歲。
　　照桂崇基所說，唐紹儀在香港見到“二十許人”的孫文，孫文“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但按此書寫作年代，該是一八九四年，這年唐紹儀正在北方追隨袁世凱，跑到香港去見比他小七歲的孫文（孫文那年二十九歲），已極可疑，因為當時孫文無籍籍之名，唐紹儀“返回香港”去見他，又所為何來呢？
　　何況，既說唐紹儀“返回香港”見孫文，則孫文本人，必須人在香港，才有見到的可能，無奈這年孫文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廣州做醫生，並且二月起就“以醫務委之於尹文楷，自偕陸皓東自湖南循長江東下，抵上海”（（國父年譜初稿》）
　　了，縱使唐紹儀“返回香港”，也見不到孫文啊！


陳少白回憶

　　一八八二年，孫文十七歲時候就結交了陳少白等，被呼為“四大寇”。陳少白後來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裡，曾有這樣的追憶：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裡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剩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裡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裡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手裡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裡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裡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字陶齋），托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裡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遁臾），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Dr.Legge）翻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為《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知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系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裡一見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廬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所以耍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
　　由於陳少白是孫文的老友，他的回憶，最值得重視。當然他的回憶也須加以考訂。例如他說鄭觀應與孫文的關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牽涉到上李鴻章書的內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鄭觀應影響孫文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為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文，了解西方富強之道。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他做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間，陸續增訂，最後成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為《富國》、五至七卷為《開源》、八至十一卷為《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為《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後還附有英、法、德、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見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文上李鴻章書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的張本。孫文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中山，自不待言了。


國民黨捏造歷史

　　現在再回看陳少白的追憶，便知道上李鴻章書，乃是孫文完稿在上海見過鄭觀應之後，不但不成於廣州，更不成於香港了。既然這樣，又何來桂崇基所說的孫中山在香港向唐紹儀出示上李鴻章書呢？
　　至於桂崇基說孫文因唐紹儀之介，得識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據《國父年譜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孫文“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李鴻章”，“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鄭官應，由其函托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迫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先訪羅，又得徐秋畦為先容，求介見鴻章，先以書進。”則徐秋畦和孫文的搭線，是羅豐祿而非唐紹儀。徐秋畦是李鴻章的幕僚，陳少白回憶中的“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該是指他。桂崇基說徐秋畦帶孫中山見李鴻章的一些細節，雖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無他，以李鴻章的忙、李鴻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會見孫文的！
　　但是，若說李鴻章根本不會見孫文，這對國民黨的附會之徒說來，是認為臉上無光的，所以，他們就開始捏造歷史。
　　胡去非在《孫中山先生傳》（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裡，曾集這種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說：
　　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李謝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為，幸君努力為之，中國前途，唯君等是賴，余必為君後援”雲雲（見時事新報館編《中國革命記革命黨小傳》）。
　　吳稚暉編年系“別傳”雲，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懋辭。此為癸巳二十八歲以前之歷史，即自傳所謂“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灣後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後來也不信這些捏造，他在《總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中，就有“先生見李鴻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卻把這一捏造，花樣翻新起來。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報》登出《中央社特稿》－《萬世風範的國父》，其中說：“在國父演講時曾擔任過記錄的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梁寒操，講了八個有關國父生前的小故事，來紀念國父百年誕辰。”梁寒操講的第一個故事是：
　　國父在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出來行醫，有一次他滿懷愛國報國的熱忱，上書李鴻章，並由唐紹儀陪同，去見李鴻章。當時李鴻章還沒有看完國父所上的書、就老氣橫秋地對國父說：“天下大事困難重重，不是你們年輕人所能夠了解的。”國父辭出後，大為光火，眼睛冒出憤怒的光芒對唐紹儀說：“我起先以為李鴻章很行，現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議他干不了，我自己來干！”
　　梁寒操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也是老廣（廣東人），他帶頭造這種謠，由《中央社特稿》方式發出，自然就愈來愈繪影繪聲了。難怪此後國民黨宣傳媒體上，不但把孫文見李鴻章的電視畫面，弄成李鴻章一派誠惶誠恐模樣，並且干脆就說孫文當時是去“招降李鴻章”了！——國民黨捏造歷史，竟逸出常識，一至於此，國民黨真太目中無人了！
　　梁寒操捏造歷史中，提到孫中山見李鴻章是“由唐紹儀陪同”的，這種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後，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變成唐紹儀是中間人了，而“陪同”的，又換成徐秋畦！當《傳記文學》的編者向桂崇基專函請教出處的時候，桂崇基說：這是“民國二十年左右”唐紹儀親口對他說的！他居然把這段秘史埋在心裡五十多年，真是天曉得他在干什麼啊！


介紹人還有盛宣懷

　　最近，我的教師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出版了，他對孫文這段公案，有了新的資料與解釋，他根據大陸資料，提出了一封鄭觀應給盛宣懷的信，信中說：
　　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有志農桑生殖之要術，欲游歷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洋。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茲欲北游津門，上書傅相（李鴻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為其介（傅其叩謁台端，尚祈進而教之，則同深紉佩矣。
　　再肅者：孫逸仙醫士擬自備資斧，先游泰西各國，學習衣務，藝成爾後返中國，與同志邸資設書院教人；並游歷新疆、瓊州、台灣，招人開墾。囑弟懇我公代求傅相，轉請總署給予游歷泰西各國護照一紙、傅到外國向該國外部發結游學執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請也。
　　吳相湘說：
　　盛宣懷接閱鄭觀應信後，曾致函李鴻章，介紹孫先生往見。孫是否見到李，文獻無征。但多數記載肯定孫李沒有晤面。因當時中日為朝鮮東學黨之亂，兩國正調兵遣將前往三韓。李鴻章忙於這軍國大事，自無暇接見孫。
　　但孫先生在三年以後一論文中指出：“當我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時曾親眼見多。有許多文武官員自全國各地趕來向當時權傾一時的宰相李鴻章晉見，在蒙允晉見之前，無不需與饋贈巨額紅包給他的僚屬。”
　　孫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習，當不會納賄求見。
　　吳相湘說：“孫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習，當不會納賄求見。”以這一理由而不能見李鴻章，是可疑的。因為見李鴻章是大事，孫文識其大者，當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還是孫文當時人微望輕，李鴻章不肯見他而已。


吳相湘的新見解

　　吳相湘在《補注》裡，提出一個孫文上李鴻章書的新說法，他說：
　　孫先生所以如此不憚煩請托，請人作書轉求李鴻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滿清皇朝除選派十五歲左右幼童赴美留學，並另選派福州馬江海軍學堂等校畢業生赴英習海軍以外，根本再沒有其他官費生、自費生赴外國留學（自一八九八年以後，才逐漸有少數人東渡赴日游學，因不需護照）。自然更沒有如民國以來的留學規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費留學生考試，或外國大學給予研究獎學金，甚至出國觀光等都可以申請發給出國護照，經過外國使領館簽證即可啟程。而當時赴歐洲必需護照，尤其美國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華工入境規條後，由國人前往美國非常困難，有時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視作“苦力”（勞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後逐回。孫先生是廣東人熟知這些情形，權衡輕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錢時間冒險遠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國以前盡一切可能設法求取護照，以策安全。
　　當時自費出國求學既無成例。孫先生這一請求完全是借重李鴻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與香港西醫書院關系能致函總署特准這一“破例”或“創例”。能否成功，並不可預料。並且鄭觀應致盛宣懷書中雖言明孫的學歷以及他自備資斧，並無金錢上請求；但自醫士改習農事，無論如何是一轉變。……故孫先生上李鴻章書是深望李“玉成其志”萬不可少的“敲門磚”。
　　因此，吳相湘認為刊、中山“上書李鴻章請發出洋護照，，一點上，才是當時實情。這一立論固非無見，但是孫中山若目的只在“請發出洋護照”，似乎不必這麼麻煩的上萬言書，也與鄭觀應給盛宣懷信中所說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蘊”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護照，盛宣懷的八行書直達李府應該就夠了，盛宣懷“介紹孫先生往見”李鴻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與革命

　　我在《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書裡，曾有專章——
　　《（改良）與（革命）之間）——討論孫文的轉變過程，我說：
　　在這種“參與”的過程裡，孫文不但認識了鄭官應，並且還在鄭官應家裡會到了綽號“長毛狀元”的王韜，王韜還為孫文寫了介紹信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以達成孫文《上李傅相書》的積極效果。但當孫文最後知道“上書請願”的方式走不通以後、當他深切知道“改良主義”的手法達不到以後，他又回歸到革命的路線。
　　我又說：
　　這個分野，也就是從“改良”觀點到“革命”觀，點的分野；這個分野，它的最後爆破點是《上李傅相書》的失敗。
　　關於上書的事、關於這次走改革路線的經過，我們在孫文的自述《倫敦被難記》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說明：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子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因為國利民福計耳。
　　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興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子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爭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雲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雲雲。
　　吾黨於是撫然長嘆，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海陸軍人之腐敗貪贖，平時驕奢淫逸，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在這段話中，孫文原始的改良主義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
　　所謂“和平手段”、所謂“漸進方法”、所謂“請願於朝廷”、所謂“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所謂“政府之或可奮起”、所謂“全體聯名上書”、所謂“和平方法”等話，都是明顯的改良主義的語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與手段。直到這些立意與手段都“無可復施”的時候，才輪到“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今天宣傳孫文革命歷史的人，他們總是把孫文一開始就描繪成一個反對改良的革命派，甚至從幼年就開始“蓄革命之機”了。這是很不了解孫文真正懷抱的說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張本與革命張本

　　我仔細觀察孫文一生的言論，發現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緩進的色彩，始終很濃厚。孫文遠在民國前六年，就演說指出“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用之”（《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之前途《）；在這篇演說後十六年，他同樣他說：“諸君要曉得，革命是不得已而為的事。”（《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說中，他甚至帶著一點似乎“挖苦”的意味，來指出“中國式之革命家”的性質，他說：
　　我即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兩次演說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維新”的意思，與“革命”並無不同。他說：“革命兩字，有許多人聽了，覺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說：“外國革命，有許多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論調，豈不正正都是這個偉大革命家的論調嗎？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孫文不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更是一個偉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種改良的懷抱，才會明白他為什麼要上書李鴻章，為什麼要走上一段改良主義的路線。
　　羅香林在《國父之大學時代》中說：
　　世人以上書文章閩肆，疑非國父自作；或以李氏為滿清重臣，非創導革命之國父所欲合作，疑上書非國父本意。不知國父在西醫書院，子現行科學與政事及衣功論學，研討至精，而國學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習；李氏為當時倡辦洋務人物，且為西醫書院贊助人，與其有醫學教育因緣，觀李氏復西醫書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國父欲試探李氏意志，傅為實行革命張本，非謂欲與滿清政府妥協也。
　　羅香林對懷疑上李鴻章書真偽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說孫文“欲試探李氏意志，俾為實行革命張本”的推論，卻未免牽強。孫文上書無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張本”，原來那個上書的“張本”，事實上該是“改良張本”才對。《倫敦被難記》中自述清吏向他說“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話，也是孫文當時走改良路線的一個有力旁證。


演化眼光

　　羅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醫書院及其在醫術與科學上之貢獻》中說：
　　唯孫先生在該院，除於學校規定課程外，亦兼喜研究農田、輿地與經史諸學。尤嗜於中夜起床讀書，法國革命史與達爾文《物種原始》類專書，最所喜讀。蓋是時適值達爾文逝世後數年，其進化論學說風靡全歐，康德黎博士即首為介紹其學說於香港。孫先生殆為國人研究進化論之最早起者。
　　唯孫先生於科學研究特深、於生理學為最有心得、於進化論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畢業後之經驗，遂能發明“知難行易”之學說，與修正進化論，而引伸其體系，斯則尤屬西醫書院曾獲致其預期成效之明征也。
　　羅香林又說：
　　近人有謂中國人知有進化論，乃自嚴復於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譯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實，孫先生之首治進化論學說，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業西醫書院之時代，較嚴氏譯書時代為早。
　　這些闡發，大體上都是很獨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闡發，我認為羅香林應該做出而沒做出的，則該是：
　　一、達爾文的學說是“演化”的，並沒有中國譯名中“進化”
　　的意味。舊譯“進化論”是不通的，也是以詞害意的。
　　二、孫文受達爾文的影響是不錯的，這從他自述“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即達爾文主義）可得證明。但是達爾文真正影響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還屬小焉者也，並且還待考。真正影響他的，乃是一種對人際看法的“演化眼光”。由於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這種因達爾文而來的影響，對當時深信“演化論”的人，不論是嚴復或孫文，都沒有例外。而介紹“演化論”到中國來的人，從偉大的嚴復以下，他們的最大“孤獨”，也許卻正是感到中國人並沒真正的了解“達爾文之道”！中國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那一套，並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國人近百年來，最多的是魯莽滅裂的所謂“革命家”、“革命英雄”、“終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飯者”。他們“徹底”這個、“極端”那個，整天“革”別人的“命”，可是革來革去，不但沒達到“徹底”“極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連他們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沒達到。雖然這樣，他們卻還日復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復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總還迷信魯莽滅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幾”、妄想“迎頭趕上”、妄想”一次解決”，而其結果，卻永遠是欲速則反遲、想快卻更慢。
　　這些悲劇，追究起來，都是沒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緣故。
　　他們這些人的智慧，比起嚴復和孫文來，真是太遠了、太遠了！


沒有一件可以成立

　　雖然有“演化眼光”的孫文，最後自己從“改良”走向“革命”，並且直革到死，還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嘆，但當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對他曾有“改良”的紀錄，顯然就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再提起了，這就是在孫文在世之年，人們一直不知道他曾上書李鴻章的緣故！他自己絕口不提這件事！
　　直到孫文死後，他生前的一個“敵人”陳垣（援庵，做過輔仁大學校長）以史學家的博聞強記，挖出了這件事。陳垣告訴了另一個博聞強記的史學家顧頜剛，顧頜剛親自去找，終於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廣學會《萬國公報》第六九、七0號上，找到了《廣東香山來稿》的《上李傅相書》！
　　清朝根據祖訓，不設宰相，殿閣大學士都名過其實。但有“大學士”“太子太傅”頭銜的人，都被尊稱做“傅相”。李鴻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學士”頭銜、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頭銜，所以孫中山稱他“李傅相”，這種稱呼，是非常合乎規格的。
　　吳敬恆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歲條下寫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
　　雲雲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雲雲，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郵，必不做此開端。則別傳冒險之說，必系傳聞之誤。
　　吳敬恆這裡所說：“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邪，必不做此開端。”是對的。但必須證明上李鴻章書乃在求見李鴻章之後，這種推論，才能成立。若上書在先，上書且是求見前的先容步驟，這種推論，就大有問題。孫文《上李傅相書》發表於《萬國公報），顯然在正本早就送達以後。他在正本送達後南下，以《廣東香山來稿）方式投書《萬國公報》，顯然又不是桂崇基筆下“大罵李鴻章是官僚”的北上情況。所以，結論是：國民黨繪影繪聲說孫中山見李鴻章的事，從；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沒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寫到這裡，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國民黨還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灣，他們就休想捏造歷史。金錢、槍杆、鎮暴車都在你們手裡，但是歷史絕不在你們手裡，還是放明白點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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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利民

1892年前後，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的孫文常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一起盱衡時局，臧否人物，感時嘆世，被稱為“四大寇”。1894年初的一天，人在香港的陳少白突然收到藥房裡的來信：“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剩十幾塊錢了。”接到信，陳少白馬上趕到廣州，替孫文維持店務。一直到第十六天，孫文才忽然跑了出來，手裡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裡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原來，他是閉門謝客，跑到翠亨村的家裡做文章去的。在《上李傅相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四條“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主張：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關於孫文上書李鴻章最直接的原因。陳少白認為：“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稱為識時務的大員，如果能夠有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其實，孫文上書李鴻章，絕非心血來潮，而是他長期以來蓄積在心底的濟世救國思想和抱負的集中展示。這個上書的腹稿，早在他在雅麗氏醫學校時就已開始醞釀。1890年，他曾經致書香山縣籍退休官僚鄭藻如，稱“留心經濟之學十有余年”，“翹首以期用世”的想法。提出了勸農桑、戒鴉片、興教育三項“實事”，請鄭藻如牽頭提倡，先在本縣試行，然後必有別的地方起而效仿，則可風行天下而利百世，這就是著名的《致鄭藻如書》。之所以要請鄭藻如牽頭，孫文解釋說，是因為自己身輕言微，“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仕版”。如果能夠借助上層人物力量的推動，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未嘗不是一條捷徑，我們從中約略可以窺出孫文日後上書李鴻章的動機。   為了能使上書到達李鴻章之手，孫文可謂絞盡了腦汁。他先找到了已經退休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魏恆非常賞識孫學識和醫道，欣然致書自己的朋友、著名實業家盛宣懷德堂弟盛宙懷，鼎力推薦。
“以醫務委之於尹文楷，自偕陸皓東自湖南循長江東下，抵上海”。1894年2月，孫文在陸皓東的陪同下，離開廣州來到上海。

到上海後，他先是持魏恆的信見到了盛宙懷，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接著，他又找的了自己的同鄉，著名的改良派代表鄭觀應。頗重鄉友的鄭觀應長期在盛宣懷手下辦洋務，兩人交情甚篤。他也修書一封，隆重舉薦這位“少年英俊”的小同鄉：　 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閣下敬肅者：  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有志農桑生殖之要術，欲游歷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洋。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茲欲北游津門，上書傅相（李鴻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為其介（傅其叩謁台端，尚祈進而教之，則同深紉佩矣。再肅者：孫逸仙醫士擬自備資斧，先游泰西各國，學習衣務，藝成爾後返中國，與同志邸資設書院教人；並游歷新疆、瓊州、台灣，招人開墾。囑弟懇我公代求傅相，轉請總署給予游歷泰西各國護照一紙、傅到外國向該國外部發結游學執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請也。　在上海期間，孫文在鄭觀應家裡遇到了中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綽號“長毛狀元”的王韜。他不僅幫助孫文修改潤色了那封上書。而且告訴孫文，自己有個朋友叫羅豐祿，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通過羅的引薦或可以見到李鴻章。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
　《國父年譜初稿》是這樣記載的：一八九四年六月，孫文“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李鴻章”。“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鄭官應，由其函托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迫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先訪羅，又得徐秋畦為先容，求介見鴻章，先以書進。”

盛宙懷和鄭觀應的兩封介紹信給盛宣懷後，盛又在兩信的封套上寫明“孫醫士事”四字備忘並鄭重地保存起來，可知他對這位孫醫士的請托是很重視的。盛宣懷接閱鄭觀應信後，曾致函李鴻章，舉薦孫文。後來，盛宣懷因“鐵路國有”問題弄得聲名狼藉，國人欲殺之而後快。１９１２年１月，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後不久，孫文就托陳蔭明傳話給當時亡命日本的盛宣懷說：“民國於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孫文此語，固然有意鼓勵盛宣懷為財政竭蹶的民國政府籌集軍費之意，但也可以看作是他對盛知遇之恩的回報。

6月25日，孫文和陸皓東抵達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滿樓客棧。第二天，他先是拜訪了羅豐祿和天津海關候補道徐秋畦等，表達上書之意。羅、徐兩人表示願意協助，他們向李鴻章報告了此事，並將上書一並呈上。 孫文先生對這事還是有相當期冀的，正如他那天對友人所言：“這是旱天的一朵烏雲，我不能不預先考慮萬一的可能性”。不成想，正在蘆台督師李鴻章卻以“軍務匆忙”為由婉拒。並且還留下了一句不置可否的話：“打仗完了以後再見”。

費盡了如此這般周折，孫文也沒有得到李鴻章的召見。他“憮然長嘆……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陳少白回憶說，孫文“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了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為泡影。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議定要反抗滿清政府”

  憶及這次上書失敗的原因，孫文分析道“當我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時曾親眼見多。有許多文武官員自全國各地趕來向當時權傾一時的宰相李鴻章晉見，在蒙允晉見之前，無不需與饋贈巨額紅包給他的僚屬。”孫文沒有被李鴻章召見，肯定與沒送紅包無關。因為，孫文既然為了召見在前期做了那麼多工作，打通那麼多關節。斷不會因為這紅包而因小失大、功敗垂成！孫文是個聰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在結果和途徑的抉擇博弈中，他向往的自然是美好的結果。

   上書失敗後，孫文即以“廣東香山來稿”名義將《上李傅相書》發表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廣學會《萬國公報》第六十九、七十號上。這個年輕人的文章，在當時林林總總的改良思想中，並沒有太多的新意。因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上書未果，孫文心灰意冷。10月初，在鄭觀應的幫助下，他達到檀香山，“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1894年的這次上書，是孫文從一個溫情的改良者向激進的革命者轉捩的標志。1894年11月24日，志在推翻清王朝統治的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自此，孫文徹底拋棄了改良的幻想，祭起了革命的大旗！

      如果年輕的孫文上書成功而被委以重任，中國歷史上至多是又增加了一個慵慵無為的官僚，卻少了一個鬥志昂揚的革命者。好在歷史把精彩留給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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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致李鴻章書   上李傅相書（一八九四年六月）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余力，骎骎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裡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勖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後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為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辟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飢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為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為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谷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磽土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飢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馬之勞，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獲，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制之。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如化學精，則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為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為日用之要需，每年入口為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為無用，今可煉為藥品，煉為顏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礬精，煆石以為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衝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裡，此其用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為用較萬物為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尚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谷，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借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制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繅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為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谷，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系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余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荊棘。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為飢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為體恤，不為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為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與商財為表裡。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為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阛阓。辟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廛，求上國之名都以為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為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今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只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先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制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為之焦，舌為之敝，苦心勞慮數十余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勛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眾，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為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盲漸愈。逮乎法釁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為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為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為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發匪，皆乘飢饉之余，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為力尚易，為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游學之余，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迨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群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裡，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采擇施行，天下幸甚。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維垂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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