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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省思】 孫文蔣介石為什麼不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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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書院 作者:李敖

一九二二年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粵軍炮轟孫文的“總統府”前,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秘密會議子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占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為謠傳,不信之。及票午夜十二時後,林秘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統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次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鄉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為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秘書等言:粵軍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

  總統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果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子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當為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秘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出。總統即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為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即命衛隊准備防御。此時,約已三時,林秘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競存果敢作亂,則娥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唯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書等為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為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
  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紀錄。蔣介石說孫文一開始是准備“一死殉國,以謝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國。結果呢,孫文雖然“以文天祥自待”、認為“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均見《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但是他畢竟沒做文天祥,而讓“君主死社稷”專美於前了!
  很巧的是,在蔣介石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後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總統了,他也面臨了一個殉國的機會。據他在《軍人魂》講詞中回憶,經過是這樣的:
  講到這裡,我要告訴你們一個事實。我自從前年徐蚌會戰軍事挫敗之時,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國的決心,來報答我們總理和全國人民付托的重任,盡了我的職責。我這個存心,從來就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本來也就沒有對你們說的必要。但是我們今天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應該有一個最後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來的決心告訴你們。


  當徐蚌戰役失敗之後,我就決定與共匪在京滬線上實行決戰。我當時認為這一次戰爭,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鬥,如果決戰獲勝,使軍事形勢轉危為安,當然是國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敗,南京為首都所在地,我是國家元首,就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嚴令在京滬各地加強工事構築,就是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說是求得我的死所。當時有一班親友、同志,窺見了我這盡職殉國的決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願臨難苟免,因此時時怕我自殺,所以他們時時在暗中提防著。我當時明告他們.現在最希望我自殺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機分子;如果我自殺了,他們就可以達到他們投降賣國的目的。徒使他們逞決一時,於國、於民、於我革命主義,皆無有補益,所以我說此時尚未到應死的時候,亦未到最後的關頭。我絕不自殺,我一定要忍辱負重,與共匪周旋到最後關頭,為死難官兵復仇,為國家、民族除害;只要我們國家、民族還有一寸土地、還有一部軍隊,我一定要在這塊土地上,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再接再厲,百折不回的奮鬥。我這一段話,今天到會的同志中,亦曾經有幾位同志親自聽到的。實在我觀察那時候革命失敗的情形,體念總理“我死則國生”的遺訓,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時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報總理,下對國民。但當時有一部分意志不堅定的動搖分子,聽信共匪挑撥離間的謠言,一定要我去職下野。我在當時不得不離開這我親自建立的首都,和總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時候,你們以為我必悲傷不堪,感想千萬麼?其實我毫無其他遺憾,唯其中內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只有這句話,才可以形容我當時心境悲哀的情緒。我離京以後,國家的形勢當然更加危急,但當時一般將領如果在京滬一帶,仍能體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責任,人人抱定其殺身成仁的決心,拼命作戰,保衛締造艱難的首都,那我們即使失敗,還可以對得起國家和人民。萬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沒有看到敵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無形瓦解,使敵人不放一槍,不損一彈,就占領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喪亡了整個大陸。歷史上軍事的失敗,從來沒有這種可恥可痛的情形!亡國先例雖多,但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悲慘的現像!

  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講話。蔣介石說他自己一開始是准備“以身殉國”、“上報總理,下對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職下野”。結果呢,蔣介石雖然“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但是他畢竟沒死在南京,“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

  上面這兩個故事,今天我們對照讀起來,真未免感到無獨有偶,並且覺得好生奇怪。奇怪國民黨中為什麼總是有這種不爭氣同志,他們在緊要關頭,總是剝奪了他們偉大領袖萬古流芳的機會、總是不讓他們偉大領袖去做文天祥。結果呢,他們偉大領袖一個個都“壽終正寢”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國”、“以身殉國”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思想起來,豈不太美中不足了麼?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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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叛變真相

陳炯明反對孫文一黨專政

2008-09-28 10:40:26 來源: 網易歷史綜合   
陳炯明傾心於聯省自治,支持新文化運動,反對孫中山武力統一集權專政。
1933年9月29日陳炯明去世。
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9日),廣東海豐白町鄉人。粵系軍事將領,中國軍事家,畢業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參加過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黃花崗起義,黃花崗之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未中。1917年幫助孫文打響護法戰爭,對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他在軍事上支持和幫助孫文在廣東的發展。
他在1922年6月第二次護法戰爭期間與孫文政見不合,反對孫文的北伐,主張“聯省自治”。當時粵軍將領鄧鏗被暗殺,有史料聲稱此事和陳炯明有關[1]。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部下葉舉出兵圍攻總統府,並炮轟孫文寓所,意在驅逐孫文離開廣東。孫文轉移到到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並離開廣東。史稱“六一六事變”。1923年1月,陳炯明被擁護孫文的滇、桂與倒戈粵軍聯合組成的西路討賊軍擊敗,率部退守東江。1925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徹底打垮其所部後,逃到香港,創建中國致公黨,任總理,繼續為中國的前途而奔走。後病卒於香港。

其對廣東的主要影響有:
政治上,反對孫文的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廣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導進行,建立立法、行政、財政、審計等機構,推行基層自治,精兵簡政,與民休息。
經濟上,興辦實業,興建公路,扶持民企等。
教育上,建立私立學校,為全國之最;發展公辦教育,實行免費教育;請陳獨秀任省教育長。
社會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絕煙賭,但其效果並不是特別明顯。

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真相
陳炯明於1920年代與孫文因政見分岐而決裂。孫主張「中央集權」,要以武力「北伐」來統一中國;陳主張「聯省自治」,要建立與歐美民主國家相仿的聯邦政制,以和平「南北妥協」的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
國民黨稱陳炯明背叛革命,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欲置孫文於死地。共產黨也指斥他為反動的軍閥。因此陳炯明生平的歷史和他服膺終身的政治主張,今代中國人(包括政治領導者)知道的已不多。

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報導,當時下令炮轟廣州的,其實是孫文,時間是(1922年)6月17日,所謂「炮轟觀音山總統府」是孫中山早得粵軍警告,本人已離府,粵軍要求守軍投降不遂,而開土炮「三響嚇之」。當年中英文報紙都沒有粵軍炮轟總統府的新聞,反倒有孫文以海軍大炮亂轟廣州的大標題,炸死無辜平民過百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都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幾十年來教科書只提陳炯明炮轟觀音山總統府,但無人提孫文炮轟廣州市。

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個單純的「兵變」。不知道真相的人,以為是孫,陳個人間的爭權。在事件發生之前夕,北京總統徐世昌退位,舊國會恢復,南方護法目的已達,北方知識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電請求南方『非常』大總統孫文停止北伐,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前言。粵軍駐廣州部隊通電響應,請求孫文離粵北上,以謀求和平統一中國。

事件發生之時,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孫文炮轟廣州市後,炯明禁止部下妄動,讓孫安全離粵,實救孫一命。日後國民黨捏改史實,以這事件為陳對黨領袖個人的「叛逆」,加上「叛黨叛國」的帽子,而把這事件的前因後果,完全掩蓋起來。從此中國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陳炯明背叛孫文』,而不知道陳炯明曾倡導『聯省自治』,建設廣東為模範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孫文再回粵組織暴力政府,重圖北伐,破壞了南北妥協,和平統一中國的大好機會!

陳炯明的一生反響出中國在20世紀初期追求現代化的重要階段。他於1878年1月13日(清光緒三年丁醜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白町鄉。父親叫「暄」,號「曦庭」,母親楊氏。22歲時與黃雲(娥)女士結婚,夫妻感情融洽,共生五女三男。

1924—1925年間,孫文接納了蘇俄金錢上與軍事上的全力援助,進而「蘇化」了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自此以後,中國便走上了「蘇俄式」的革命路線,這正與「西方民主式」的建國步驟,剛相背馳。當時,炯明的粵軍,也稱為聯治軍,在作戰能力上是沒法與受蘇俄訓練,蘇俄裝備與蘇俄督率的國民黨「國民革命軍」相比的。1925年,粵軍在東江兩戰役中被擊敗了。

粵軍失敗後,炯明退居香港,仍繼續努力以政治辦法來覓求中國之統一。1925年雙十節日,其前身為前清洪門秘密會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舉炯明為總理,雲南的唐繼堯為副總理。1926年初,黨總部由舊金山移至香港,同時推進黨務,伸展於東南亞各地,登記僑胞入黨達十余萬人。致公黨主張建立聯邦制政府為統一中國之原則,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教條,而贊成多黨制的民主政體。

從一個海外華僑最大的秘密會社,改變為有明確民主方針的公開政黨,確是世界歷史上民主運動之一創舉。這也可算是陳炯明晚年時期最顯著的成就。總言之,炯明不是一個空口談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國民黨所誣指為「叛黨叛國」的南方軍閥。他是法政學堂的畢業生,當過清末的省議員,當過革命時期的選鋒(敢死)隊長,當過民初時期的都督,當過二十年代的省長,對於「行政」與「立法」兩權的運用與制衡,「中央」與「地方」政府兩者權限的劃分,不但有理論上政治學識的基礎,而且有實際上運用的經驗。他對民間的艱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認識。

炯明於1933 年病逝於香港。後人有說他“潦倒地死於香港”。這“潦倒”二字是中國封建傳統通俗的說法。吳稚暉在挽陳聯中說:死後“身無長物”是“英雄有價”。炯明去世時是致公黨的總理,繼續為建設共和而努力,是一個“鬥士”,是“暫時失敗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導「聯省自治」,百折不撓,不是為一時權宜之計,而是為謀求建國的永久根基。 1922年與孫中山決裂後,他很沈痛的對愛國學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勛)章炳麟說:
然為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指自治省聯邦制)而後已。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陳炯明 (陳炯明與孫文在1922)
2003-10-30 10:02:51 南方周末 葉曙明
1918年的護法運動,陳炯明率粵軍入駐福建漳州,建設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陳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一般人印像裡,陳炯明是背叛孫文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 1922年6月16日的炮轟總統府,逼得孫文化裝出逃上海。然而,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不是以尊重史實的態度,把歷史事件放在相應的歷史條件下作客觀的考察,還是率由舊章,簡單地用“亂臣賊子”、“犯上”、“弒主”、“逆倫反常”之類封建罪名,作為定讞,實在無助於重新釐正這筆歷史舊賬……

根本分歧
陳炯明於清末廣東法政學堂第一屆畢業後,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是維新運動所培養出來實行立憲的人才。他早年參加同盟會,策劃了廣東獨立。辛亥革命後,他主政廣東,致力於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省,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提倡新文化運動,邀請陳獨秀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長,支持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和報紙,推行地方自治,民選縣長、縣議員。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制,提倡民治。這就未必為國民黨人以至孫文所同意。孫文的理想是成立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領導全國革命,他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裡,人民是“ 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他說:
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陳炯明並不贊成此說,他曾經批評:
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陳炯明所傾心的,是聯省自治。
“五四”運動後,一些文人學者認為,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了,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聯省自治者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北美13州經獨立戰爭脫離英國後,經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歷史。這似乎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選擇。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不僅風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陳炯明對聯省自治尤為心馳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解釋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陳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孫文成立正式政府和選舉總統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孫文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總統選舉
對孫文的主張,陳炯明等人則不以為然:依總統選舉法,總統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須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選舉總統會,現在廣州的舊國會議員才兩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豈不是自毀法律嗎?和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一旦廣東成立正式政府,結局只有一個: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什麼地方自治,什麼建設模範省,統統都變成鏡花水月。
孫文則以為陳炯明的保境息民懷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認准了的目標,便義無反顧地走下去,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此亦所謂“知難行易”也。陳派的人最終拗不過孫文。1921年4月7日,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在這個大綱中,只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也沒有規定政府的組織架構。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均由大總統“乾綱獨斷”。
會議采用記名投票,“以示負責”。結果孫中山得218票,陳炯明得3票,廢票一張。孫文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整個過程僅用了不到兩個小時。
正如陳炯明預料的一樣,孫文當選總統和西征、北伐,僅僅是一件事情的三個環節,它們是緊緊相扣的。
6月,孫文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粵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楔入廣西境內,8月初,進駐南寧。
隨後,孫文派鄒魯到廣西,敦促陳炯明出師援鄂,並由廣東政府接濟軍費400萬元。但陳炯明說,粵桂戰爭花費巨大,能動用的錢差不多都投進去了。他想盡一切辦法,也只能籌到200萬元,還要等北伐軍出發以後才能付出。雙方信使,徒勞往返,無濟於事。孫文親赴南寧,當面向陳炯明曉以大義。結果陳炯明仍然主張先定省憲,以確立民治的基礎;再議國憲,循序漸進地推進統一。他說自己並不反對北伐,只是現在兵疲將憊,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遠征北方。
10月29日,孫文在梧州設大本營,一面派汪精衛回廣州籌餉,一面躬親督師,溯江北上,向桂林前進。他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陳炯明字)共事。我不殺競存,競存必殺我。”(《華字日報》)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之舉。(章太炎:《定威將軍陳君墓志銘》,載《廣州文史資料》第9輯,此事亦經黃大偉本人撰文證實)

鄧鏗之死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之後,1922年2月3日,孫文決計取道湖南,進兵北伐。但由於連年被兵,湖南方面無論是當局還是人民久已厭戰,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開拒絕北伐軍假道。入湘計劃於是告吹。
3月26日,孫文在桂林召開會議,決定班師回粵,改道江西北伐。這時廣州發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負責為北伐軍在後方籌劃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干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然而,從目前的史料看,這種說法大可質疑。據羅香林記述:“公知凶手所自來,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車者駛回省署,告陳公(炯明)暨家人親友以後事。”(羅香林:《革命先烈鄧公仲元傳》)《陳炯明叛國史》也說:“鄧被刺後,抬入總司令部,曾向大眾嘆氣言曰:‘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有問凶手為誰者,鄧又嘆氣,謂:‘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
如果鄧鏗認得凶手與陳炯明有關,他怎麼會在受傷後馬上返回省署(陳炯明辦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陳炯明呢?後來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仲元(鏗)夫人及鄧之介弟聞訊,趕至車站送行,陳與之談話甚久,語及鄧仲元身後時局之狀況,相對泣下。”(《申報》1922年4月30日)可見鄧的親屬都不認為陳炯明是幕後黑手,陳鄧兩家還一直保持著通家之好。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駐穗美、英兩國領事館也認為,刺殺鄧鏗,是孫派國民黨人所為。美國副領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鄧鏗之死,對孫陳間本來就脆弱不堪的關系,可以說是致命一擊。有一種說法是,陳炯明不願全力支援孫文的北伐,孫文為解兵馬糧餉之憂,必欲除之而後快,是以殺陳手下的第一大將,以收殺雞駭猴之效。(汪榮祖:《鄧鏗之死真相探索》,載《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990年2月)
4月9日,孫文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孫文讓廖仲愷轉告陳炯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500萬元的軍費。陳炯明無法接受孫的條件,遂被罷黜。

舉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孫文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大本營內,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轉道北伐,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雙方仍留轉圜余地。
孫文贊成第二種意見,“競存叛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孫文急圖北伐,與北方形勢的發展,不無關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孫文與奉、皖軍閥一直有秘密接洽,結成三角同盟。孫文深感這是聯合奉、皖軍閥,夾擊直系的千載良機,必須立即出兵策應,他已無暇顧及解決陳炯明問題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開戰,僅及一周,奉軍便被吳佩孚擊敗,狼狽退回關外,南北夾擊直系的計劃,化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卻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
5月9日,孫文在韶關大誓三軍,旌麾北指。“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然而,當孫文謀求與奉、皖結盟時,已經把北伐降格為一次普通的軍閥戰爭了。
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布辭職。由於孫文曾一再發表政治宣言,承諾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將同時下野。因此,輿論普遍認為,徐世昌下台後,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終現一線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兩百多位各界名流,聯名致電孫文和廣州非常國會,呼吁孫文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可見這個要求在當時是頗得人心的。

炮轟總統府
駐守在廣西的粵軍,在聽到陳炯明下野的消息後,頓時沸反盈天。5月8日,孫文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20日,他率領六十多營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粵軍雖然打著迎陳復職的旗號,但內部已經開始分化。一派要求陳炯明馬上回省,恢復所有職務,鎮攝大局;另一派則不滿陳炯明對孫文的態度過於軟弱,希望由葉舉來領導粵軍,與孫文徹底決裂,如果陳炯明不同意,就請他出洋,或者繼續留在惠州休養。5月31日,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粵軍內部的分歧:“現在陳之部曲,亦分兩派,一主張陳氏即速回省,則大局立定;一主張陳氏不可造次,俟解決完妥後,始可返省。”
陳炯明則在惠州隱居。各界吁請陳炯明回省的函電,鋪天蓋地,見諸報端;前往勸駕的使者,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甚至連陳獨秀也到了惠州,勸陳炯明不如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地區的革命。
6月1日,孫文率領兩營警衛,從韶關返回被粵軍重重包圍的廣州。6月2日,孫文在總統府設宴招待粵軍將領,竟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應邀前來,只來了幾個中下級軍官。他對那幾個小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孫文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炯明立即到廣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駕。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顯然,他不希望被人誤解。陳炯明曾經說過,一旦粵軍叛孫,則“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他所不願意看見的。
然而,局勢在繼續惡化,6月3日,葉舉宣布廣州戒嚴,大街通衢,遍布崗哨。6月12日,孫文邀請廣州報界出席茶會。他決心通過報紙,向陳炯明攤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粵軍全數退出省城30裡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壓服他。人家說我孫文是車大炮(講大話),但這回大炮更是厲害,不是用實心彈,而是用開花彈,或用八英寸口徑的大炮的毒氣彈,不難於三小時內把他六十余營陳家軍變為泥粉。但殘害六十余營的軍人,且驚動全城的居民,不免過於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們終不罷休。我只望報界諸君,主持正義,十天之內,做足工夫,對於陳家軍,加以糾正。陳家軍若改變態度,即不啻如天之福,萬一無效,就不能不執行我海陸軍大元帥的職權,制裁他們了。(《申報》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在鄭仙祠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文下台。就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止葉舉……信大意說孫文出兵北伐如果能勝固好,如其失敗,我以陸軍部長身份暫將部隊調返東江訓練,做充分准備,到時仍可收拾殘局。陳猛蓀持信送到鄭仙祠。葉舉閱後,當著陳猛蓀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不知軍事,還說:回東江哪裡找吃的?叫陳猛蓀回報陳炯明事情已不容不發……陳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孫前後的陳炯明部隊》)
叛亂終於發生了。6月16日凌晨,粵軍圍攻總統府,孫文登上軍艦,海軍宣布和叛軍開戰。饒是如此,這場叛亂同謀殺還是有點差別,因為葉舉等人並不想致孫文於死地,只想將孫趕出廣東,所以他們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給孫透露了消息,讓他趕快逃跑。他們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請孫文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晨報》,1922年6月4日,並參見袁偉時先生相關分析:《文化專橫與歷史污穢》,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期,2002年6 月29日)
孫文與陳炯明的政治分歧,幾經波瀾起伏,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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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與新文化運動

最近我在寫一部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特定意義上的運動,它的最後一個句點應該劃在哪裡?通常是劃在1919年五四運動,也有人拉長一點,把它劃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但我認為,1922年陳炯明與孫文關系破裂,廣東模範省實驗失敗,是新文化運動終結的一個標志。新文化運動有三個代表性的旗手,第一個梁啟超,第二個是陳獨秀,第三個是陳炯明。許多人都不承認陳炯明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無非是:一、他身在南方,遠離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二、他是軍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學教授。
事實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間,身為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以高漲的熱情,在閩南推行他的政治實驗。積極整訓軍隊,改良幣制,修築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學。創辦《閩星》雜志和《閩星日刊》,提倡社會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並資助孫文、胡漢民等人在上海創辦《建設》雜志。又廣邀新學人士,到漳州討論學術,研究新思潮的發展趨勢,為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實際成果。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炯明密切留意著青島問題的發展。當學生開始走上街頭以後,他親自起草通電,表明支持北京學生的立場。由於粵軍成功地在閩南建立了一塊占地26個縣的地盤,迫使北方政府坐下來談判,陳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國,甚至世界的矚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學發起,閩南聯合會、省二師範、龍溪縣立小學和各校校長、教員、學生、商會會長、農會會長、當地紳商,一萬余人,在漳州召開國民大會。陳炯明到會演說,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議行動,反對在賣國和約上簽字。大會通過三項決議:一、致電巴黎和會及我國專使,爭回青島,廢除“二十一條”及各種密約。二、要求懲辦賣國賊。三、抵制日貨。
6月下旬,和約簽字問題迫在眉睫。陳炯明主張,南方在南北談判桌上,不妨盡量向北方妥協,只要堅持恢復舊國會,維護憲法(臨時約法),不應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會代表,以爭取中國的利益。
在五四運動中,陳炯明的愛國立場是非常鮮明的,態度是非常堅定的,對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抗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民國初年的中國,遍地軍閥,有槍便是草頭王,陳炯明雖然手握兵符,卻傾心於文化事業,堪稱中國唯一的“新文化將軍”,上馬能托著五百支槍與北洋政府作戰,下馬能辦報、辦學、寫詩作文,縱論天下大勢。
廣州曾經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據地。1912年,安那其泰鬥劉師復在廣州建立“晦鳴學舍”,創辦《晦鳴錄》周刊,安那其八條綱領:共產主義;反對軍國主義;工團主義;反對宗教主義;反對家族主義;素食主義;語言統一;萬國大同。陳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義的。
當五四運動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際,陳炯明致書晦鳴學舍舊人,邀請他們全體赴閩,協助他開展新文化運動。一批安那其主義者,在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領下,攜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陳炯明交給他們的工作,就是“辦書局印刷刊行書報”。
1919年12月1日,《閩星》雜志正式創刊,陳炯明親撰發刊詞。他提出一種“全人類社會主義”。
陳炯明宣示《閩星》的宗旨:“我們既然要為世界努力,便當先從改造中國做起,改造中國,又要先從思想界改造起,這就是我們努力世界問題的一個步驟了。閩星社同人見得這個道理,發行半周刊,介紹世界新潮,闡明吾黨主義,幫同社會上同志,為新文化的運動,即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隨著我們在進化線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進,中國是負了一個極重的責任。由是用經營世界的精神,來創造中國的新生命。思想一變,新機大來,前途光明,沒有窮極,這是本報的職務,也是本報的希望。”[1]
陳炯明也贊成革命,但在他看來,革命不僅僅是“拿‘手槍’、‘’去干‘殺人’‘暴動’的勾當”,新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革命,陳炯明說過:“報紙勝過三千毛瑟槍,是有一個價值的。價值大小,不在發行的紙數,而在反響的效果。反響的大小,就是價值的大小了。然而,反響從那裡發生出來呢?第一、要看他的主義,是不是適應社會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傳播,是不是向著多數人的方面。主義不適應社會要求,自然沒有什麼反響,傳播不向著多數人方面,雖有反響,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為惡反響。故此一種報紙發行,須有適應要求的主義,來發揮‘現代精神’,並有符合多數人的傳播,去改造‘群眾思想’,綜合起來,就會發生很大的反響了。”[2]這也可以視作他對新文化運動及《新青年》、《新潮》一類雜志的評價。
陳炯明不但贊成新文化運動的宗旨,而且在閩南付之實踐。一時間,“‘過激派’蔓延到八閩去了”的謠言,甚囂塵上。陳炯明的成績,甚至把北京大學最激進的學生也吸引來參觀,他們到漳州游覽後,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盛贊,漳州所實行的措施,“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甚至把漳州稱為“閩南的俄羅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陳炯明的政治動機:“區內集中全力於教育和生產,從而引導民眾滌除舊染。逐步轉向較合理的生活,而且訓練大家參與實際政治。全國盡管動亂紛紜,希望這一角落,打好一個民主化政治的基礎。一個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對全國沒有不生影響之理。影響所及,民眾抬頭,亂國的軍閥便難立足,這可以說是這裡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對像,簡單說就是民主的破壞者、障礙者;革命的目標,簡單說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經濟。”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誠懇奉勸陳炯明,不如自動把什麼總司令丟進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復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經經干社會工作,其影響於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成見,即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幾個文人的事情,其實,如果論寫文章、論辦雜志、論對新文化的熱忱與推廣、論對科學與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躍於《新青年》的沈尹默、吳虞、易白沙這些人,連陳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沒有,但在史書上,他們一個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干將”,而陳炯明卻只不過是“受到新文化運動感染”的人,無非因為他是軍人,而且最後是與孫文分道揚鑣的軍人。
陳炯明並不認為,只有托起五百支槍去打北京那些敗類,才叫貢獻社會。投資教育,開發智力,為明天培育人才,方為真正的千秋大業。所以,在各項地方建設中,他最注重推行現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報》的記者到漳州采訪陳炯明時,他說:“余以為救中國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種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國民自覺自決,而圖根本之改造不為功。”[4]這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主張,不謀而合,與當時在北方方興未艾的平民教育運動,遙相呼應。
陳炯明有一個宏願,就是廣攬海內外人才,在南方創辦一所現代大學,改變南方教育落後的現狀。當時粵軍駐屯閩南,受到廣州軍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軍閥的壓迫,經濟十分困難,但在這種情況下,陳炯明仍表示粵軍願意節衣縮食,湊集五萬元,作為籌辦西南大學的經費,希望能帶動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發布《振興教育令》,把改良縣教育行政和學校教育,積極辦理義務教育、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列為當務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適與蔣夢麟、陶孟和、王徵、張慰慈、高一涵、李大釗七人,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與此同時,陳炯明也率領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實行粵人治粵。11月2日,陳炯明回到廣州。省議會推舉他為廣東省長。廣東百廢待舉。陳炯明馬上邀請陳獨秀到廣東主持教育。
在驅逐桂系後,廣東迎來了短暫的和平時期。1921年,陳炯明似乎獲得了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
新文化運動在北方歷時數年,轟轟烈烈,但許多人還是搞不懂,所謂“德先生”、“賽先生”,與每天為口奔馳的升鬥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陳炯明卻把他的理想,一點一滴地付諸實踐。他用事實證明了,新文化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對這個混濁的社會,它是一種功效神奇的清潔劑。陳炯明是唯一一個用“新文化”來改造社會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筆墨官司,更令人振奮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內大見成效。
他在廣東禁煙、禁賭,作為建設“模範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們對政府的視聽,煥然一新。
陳炯明在全省92個縣中推行自治,他對報紙描繪他的自治計劃:中國各村自古實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為宗旨。今中國之自治,應先自村莊上施行,依次發展,及於全縣全省與全國。刻廣東已在村上實行分區。自治村中,警察與稅收由人民自辦,將來各縣縣長與省議員亦歸人民自舉,再由議員共舉省長。他省能仿行之,則可達到聯省自治之目的。
陳炯明開始一步一步推進他的計劃,首先設立“經濟調查局”,發展地方實業;各縣都設立了林業事務所,並在廣州設立生絲檢查所及蠶種制造所,以改良絲料出產;又將省政府的實業科改為實業廳,賦予更大的權責,以推動實業。不到一年,廣州市絲廠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資開設農場及罐頭廠;南洋歸僑也在洽談集資開發黃埔港;港、粵、滬商人籌辦資本一千萬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廣東全省總商會。
繼廣州成立市政廳之後,海口、高州、北海、江門、惠陽、汕尾等地的市政廳(局)也紛紛著手籌備,相繼成立。各地拆城牆、修道路、築公園,開展市政建設,干得熱火朝天。經濟建設初見成效,文化建設也同步發展。廣州著手籌辦市政紀念圖書館、第一公園,興辦公共兒童游戲場、公共體育場、美術學校等;舉行美術展覽、體育運動會;安裝馬路電燈;在梅花村、竹絲崗建築新式住宅區,成為廣州的模範新區;飯館、旅店、戲院等公共場所,都要嚴格執行政府頒布的衛生規則;設立新式屠場,由衛生局監督檢查肉類衛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掃街道,疏通溝渠,改造排水系統;舉辦衛生知識展覽,印制宣傳衛生的小冊子,挨家派發。
全國教育會在廣州召開第七屆聯合會,江蘇省代表黃炎培,事後撰寫了一本題為《一歲之廣州市》的小冊子,盛贊在新文化之下的廣州新景像。他歸納出廣州在五個方面的變化:
一、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
二、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33家之多,雖有指斥當局,甚至傾向北洋政府的,也從未加以干涉。
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入旅館賣淫,厲行禁吸鴉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會,一方面勸戒罷工,同時積極推行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
五、衛生行政方面,特聘專門人才,以科學的方法,銳意改革。如對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場,以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的管理,對妓院的檢查和取締。[5]
什麼是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這就是了。陳炯明的種種舉措,在南中國開辟了新文化的一塊實驗田,在舉國上下官僚、軍閥、政客橫行,一團烏煙瘴氣的空氣之中,柳暗花明,生機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如果沒有這塊實驗田,人們也許永遠以為,新文化運動,不過是一班書生的空談。但歷史是公平的,它不會把所有門窗都關死,總會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條小縫隙,讓後人可以看到,原來歷史也有另一種可能性。
這時的廣東,幾乎是新文化運動的最後一個據點,最後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陳獨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實行以合議制的委員會代替舊制的省教育廳。3月8日,教育委員會正式成立。第一任委員長由省長聘請陳獨秀擔任(兼大學預科校長),以後按組織法選舉產生。
陳獨秀主持廣東教育會後,擬定了一份義務教育計劃,從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分期推廣,公立學校實行免費讀書,務求在六年之內,使三百多萬兒童,能夠完全就學。教育委員會還決定籌辦西南大學、市民大學、編譯局、宣講員養成所、貧民教養院、勞動補習學校、通俗圖書館、幼稚園等等社會教育機構。
陳獨秀把《新青年》也搬到了廣州出版。
陳炯明和一般軍閥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對軍治、黨制,提倡民治。這就不為國民黨人以至孫文所同意。孫文把國民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他眼裡,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是保姆。1921年1月12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復會後,孫文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稱:“北京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
段祺瑞昨天才剛剛“再造共和”,孫文今日又要“再造民國”,造來造去,用陳獨秀的話說,“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裡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系,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了”,是“狗的運動”。
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不僅僅是學理上的進化,它是一場“人的運動”,對社會現實,有直接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6]
胡適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說,對中國的現實問題,要一個一個去研究,一個一個去解決,他建議人們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大總統的權限問題,賣淫問題,賣官賣國問題,女子解放問題,男子解放問題。其實這些問題,陳炯明在閩南、在廣東,都一一研究了,並且在實踐中嘗試去解決。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陳獨秀所說的,用人的運動去轟散狗的運動。以新文化運動,去影響和改造這個社會。他成功了,他也失敗了。
他的成功,是新文化運動的成功;他的失敗,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失敗。六一六事變,孫、陳的政治分歧,最終不得不訴諸武力,以悲劇收場。從此,陳炯明便由“革命的馬前卒”,淪為“千古罪人”,而他的“模範省”理想,亦全盤付諸東流矣。新文化運動,由廣東人梁啟超為它開篇啟行,最後也由廣東人陳炯明為它絕筆斷章。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第二期上,刊登了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 16位知識分子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政府立即進行政治改革,改革的最低限度目標是成立一個好政府:
好政府的涵義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政治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
胡適呼吁全體優秀公民都要站起來,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長——北京高師校長李建幼、北京女子高師校長毛邦偉、北京法律專門校長王家駒、俞同奎、北京醫藥專門校長周頌聲、北京農學院院長吳宗植、北京藝術專門校長葉倩——亦公開聲明,支持這份宣言。
後人回顧歷史,當有無盡的感慨,一方面為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所感動,一方面亦為中國文人的通病,扼腕痛惜。陳炯明在廣東正是實行著這個宣言中的主張,正在努力進行政治改革、努力期成一個好政府,卻不見這些知識分子對他施以援手,沒有人參加他的“奮鬥”與“決戰”,只有陳獨秀去幫了他一把,很快也一走了之了,大家眼睜睜看著陳炯明單槍匹馬蓋高樓,眼睜睜看著它樓塌了。
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1] 陳炯明《〈閩星〉發刊詞》。《閩星》第1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2] 陳炯明《〈閩星日刊〉宣言》。上海《民國日報》1920年1月13日。
[3]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三聯書店,1978年版。
[4] 《申報》1919年8月17日。
[5] 黃炎培《一歲之廣州市》。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
[6]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
陳炯明言論選:
則我雖助中山,而粵人不諒我也(1923。6。29報載)
炯明與中山之構和,責任不在炯明,炯明受鄉人托,出維持秩序,絕非受北方命令。炯明秉聯省自治主義而奮鬥,冀實行此主義以救國;中山贊成聯省自治,則我聽其令,若仍效北方軍閥,作武力統一迷夢者,則我雖助中山,而粵人不諒我也。
武裝革命與文裝革命(1923。12)
現在中國革命須分為幾個時期:第一為武裝革命,推倒國內各大軍閥,使其大權旁落於小軍閥之手,實行聯省自治,此為第一期。第二期為文裝革命,使人民組織團體,然後帶領老百姓來打小軍閥。但此時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現在尚屬武裝革命之時期,離第二期之文裝革命尚遠。君品行高潔,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請即來惠城,共商革命大計,勿卻為荷。
挽孫中山聯(1925。3。12後)
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斥國民黨軍財權托於俄人之手(1925。8。31)
【記者問:閣下對於粵局仍極關懷,未審有何高見?】【 答:】余【陳自稱】對粵事自屬注意。惟前此,余亦淡然置之,蓋彼等皆權利是爭之輩,派別分歧,忽離忽合,紛爭之余,終必皆歸消滅,無勞余之顧慮。然照今日情勢而論,實令余難以坐視,彼等以軍權財權托於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袁世凱所不敢承認者,彼等竟自動的讓與俄人。彼等若真講共產主義,猶有可說,所痛心者,專共他人之產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粵省固將斷送,而其影響將及於全國。余為粵人,萬難再忍,且亦責無旁貸。現正與林、洪、葉諸將准備一切,一俟餉械齊集,即當一舉而廓清之。
【 與《申報》記者的談話,申19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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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不准再打炮  李敖

在國民黨欽定歷史裡,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變、就是所謂“陳炯明叛變”。這年六月十六日夜裡,“叛變”
  開始,弟兄們,包圍總統府去!對總統府打炮,孫文狼狽逃亡。十六日.孫文逃上兵艦。據這年九月十八日孫文寫的《致本黨同志述陳變始刺及今後方針書》,經過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軍邏弋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槍支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炮毀粵秀摟,衛士死傷枕籍,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毀,所屬各機關鹹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卒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因會議員悉數放逐,並掠其行李。

  總統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余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為之,例行逆施,乃至於此。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

  目擊省垣罹兵燹是,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困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炮,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發炮後,始還駐黃埔,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為當日決定之計劃,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孫中山“乃命艦隊先發炮”的舉動。

  孫文事後對人說,這一朝岸上發炮,是一種“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種教訓),為了“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幾下子。據蔣中正《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炮教”是“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炮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炮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亂卒不克平。”可見“炮教”“炮教”,於大局無補.只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孫文在永豐艦上與洋記者談話,記者間:“先生允不再炮擊羊城乎?”孫文答稱:“是也。但須附以粵軍不擊予之條件。”可是你“炮教”我也“炮教”,最後海上的終告不支,孫文於八月九日去香港;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號稱粵軍總司令。
  第二年一月,陳炯明被趕走了,二月二十產民孫文重回廣州。三月二十一日,孫文手令傅秉常,要他與英領事交漢的氣概。國民黨對他,能奪帥而不能奪志,一點也沒有法子。
  國民黨雖然對陳炯明個人沒有法子,但卻恨屋及烏,干了一件鮮事,就是把陳炯明當年炮轟孫文的炮,給查封起來了。國民黨在今年二月出版《國父圖像墨跡集珍》,公布了這一查封圖片,並加說明曰:
  此為陳炯明叛變時,襲擊觀音山用炮,事變平息後,被判處封口,以為叛逆者戒。
  原來一座大炮也可以被判刑的,真令我們開個千古之眼界!
  想當年明朝崇偵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今名景山),上吊的那棵樹,後來被清朝順治皇帝看到了,認為一朝英主,樹神乃不之佑,致縊於此,此樹罪不可道!乃令刑部加鐵鏈一條,把樹鎖住,以為吊死皇帝之戒!今天看到了國民黨以青天白日黨徽封住炮口的壯舉,真忍不住要聯想到古代帝王的大腦。——
  國民黨的封建主義,可真萬古常新的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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