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特工是殺害張作霖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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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利民

1928年6月4日，沈陽皇姑屯附近，隨著一聲震天的巨響，“東北王”張作霖一命嗚呼，這就是“皇姑屯事件”。 隨著張作霖的離去，東北局勢發生了重大轉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產生了巨大影響。

         關於“皇姑屯事件”的來龍去脈，《辭海》給出了權威的說明。好在文字不長，茲全文照錄如下：

   日本關東軍謀殺張作霖的事件。奉系軍閥張作霖因未滿足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築路、移民的要求，又不顧日本反對，在葫蘆島建港等，引起日本極大不滿。1928年張作霖與蔣介石作戰失敗，6月3日由北京退回東北。4日晨張的專列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皇姑屯車站鐵橋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成重傷，回沈陽後即死去。

         由此看來，張作霖之死系日本人所為已經蓋棺定論。長期以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鐵證，也成了中國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近年來，一大批民間史學者，也可以稱之為“票友”的崛起，為了無生機的歷史研究注入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脫脫就是他們中間的一位。五年來，他以極大的熱忱，不辭辛勞，艱難奔波，廣泛收集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和解密文件，完成了《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一書。該書以詳盡的資料，縝密的考證，顛覆了傳統的主流觀點，將八十年前這樁驚天大案的真相昭告世人！

（一）未遂的謀殺

         中國東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中、日、俄鼎足而立的特殊地緣政治。在這犬牙交錯的格局中，張作霖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他是日、俄都竭力爭取的對像。在這場博弈中，誰爭取到張作霖就取得了主動。然而，張的親日之舉早已激起了蘇聯的嫉恨。

         1926年8月，蘇聯紅軍軍事情報總局局長別爾金將軍接到了命令：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意見，聯（共）政治局命令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除掉中國滿洲地區的獨裁者、反蘇反共的北洋政府大元帥張作霖。

         經過慎重研究，別爾金決定派境外經驗豐富且通曉中國事務的特工薩爾嫩負責這一行動：“薩爾嫩·克裡斯塔甫同志，我們的黨中央及斯大林同志都認為，中國的大軍閥張作霖是我們在遠東、在中國，乃至在整個東北亞開展蘇維埃革命遇到的最大障礙，也是共產主義運動最危險的敵人。所以，總部決定派你去中國，組織並實施暗殺張作霖的絕密計劃。”

         僅僅過了半個月，一個由薩爾嫩、布爾拉科夫、梅德維傑夫、費拉先科等人組成的特別行動小組成立。

         1926年9月24日，當執行暗殺任務的布爾拉科夫乘坐“東方快車”由蘇聯海參崴進入綏芬河車站時，被早已得到情報的奉系偵緝隊抓獲，暗殺計劃失敗。張作霖僥幸躲過了一劫。

         此舉敗露之後，蘇聯政府立即發表聲明，聲稱布爾拉科夫是白匪，暗殺張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國的蘇聯僑民策劃雲雲，以掩人耳目。

（二）惱怒的蘇聯

         1927年10月15日，張作霖與日本人秘密簽定了《蒙滿新五路協約》，史稱“日張秘約”。根據這個協議，日本政府有權在中國東北境內承建五條鐵路：即敦圖（敦化——圖門江），長大（長春——大賚），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倫），延海（延吉——海林）。

         張作霖深感“這五條鐵路好像插在橫貫滿洲的東滿（中東）鐵路上的五把鋼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志得意滿的日本毫不掩飾修築這五條鐵路的企圖，正如《田中奏折》所言，“是為准備對付新生的蘇俄紅色政權”。

         克裡姆林宮裡的蘇聯人何嘗不明白日本人的良苦用心？他們也曾千方百計地拉攏張作霖，但一向仇視共產勢力的張作霖豈肯就範。

         1927年秋，北伐軍勢如破竹，直逼北京，情急之下，張作霖只得求助於日本以自保。1928年春天，他派心腹於衝漢赴日本斡旋。已經解密的《俄羅斯對外情報綱要》披露了於此次秘密訪問的有關內容：

   1928年張作霖派部下去日本密謀中國東北獨立之事，稱《滿洲獨立密約》。東京方面不反對張作霖的思想，但是要附加日方提出的如下條件：

   1. 將被稱為“獨立滿洲共和國”，其地域範圍應是整個滿洲及內蒙古地區，並受日本政府的保護；

   2. 日本政府把外蒙變成緩衝國；

   3. 新成立的“獨立滿洲共和國”雖不以中國的中央政府為敵，但禁止從事“赤色”宣傳和“赤色”運動；

   4. 新成立的滿洲政府有義務與日本政府共同反對蘇聯政府對東北地區的蠶食和滲透。

         日、張之間的《滿洲獨立密約》雖然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簽定的，但還是被潛伏在哈爾濱的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國外工作處的特工埃廷貢獲得，並搶在於衝漢面呈張作霖之前送到了莫斯科。

         克裡姆林宮被激怒了，他們寢食不安，如坐針氈：《滿洲獨立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威脅到了新生紅色政權的國家利益。除了痛下決心，剪除張作霖之外，他們別無選擇！

（三）周密的謀劃

         在克裡姆林宮的授意下，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蘇聯紅軍軍事情報局開始了秘密的謀劃。時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局長的捷爾任斯基提出了“必須選派大智大勇，一擊必中的同志，完成這項極為特殊的任務”的指導思想。經過縝密考察、慎重考慮，薩爾嫩又被委以重任，有“冷面殺手”之稱的功勛特工埃廷貢和兵器專家型特工、保加利亞人維納羅夫負責具體行動。之所以選擇薩爾嫩領導這次清除行動，是因為他曾參與過謀殺張作霖的行動，在滿洲地區發展了多名中、俄以及其他亞裔特工人員。這樣，在日本占領區實施行動時，就可以成功地把人們的視線引到日本人身上。

         1928年春，薩爾嫩、維納羅夫、埃廷貢等人在哈爾濱會合，組成了特別行動小組。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商人，平時吃住在俄國人列昂尼特·維加德卡開辦的罐頭食品廠。維納羅夫的夫人、女特工麗娜·列別捷娃，以哈爾濱遠東銀行職員的身份為掩護，負責秘密發報工作。

         沒過多久，這些人一下子從哈爾濱消失了，秘密潛入沈陽，開始了清除張作霖的計劃。考慮到張作霖有乘火車回奉天的習慣，特別行動小組決定采取在鐵路上預埋炸藥，在張經過時起爆的方式清除張作霖。為此，特別小組內部進行了分工：炸彈由維納羅夫制備；線路和地點的選擇由埃廷貢負責；薩爾嫩則負責挑選亞裔特工，以及外圍的協助工作。

         安排就緒，他們在蘇聯駐奉天領事館舉行了秘密的宣誓儀式：

   我十分珍惜黨和祖國對我的信任。黨和祖國把我派往為人民利益而鬥爭的最前線的決定，使自己萬分激動，作為黨和祖國的兒子，我甘願犧牲自己，也絕不會暴露秘密，出賣組織。我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證，宣誓：我要求永遠忠於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忠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忠於偉大的蘇聯人民。

         宣誓完畢，他們向莫斯科總部報告：一切准備就緒，隨時可以行動。接到報告後，莫斯科方面隨即命令張作霖身邊的線人不失時機地報告張作霖的行蹤，配合薩爾嫩的行動。

         不久，莫斯科發來了密報：由於北伐軍步步逼近，張作霖正准備撤出北京，返回沈陽老家，並擬實施“滿洲獨立密約”計劃。薩爾嫩隨即回復莫斯科：請總部告知張作霖返回沈陽的具體日期及所乘的交通工具。

         5月30日夜，莫斯科總部發來密電：張作霖擬在6月3日從北京站出發，所乘交通工具為火車，你們要秘密行事。同時提醒他們：在實施清除行動時，一定要把人們對俄視線引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蔣介石集團身上，最好能引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華的相關媒體，做好宣傳引導工作。

         按照莫斯科方面的指示，特別行動小組緊鑼密鼓地開展了准備。維納羅夫在極短的時間內准備了120公斤黃色炸藥，為便於攜帶隱藏，他把這120公斤炸藥分成40個小袋，每個小袋重量僅3公斤，小袋的外面標上“洋灰粉”、“水泥粉”的字樣。

         與此同時，埃廷貢也在選擇線路。經過連續幾天的偵查，他最終選擇了列車必經的經奉鐵路與南滿鐵路交叉處的老道口。主要有以下考慮：

         這裡距離皇姑屯車站很近，而且有一個便於隱蔽放置炸藥的三洞橋。加之兩側路基凹凸不平，更便於遙控引爆並迅速撤退；

         該路段處於日本人管轄區，但平時又不大引起日本人的注意。這樣，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

         這裡屬於居民區，人員成分復雜，便於喬裝進出。

6月2日晚間，薩爾嫩又收到一份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列車將於6月3日凌晨（時間待定）從北京站出發，走京奉路，約在6月4日凌晨（時間待定）到達奉天站。該列車共22節車廂，張所乘坐的車廂為第10節，其明顯標注為藍色的花車。
         6月3日凌晨2時30分整，張作霖的列車從北京車站出發。僅僅過了幾分鐘，薩爾嫩就收到了密電：確認此前密電內容，並告：張作霖所乘之列車已於6月3日凌晨2時30分從北京站出發，預計將於6月4日凌晨3時30分抵達奉天新站。

         收到密電後，埃廷貢立即帶領兩名亞裔特工，於3日子夜前將維納羅夫准備好的40袋炸藥秘密擺放在老道口三洞橋下，然後在夜色掩護下於10米外的路基下隱藏起來，一俟張大帥專列到達便起爆。當時，埃廷貢已經下定了為革命事業而獻身的決心，一旦炸車不成，他將會衝向張作霖將其殺死。

（四）慘烈的爆炸

         張作霖的專車出發後，大帥府保衛處長溫守善就始終不曾離開張作霖半步。專列抵達山海關時，奉天留守司令吳俊升專程在此迎候，並隨車陪同大帥返回奉天。

         列車開出山海關後，張作霖先是和吳俊升等人抽煙聊天，而後又叫來莫德惠等人搓起了麻將，一路平安。

         6月4日凌晨，專列抵達皇姑屯車站，奉天站的官員張景惠、劉尚清等在車站迎接。而張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員則在奉天新車站迎候。

         凌晨5時20分，比預定的時間大約晚了2個小時，專列離開了皇姑屯車站。早已守候多時的埃廷貢引爆了炸藥，隨著一聲巨響，火光衝天，硝煙彌漫，血肉橫飛。

         當人們把渾身是血的張作霖抬進大帥府時，他已經神志恍惚，氣息奄奄。9時40分，一代梟雄氣絕身亡。

現場報告顯示：張作霖專列共20節，被炸車廂在中部，即第9-12節。第9節車廂上部及門窗，均被石塊、枕木所毀，後部尤重，車身向北傾斜，後左輪脫軌。車廂內發現男屍一具，查明系參謀長於國翰的車夫。第10節大包車，是張作霖、吳俊升所乘，車身幾乎全被毀壞，僅剩前門框，後部車輪脫落向右傾斜並有火燒痕跡。在這裡又發現焦屍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飯廳僕役。11節是飯車，破壞最重，所有機輪都已損壞，又遭火焚。車前北方側有女屍一具。第12節為睡車，前部損壞較重，也遭火焚。

         上述情況證明：凶犯們操縱爆炸時間，十分准確地結束了張作霖的生命。

         幸存者溫守善回憶說：

   早晨五六點鐘，張和吳望著熹微的晨光和春綠的莊稼，邊看邊談。正當這節花車穿行老道口前交叉點時，轟隆一聲巨響，煙塵滾滾，砂石紛飛，正好把這節車廂炸碎……張作霖被炸出約三丈遠……張作霖當時沒有死，內傷看不清楚，只見咽喉處有很深的一個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領襟，我用一個大綢子手絹給堵上了。然後由我和張學曾把張作霖抱到趕來的齊思銘的汽車上。看樣子，張非常難受，已神志模糊。當時還能說話，頭一句就問我：“逮住了嗎？”我誆他說：“逮住了。”張問：“哪兒的？”我說：“正在審問呢。”張說：“我到家看看小五。”接著又說：“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了。”很顯然，由於他受傷後嚴重的腦震蕩，神志不清，說的都是囈語。

（五）罪惡的勛章

         在中國國內媒體的配合下，矛頭迅速指向了日本。雖然日本方面百般辯解，但無濟於事。就在日本人遭受抨擊的當口，莫斯科總部悄無聲息地將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功臣”調回國內，試圖永遠封鎖內幕。

         過了幾年，皇姑屯爆炸案塵埃落定之後，蘇聯當局給予了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很高的榮譽：

         薩爾嫩因“忠實地完成了極特殊的使命”被授予蘇聯英雄金質獎章，並獎勵一塊足赤金表；埃廷貢因“極特殊的貢獻”，而被蘇聯政府授予最高獎章：“列寧勛章”；維納羅夫因參與“共產國際特殊使命”，而被保加利亞政府授予“社會主義勞動勛章”。

         1975年，埃廷貢寫給當時的蘇共政治局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的親筆信中，無意中吐露出當年的一些史實：

   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國之前（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執行特殊任務），我被當時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外國部部長特裡利瑟爾同志領到捷爾任斯基同志的辦公室。在那裡，捷爾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國執行特殊使命的決定。之後，他語重心長地向我贈言道：“去做一切對革命有利的事情吧！”

   當時，我就表示：“為了捷爾任斯基的贈言，我甘願到那裡去，獻出自己的生命。”

   事實是：為了蘇聯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利益的需要，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六）無恥的遮掩

         1933年，國聯派出以英國勛爵李頓為首的專家組專程來華調查皇姑屯事件，數月奔波，一無所獲。一句“張氏遇害之責任，迄今無法判明。慘案內幕仍在霧中”便草草收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年1月19日，東京盟軍最高統帥總部發布特別通告，宣布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法庭聲稱，將會再次審理皇姑屯爆炸案，這引起了蘇聯的極大擔心。為了防止追查到真凶，蘇聯國家安全部主動出擊，讓早已成為蘇聯間諜的岡田啟介在關東軍中物色可以為蘇聯開脫的人。

         1946年1月，岡田啟介收到了來自莫斯科的密電：

   請在日本關東軍存活的人員中，尋找心理和精神狀態良好的弟子或屬下，把我們的對對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圖說清，使之同意：該案件系自己勢力所為。具體人員由您來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為其准備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明：該爆炸案是由自己領到並組織實施的。該“坦白者”及“坦白材料”必須經HKB（蘇聯軍情外委會）審核批准後，方能啟用實施。我們的目的，是只追求過程，不追求結果。請相信，在我相關人員的努力之下，該次審理將不會偏差，只要合作人員永不反悔，我們除履行我們的義務外，還會永遠關照他的命運。

         接到莫斯科的密電後，經過一段時間的周密調查和思考，岡田啟介選定了自己任海軍大臣時推薦到日本關東軍任上校參謀的弟子河本大作“擔此重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河本大作的“大日本帝國共榮”的奢夢卻還沒有醒。他一方面將“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的資產全部移交給閻錫山；一方面唆使日本山西派遣軍只向閻錫山的軍隊繳械，而不要向八路軍投降。蔣介石發動內戰後，河本大作又與偽山西省日本顧問城野宏等人相互勾結，發起所謂“在晉日人殘留運動”。組織一部分尚殘留在山西的日軍官兵加入國民黨第二戰區作戰部署，編為暫編獨立第十總隊，直接參加中國內戰。

         中國戰局的發展已令河本感到日暮途窮，接到了恩師的指示，不啻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不假思索就答應了岡田的建議，炮制了《我殺死了張作霖》的供詞。

以下是河本大作的“自白書”：

河本大作“自白書”

         時間：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地點：大連的河本公館
         頁數：二十五頁
         身份：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炸死張作霖的首謀者。

         （內容）：

   “大正十五年（民國十五年）三月我被任命為關東軍高級參謀。等我到了滿洲一看，已經與從前的滿洲大不相同。

   當時的總領事吉田茂到張作霖那裡去談判，張作霖每遇到對己身不利的話頭，就立刻報說牙疼，退席；弄得急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實際上當時東北排日的空氣是比中國其他各地還要濃厚。

   我想，如果長此以往是不可以的，必須在現在想辦法干一下才行。

   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武藤中將以軍司令官的身份來赴任。武藤在昭和二年八月舉行的東方會議席上曾主張‘滿洲問題惟有以武力來解決，別無其他途徑’。而國家的方針也就決定了‘武力解決’。

   在此之前，張作霖在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十二月郭松齡事件發生時失去武力討伐的自信，一度曾想亡命到日本。但危機一過，張作霖既沒到關東軍那裡去道謝，也沒想解決‘土地問題’。

   不但此也，他還僭稱大元帥，立志想將自己的勢力伸展到中國本土……（以下略）

   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五月下旬，關東軍從旅順進入奉天。我軍是七千人，而與此相抗衡的張作霖的軍隊是三十萬人。為了處置這三十萬大軍，是有占領地形上要點的必要的。

   中國軍隊的長官與下屬的關系是有如秘密結社幫會中的頭目與手下人的關系的；只要將頭目干掉，手下人就立刻七零八散。因此獲得一個結論——應該采取手段，除了干掉張作霖以外，沒有其他手段。

   而為了計劃的實施，幾經研究的結果是無論從任何觀點來看，都與滿鐵與京奉（北寧）鐵路的交叉點為唯一最適當的地點。不過，因為滿鐵的列車是在京奉鐵路的上邊通過，想使滿鐵絲毫不受損失而達到目的是很難做到好處的。因此決定安裝上三個‘出軌器’，如果炸車失敗，就使列車出軌，叫‘敢死隊’衝殺進去。

   當時中國方面常常盜用滿鐵擔保的修建洮昂鐵路的資材去修築沈海鐵路，因此，日本方面從那一年的三月前後起，為了防止盜用，堆積起沙囊來。我們就利用那些沙囊，將沙土換了炸藥，等待機會行事。

   後來獲得情報，知道六月一日張作霖要從北平出發回東北。按時間計算，二日夜晚應該抵達已經布置好的地點。可是張作霖的專車在北平到天津之間加速前進，在天津到錦州那一段又將速度降低，又在錦州停留了半日；所以專車抵達皇姑屯較比預定晚了很多，在四日上午五點二十三分才開到布置好炸藥的地點。在此之前，我們老早就在為防止偷竊車貨而建築的瞭望台裡等待，左等不來，右等不來，一時曾經等得不耐煩，大家都要回去。但是張作霖的專車終於來了。我們知道天藍色的客車是張作霖乘坐的，在夜晚很難辨別出來哪是天藍色，好在我們早已安裝好了電燈。

   當張作霖乘坐的那輛客車開到布置好炸藥的地點，我們立刻叫電流通到炸藥上去。炸藥爆發了，在時間上遲誤了一秒鐘，那輛客車在才要走過去的時候被炸，客車的後半部全毀，張作霖被炸死了。

   ……

   在事件發生後，我就從關東軍借調來石原中佐，作自己的助手，從那時起我籌劃‘滿洲事變’的方案。”

         師徒倆像一唱一和，加之蘇聯的做伐，在查無實證的情況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決定不對皇姑屯爆炸案做專門立案處理。

*                                                  *                                                  *

         廣袤的東北，物阜民豐，本來一塊祥和安寧的土地，卻由於北鄰的染指和東瀛的入侵而浸滿了辛酸和苦難。國勢阽危，山河飄零，蒼茫的黑土地在強敵的腳下匍匐，剛烈的關東漢子在異邦的蹂躪下苟延殘喘。白山靜穆，黑水喑嗚，國恨家仇，千秋悲涼！

         其實，像張作霖這樣嘯聚山林、游走江湖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作為個體，張作霖用鮮活的生命回報了生養他的桑梓故土，彰顯了一代梟雄壯懷激烈的凜然大義。然而在關乎國家利益的政治層面，他卻被當作一個玩偶，心懷叵測的異邦可以為所欲為，民族的榮光和國家的尊嚴喪失殆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政治家的對話，不相信眼淚！

         至於言之鑿鑿的“皇姑屯事件”真相是如何認定，又是如何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主流共識，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出於某些目的，政治家可以不擇手段地制造假像，遮蔽本真。但史學者應該依賴史料，更不能缺失最起碼的邏輯判斷和理性分析。

         滔滔過往，逝者如斯。或許，皇姑屯事件原本就如主流史學家所描述的那般？或許，有人在刻意掩蓋些什麼？作為歷史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秉持良知，恪守道義；正視現實，面向未來，則是當代人的歷史責任和道德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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