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選舉與士族

HOLMESLEE

漢代的選舉制度是採察舉為主，有時也會兼採徵辟，而不論是察舉或是徵辟，這都必須依靠地方上對這個人的風評(清議)，如政府要察舉孝廉，那他就調查一下，這個地方有誰是孝子、有誰是廉吏，當然這時就會徵詢一下地方上的意見領袖們(這些人通常是讀者人或地方上的大族，其中掌握鄉黨輿論最知名的例子，莫過於在汝南主持《月旦評》的許靖、許邵(許子將)兩個堂兄弟了)。但是，人總是各有各的小圈圈，所以通常會批評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而標榜自己這一掛的，特別是到了東漢末年，士人們往往彼此標榜，什麼「八及」、「八顧」等並稱，也就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另外，如龐統也被司馬徽稱為「南州士之冠冕」也是一例)。而這種相互推崇，彼此標榜的風氣也導致了察舉出來的孝廉，是子不孝、吏不廉的景況(當時便有「舉孝廉，父別居」一語，說明了察舉制度中的弊病)。到了曹操時，他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況(當然也因為他自己的需要)，提出了用人唯才的「魏武三令」，並且大力整頓朋黨(如殺孔融、魏諷等)，一來鞏固他們曹家的政權，二來也抑制了東漢以來的流弊。然而，曹操的作法無法解決一切問題，於是曹丕改弦更張，與世家大族合作，採行「九品中正」，將鄉里的輿論統一，而將這個評判權授與地方豪紳，給予他們中正官的地位，並賦予他們決定鄉里中士人的中正品(就是個人能力與社會性的綜合評價)，以提供政府任官時的參考。但是這樣的評價很主觀，所以中正官們往往給予強宗大族較高的中正品，從而使得強宗大族逐漸壟斷了政府的重要職務，產生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景況。
事實上，漢代以來，經學教育主要成為門第之學，一些經學大師往往也是地方上的經濟大戶，於是在他們享有知識與經濟的雙重優先權後，加上西漢末年以來，戰亂頻仍(特別到了三國以後更為明顯)，地方豪強往往受鄉人推舉為領導，建立塢、堡、壁、壘以自固，從而使這些豪酋擁有軍事上的優勢，並在這三重力量的支持下，進入政府部門，從而壟斷了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