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戰】～圍困長春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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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慘過所謂南京大屠殺.

三桂有空,請收集中共殺人史,我這邊就有文革的大辛莊慘案,廣西大屠殺,等等.
要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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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爲五十萬左右。

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

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爲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共産黨早已森嚴壁壘。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

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幾種∶一、 強迫逼出，二、組織群衆向我請願，三、 搞擡價政策，收買存糧，逼得群衆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擊護送群衆出境。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但不能打罵群衆，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也要由團負責，但不應爲一般部隊執行，更不能成爲圍城部隊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爲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歲的宋占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産黨“共産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稻草最貴，一斤稻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熱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 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兒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九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八口，父母和六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恹恹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折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餓死的人。死在家裏的不知道，路邊越來越多。我在南關永安橋頭賣大米，身後咕呼一聲，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有收屍隊，一路撿，往車上扔，說“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麽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麽的，後來就那麽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象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熏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爲“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麽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老人說∶

獨八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裏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邊一個人兩大腿都剔光了。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還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時早見不到狗了。

1955年，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對象，向黨交心，說他那時吃過人肉。那還能入黨嗎？

再看看一位網友的文章：

遼沈戰役”之時，長春的守將是鄭洞國。鄭是與孫立人、戴安讕、杜聿明、廖耀湘齊名的抗戰名將。是對中國抗戰立了大功的人，共軍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共軍就利用人海戰術把長春圍了個水泄不通，不放一個人出城。其目的是爲了迫使城中百姓與守軍爭食，造成長春糧盡而降。最後直到滿州全境陷共之後，鄭洞國才被迫出降。說起來，鄭將軍也真是一員骁將，只可惜了我們的長春百姓，平白無故地被餓死了這麽多人。

長春圍城之戰究竟餓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幾種說法。

其一是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說的十五萬。張是共軍。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裏披露太多的實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對共軍名聲不利的資料也肯定是被盡量壓縮了的。所以他書中所說的十五萬不足爲信。

另外７５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他的《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他當時就在圍城之中，有一天忽然聽說城中有一家店鋪在賣熟肉，大家聞訊都蜂擁去搶購。段克文帶人去了那家店鋪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賣的是人肉，當場就把老板拉出來斃了。段克文在書裏說，他當時聽說有個解放軍連長實在看不下去這麽多老百姓被活活餓死，忍無可忍，拔槍自殺。段是被中~共關押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犯”，對中~共當然恨之入骨，釋放後絕不留在國內，第一批就出去了。他當然樂意揚共軍之短，喜歡聽擴大共軍劣迹造成損失的傳聞。所以他的六十五萬說也不足爲信。

日本曾出版過一些滿州回歸者的回憶錄。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後來任日本一家大保險公司總裁的回歸者寫的。當時他在滿州國首都“新京”，即現在的長春。國民黨進城後，共軍把長春包圍了起來。國民黨本想遣送他們這些殘存日本人回國，但長春的交通已被共産黨完全切斷。後來城裏的糧價飛漲，呆在城裏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個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結果城外共産黨軍設置了鐵絲網防線，不讓他們出去。他們身上帶的一點糧食又被中國強盜搶走。他們在長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個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兩個同伴後來都餓死了。他自己最後從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鐵絲網防線，一路討飯來到沈陽，找到日本人遣送團，才得以生還回國。據他說，長春城外到處都是餓死者的屍體，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吃人肉的情景。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二十到三十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爲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竟業精神相對較好，相對比較客觀，所以日本估計的長春圍城餓死二十到三十萬人應該說是比較準的。

如果我們把代表共軍的張正隆中校所說的十五萬和代表國軍的段克文所說的六十五萬兩個向不同方向的誇張值取一個算術平均值，則是四十萬。取一個幾何平均值，則是三十一萬。那麽中國方面國共兩黨的估計值應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之間。日本方面的估計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則三十萬人正好是兩個估計之間的值：日本估計的最高值與中國估計的最低值。這個數字和中國報導出來的南京大屠殺的數值差不多。

長春解圍以後，城中的百姓熟人見面總要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後熟人見面都問“你們家還剩幾口？”一樣。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餓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無法抗拒的自然災害。長春圍城呢？純粹是人爲制造的災害。而餓死的人數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萬人不相上下。

“遼沈戰役”的總指揮是林彪。後來“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專機的安全性能應該是有保障的。然其卻墜機而亡。林彪的這種下場，未使不是其指揮“遼沈戰役”，餓死三十萬長春百姓的報應。那餓死圍城的三十萬冤魂郁結了三十年的沖天怨氣，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殺紀念館，鬥大的“３００００”鑲嵌在高牆上。長春圍城餓死的三十萬人呢？爲什麽不建紀念館？！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長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嗎？

再看小說《大決戰》中的有關章節：

1948年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采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

6月中旬，東北野戰軍進一步明確對長春實施“久困長圍，政治攻勢，經濟鬥爭”的總方針，組成圍城指揮所，由肖勁光任司令，肖華任政委，統一指揮第12縱隊的第34、35師，第6縱隊第18師，獨立第6、7、8、9、10師共八個步兵師及一個炮兵團擔負圍城任務。自6月25日起，對長春正式開始實行久困長圍。以方圓45公裏，縱深25公裏爲範圍劃爲封鎖區，禁止糧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運入長春，禁止人員出城。對有十萬重兵守備堅固設法的大城市實行圍困，在解放軍戰史上還是首次，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鬥爭中摸索總結。解放軍采取軍事包圍、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結合的方針。

最後是一篇網文《新華社爲什麽突然對巴爾幹戰火中阿族平民死亡情況感興趣？》節選：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采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其指揮人員強調，要封鎖一切可供守城國民黨軍使用的生活資料，斷絕城內外人員往來和商業關係。

爲此，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同時還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以制造大量饑民，去爭奪國民黨守軍的糧食。

很清楚，如此圍城，必將造成大量無辜百姓死亡。然而，中共爲達目的，又何惜“誤殺”千萬條生命！下面兩段文字，是從當時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摘去的，從中可見其狀況的慘烈：

(一) 我之對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二)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





[ 本文最後由 jacklf2004 於 07-11-3 12:26 PM 編輯 ]